发布时间 : 星期一 文章论文1中国传统艺术在现代社会（重要）- 副本 - 图文更新完毕开始阅读8a15d92baf45b307e871978d
中国传统艺术在现代社会——以古琴为例 研究报告
吴玉章学院06级 王倩 李江涛 秦瑞
2003年11月7日下午3时30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总部宣布了世界第二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28项，而中国的古琴正名列其中。都道中国古琴的入选可喜可贺，但也不禁引发了我们喜忧参半的思考。一方面入选本身无疑是实实在在的大好事一件，既表明了它的意义和价值，又能有此为锲机引起更广泛的重视和关心；但另一方面，它的入选又不免令人叹息与遗憾，试想曾在上下三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流传，曾影响于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古琴，而今却渐渐淡出我们的生活，成为一种“遗产”，难道不值得我们扼腕和反思么？对于古代的传统艺术是任其中断还是保留发扬，是留其“物”还是留其“神”，在现代社会又该如何适时有效地传播发扬？种种疑问带领我们开始了本次研究之旅。
一、 丝桐合为琴，中有太古声——古琴艺术渊源与流传
（一）、关于称谓
在中国古代社会漫长的历史中，“琴、棋、书、画”历来被视为文人雅士修养性的必修之课，这里的“琴”既是指古琴，而“古琴”是近代以来人们可能出于为了便于区分越来越多的琴类以及使其特殊化复古化而渐渐惯于用“古琴”这一称谓，即便如此，在单单提到“琴”时，常常指的也就是古琴。
古琴又多称“七弦琴”，因其多为七根弦而名。此外，由于用材、形制特点、典故等原因又产生了很多别名，例如：“玉琴”、“素琴”、“幽琴”、“宝琴”“枯琴”、“绿绮”、“丝桐”、“焦尾”、“焦桐”、“老桐”、“孤桐”、“爨桐”、“雅琴”、“舜琴”“瑶琴”、等。
（二）、源
作为中国最古老且富有民族色彩的弹拨乐器，古琴它到底有多“古”，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传说原始时代就创造了最初的古琴，但关于是谁如何所创却众说不一。
1、“伏羲制琴”“神农制琴”说
持这一观点的多举汉代琴家桓谭《新论》中这样一段话作文献证明：
神农氏继而王天下，亦上观法于天，下取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削桐为琴，绳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人之和焉。
以桓谭的观点认为琴最产生于伏羲帝，他通过观察天文、地理、自身与外物，以桐木绳丝制作出琴，且其职能是通神明，合天人。另外，此观点还多举伏羲与琴的诸多联系加以佐证，其中最为显见的是伏羲——龙（凤）——古琴这样的联系。首先是伏羲将中原各部落的图腾复合成龙的形象，并作为华夏族的图腾，代代相传，以致后来有“龙的传人”这一说法。且传伏羲的太昊父系龙图腾，而母系为凤图腾，故而他有了龙凤兼具的形象。然后，举证古琴与龙凤深刻的渊源和联系，不管是其“龙池”“凤沼”的结构体制，还是“龙翔操”“凤翔千仞”等常见琴曲名，或是历代文人琴家在古琴评论中频繁出现的龙凤形象，力图说明古琴与龙（凤）之关联，最后，以龙凤为中介，建立起伏羲与古琴之系连。
2黄帝说、尧帝说
把古琴的创立归于黄帝和尧帝的都有人在，但这两种说法传说性质太强，具体证据不足，与之相关的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尧乃赐舜絺衣与琴，为筑仓廪，与牛羊”和“舜尧二女，与琴，象取之。”但大多语焉不详，缺乏进一步论证，不是没有古人将重要发明创造一味归功于伟大人物的嫌疑。
3“舜作五弦琴”说
这一传说将虞舜最为古琴的创始人，举文献：《礼记·乐记》：“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 《文选·琴赋序》李善注：《尸子》曰：“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南风之薰兮，以解吾人之愠。是舜歌也。”并有收录在清代文人沈德潜《古诗源》的《南风歌》，歌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记述了虞舜弹琴的事件。所举推舜帝创古琴，且以此为教化工具而使天下治，也率先给古琴赋予乐教的政治功能。
易存国先生在《太音希声——中国古琴文化》中认为高温中传说最有说服力的便是舜帝说。他不仅举出文献史料政明，更进一步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现实情况，以我国约于虞舜时期开始养蚕，而琴弦多由坚韧的蚕丝制成等细节原因加以证明。
虽说以上将古琴创制归功于三皇五帝的传说不可实信，无论如何至少
可知其历史甚为悠远，它的历史意义完全可追溯到伏羲，但作为一种后世的器具之琴的历史发端，却应该谨慎论证，严谨定位，较为妥当的方法是从其具有基本形制时算起。
（三）、流
“三代”之后，由周代承接了远古的“乐教”传统，周公“制礼作
乐”，使“乐教”更为严谨和系统，而古琴当然成为礼乐教化中重要的环节、内容与工具。西周时期古琴已广为流传，并与瑟、鼓等乐器在祭祀时演奏。《诗经·关雎》有“窈窕淑女，琴瑟友之”，《诗经·小雅》也有：“琴瑟击鼓，以御田祖”等记载。
