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五 文章中国古代文学的目的和意义更新完毕开始阅读8abedca027284b73f3425070
何草不黄、伯兮、氓等都是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结合的优秀诗篇，它们反映现实、关注社会政治与道德、批判统治阶层中的腐败现象，具有显著的政治道德色彩。《诗经》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称作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代的中国诗歌乃至其他文学样式的创作。后世的诗文革新往往推举风雅精神为旗帜，如陈子昂、李白（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杜甫（别裁伪体亲风雅）、白居易（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宋代理学家将自己的诗作称为濂洛风雅。
2．以抒情言志为主流，奠定了中国诗歌乃至文学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抒情言志诗成为的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诗经》的抒情诗在表现个人感情时总体上比较克制因而显得平和。象《相鼠》、《巷伯》这样态度激烈的诗歌很少。大多“发乎情而止乎礼”，委婉曲折，细致隽永，表现出含蓄蕴籍的特征。 3．
《诗经》的形式
基本句式以四言为主，间或有二言至九言的各种句式。四言为二节拍，节奏感强，韵律整齐。《诗经》韵律和美，“动乎天机，不费雕刻”，在自然和谐的音声中形成诗歌的初步韵律，为后世所取法。有首句次句连用韵，隔三句而于第四句用韵，如《关雎》首章；有一起即隔句用韵，如《卷耳》；有通篇用韵，如《考槃》、《月出》。
篇章结构上用重章叠句。重章，整篇中用同一诗章，只变换少数几个词，来表现动作的进程和情感变化。如《周南·芣苢》。参P75叠句，在不同诗章中叠用相同诗句，如《豳风·东山》；或在同一诗章中叠用相同获相近诗句，如《周南·汉广》。重章叠句使诗歌可以围绕同一旋律反复吟唱，回环往复，在意义表达和修辞上有很好效果。
为了增加诗歌音律和修辞美，《诗经》还采用双声叠韵的连绵词和叠字等形式，表达细致曲折的感情和自然界美丽的形象，使诗歌在吟咏演唱时音节舒缓悠扬。参P76如《关雎》，关关是叠字，窈窕是叠韵，参差是双声；《卷耳》中，采采是叠字，顷筐、高岗、玄黄是双声，崔嵬、虺隤是叠韵。
《诗经》语言形式形象生动，丰富多彩，以少总多，情貌无遗。国风对语气助词的驱遣妙用更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
这些修辞手法的运用使《诗经》语言的表现力极强。刘勰《文心雕龙·物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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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物之际，沉吟 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婉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洒洒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皎日嘒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 4．《诗经》的表现手法：赋、比、兴
所谓赋，用朱熹《诗集传》解释即“敷陈其事而直言之”，即铺陈直叙，诗人将思想感情及其有关事物平铺直叙表达出来，包括一般陈述和铺排。如《七月》用铺排手法叙述农夫一年十二月的生活，大小雅中的史诗多用铺陈。
比，“以彼物比此物”，即比方比喻。如《豳风·鸱鸮》、《魏风·硕鼠》、《小雅·鹤鸣》等通篇用比体表达感情。诗中部分用比喻的，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比喻爱情的盛衰；《硕人》用柔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
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触物兴词，由于客观事物的触发而引起诗人情感的波动，大多为诗歌发端。兴是《诗经》中独特的手法，其运用比较复杂。兴本义为起，即发端，用于诗的开头，与下文并无意义关联，如《秦风·晨风》“鴥彼晨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小雅·鸳鸯》“鸳鸯在梁，戢其左翼，君子万年，宜其遐福”，前两句与后两句之间并无意义联系。只是在开头协调音韵，引起下文。这种起兴是《诗经》中比较简单的兴句。而大量兴句则兼有比喻、象征、烘托的实在意义。如《关雎》开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桃夭》开头“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春天桃花开放的美丽氛围，既是写实，又喻新娘美貌，同时烘托婚礼的热烈气氛。总之，《诗经》中的兴，很多都是含有喻义、引起联想的画面。兴中有比，比中有兴。所以后世往往比兴合称，用来指通过联想想象寄寓思想感情于形象之中的创作手法。