春秋战国时期，琴的演奏形式以独奏为主，而此时的乐队则多以打
击乐器和管乐器为主奏，弹拨乐器的发展仍是初级阶段，在乐队中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但由于中华琴文化传统早已深入文人之心，在士人圈里还是形成了“士无故不彻琴瑟”的繁盛局面。
汉魏六朝是古琴艺术发展的重要时期，至汉代，古琴的形制基本确定，由不定弦基本定为七弦，出现较为完善的共鸣箱和标志音位的琴徽，还有大量的器乐曲、琴赋、琴赞、琴论等问世。东汉蔡邕用从火中救出的一段上好的桐材制成名琴“焦尾”，与周代名琴“号中”、楚庄王名琴“绕梁”和司马相如的名琴“绿绮”合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名琴。《搜神记》有“吴人有烧桐以爨者，蔡邕闻其爆声曰：‘此良桐也，因請之，削以为琴，而烧不尽，因名燋尾琴，有殊聲焉。’”记载了这段古琴佳话。魏晋六朝时期，更是出现了杜夔、傅弦、阮籍、嵇康、刘琨、陶弘陶渊明等一大批琴史上显赫人物，其中尤以嵇康闻名，不仅著有《琴赋》，创琴曲“嵇氏四弄”《长清》、《短清》、《长侧》、《短侧》，更以一曲《广陵散》而名留后世。
隋唐之际，由于建立了强大的国家政权，政通人和的好局面为古琴发展带来了大好时机。尤其唐代是古琴艺术的鼎盛时期，由于经济的繁荣，社会的稳定，古琴艺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突破传统形式体裁，有着小调、操弄、琴歌和杂曲等多种形式。唐朝还形成了“沈家声”、“祝家声”等明确的琴派，且琴人众多，更有往往为正史琴家所忽视的李季兰、薛涛等一批乐伎为琴乐发展做出贡献。这个时期古琴的全面勃兴对后世古琴音乐的继承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宋、元时期的古琴音乐发展显著，琴坛上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宋代虽政治迂腐、军事羸弱，但文化却相当繁荣，出现了第一部琴史（朱长文《琴史》）以及中华琴学上的一朵奇葩——琴僧系统。此时又一显著特点即是由宫廷向民间蔓延，并大量吸收民间音乐的精华，使之有机地结合，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明、清时期，是琴论著述和古琴流派勃发的重要时期。由于地理环境、文化
习俗、师承渊源以及所据传谱地差异，以地方色彩为主要特征的流派相继产生，并均有一定数量的代表作品，为以后各流派的发展起到了传承的作用。
中华民国时期，琴人杨宗稷（《琴学丛书》）周庆云（《琴史补》、《琴史序》《琴书存目》）等为古琴研究做出了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琴坛也曾一度繁盛过，“四雄并起”（楂阜西、管平湖、吴景略、张子谦），南刘北管（刘少椿、管平湖）等著名琴家各分秋色于一时。只可惜后来由于一些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干扰，琴学发展受滞，更在“破四旧”运动中大受创伤，逐渐凋敝，以致沦为“遗产”，成为需要被保护的对象。
改革开放以来，活泼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古琴也找到了新的发展契机，围绕它所展开的一系列琴会成立、主题会议等活动，为这一传统文化赢得了一丝黎明的曙光，也让我们有了期待和希望的信心。
二、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古琴文化探寻
三千多年的漫长历史里，古琴沉淀了太多民族气质和精神，它们蕴含在一曲曲旷世绝唱之中，传承在一代代古琴名家身上，飞扬在一个个古琴传说佳话里，伯牙挥手，子期听音，高山流水的传说凝固了最古老的民族记忆；起坐鸣琴，独对永夜，阮籍调寄七弦的形象定格了中国士人的儒雅蕴藉，以及那一片亘古的寂寞深情。古琴，是中国文化的符码，“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它的涵义早已超越了那琮铮流淌的天籁之音， 可以说，不只在大家熟知的周公“制礼作乐”之后，古琴才有了文化符号内涵，其实早在更远的往往被遗忘忽视的原始时代，古琴就不仅仅只是“器”，它有着深厚而丰富的文化内涵。
（一） 五音六律十三徽，龙吟鹤想思庖羲——早期古琴与中国原始文化 前面已提到过关于古琴产生的种种传说虽然各异，但都不约而同地将这一殊荣归在先贤三皇五帝名下，且多伴有如“通神明之德，合天人之和”的神秘力量渲染，加之将古琴构型与龙凤图腾联系起来，体现着原始人民的神话崇拜和图腾文化，也留给后世无限遐想的空间。
此外，琴最早其实就是作为一种法器，与巫术密切相连。当代著名琴家葛翰聪更提出了“琴与巫一体化”， 认同琴与巫存在的直接而神秘的血缘关系。瓠芭鼓瑟而大鱼浮，师旷弹琴而龙马至，种种天地异象似乎极力将我们拉向一个论点，即古琴有着神秘的无边力量，而这种力量与当时看来与能沟通人神的巫的力量是相通的。巫术在科学至上的今天看来无疑是落后而野蛮的，但在最初，巫却是文明与智慧的代表，他们能知晓前世今生，连通人神世界，拥有难以解释的力量。而巫又是通过什么发挥这样的力量的呢？祁神仪式上的歌舞以被大家熟知，但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