兴与比的区别在于：兴多在发端，总在所咏之物的前面，极少在篇中；比是以彼物比此物，兴含比义时，可以反衬；兴是先见一种景物触动心中之事或思感，比则先有本事或思感，然后找一事物作比喻，如“有女如玉”；比可以是局部的，如手如柔荑，肤若凝脂，兴为全章烘托主题、渲染气氛，如《关雎》开始起兴即烘托出君子求淑女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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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中运用赋比兴三种手法，共同创造艺术形象、抒发情感，有的作品已达到情景交融、物我相谐的艺术境界，对后世诗歌意境的创造有直接的启发。如《秦风·蒹葭》。《诗经》的表现手法为后代作家提供了学习典范。汉赋中铺陈的大量运用，乐府叙事诗中的铺陈，后代小说的铺陈等无不导源于《诗经》。而比兴作为中国诗歌的形象思维或有所寄托的艺术表现形式，为后人广泛继承和发挥，如屈原香草美人的比喻，汉乐府、古诗以及后代富于兴象、兴寄作品的大量出现等。比兴手法的运用形成我国古典诗歌含蓄蕴籍、韵味无穷的艺术特点。
郑玄《周礼》大师注：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
郑众：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
刘勰《文心雕龙〃比兴》：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
钟嵘《诗品序》：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
第三章 先秦历史散文
先秦历史散文是古代史官文化的产物。最早的记事文字是甲骨卜辞、殷商青铜器铭文，商周时期出现的《尚书》与《春秋》提供了记言记事的不同体例。《左传》、《国语》《战国策》的出现则标志着古代散文叙事文的成熟，开启了我国叙事文学的传统。
先秦历史散文作为历史著作，原来有记言记事之分。周代以前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尚书》以记言为主，《春秋》以记事为主，后来记言记事的区分逐渐模糊，如《左传》虽以记事为主，记言也不少。《战国策》以策士言论为主，但也记载了许多事迹。
第一节 《尚书》与《春秋》
《尚书》意为“上古之书”，是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上古事迹作品的汇编。春秋战国时期称《书》，汉代以后才称《尚书》。儒家尊之为经典，称《书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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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类分：典（常也，经也）、谟（谋也）、训、诰（上告下，告诫）、誓（表决心）、命（帝王对臣子的命令）等。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某些篇章如《无逸》、《秦誓》等，较富于文学性。
《虞书》《夏书》记载尧舜禹时代的传说，并非虞夏时所作，乃后世追述之作。《商书》是商朝史官所记的誓、命、训、诰等文字，其中《盘庚》记载了盘庚迁都时对臣民的训辞，文辞古奥艰涩难懂，然情感充沛，比喻生动，具有形象性。如：“非予自荒兹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观火，予亦炪谋，作乃逸。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告诫臣下不可煽动民心反对迁都，说那样会“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弄得不可收拾。比喻贴切生动。
《周书》包括周初到春秋前期的文献，主要是誓与诰两种文体，记载周公言论最多。其中《牧誓》是武王伐纣时的誓师之词，《多士》是周公以王命训告殷遗民之词，《无逸》是周公告诫成王不要贪图享受之词。这些作品叙事清晰，而且能表达出人物的情感口吻。作于春秋前期的《秦誓》是秦穆公伐晋失败后的悔过自责之词，表达了愧悔沉痛的感情，文字流畅，相当传神。
总之，由于年代久远，《尚书》以文辞古奥感情质朴为特征，韩愈称之“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情感质朴自信，极有力度。其文受到很高推崇，汉代《尚书大传》引子夏语谓之“昭昭如日月之代明，离离若参辰之错行”。
《春秋》原是先秦时代各国史书的通称，后来仅有鲁国《春秋》传世，便成为专称。鲁国《春秋》原为鲁国史官编写，后来经过孔子整理修订，赋予“微言大义”，成为儒家的重要经典。《孟子·滕文公》：“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为春秋乎！”
《春秋》是我国编年体史书之祖，以鲁国十二公为序，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迄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242年间的历史。它是纲目式叙述，按时间顺序编排历史事件，“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文句简短，记事简略，几乎没有描写成分，但语言谨严精练。如隐公元年载“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都有，但事件因果过程人物行为性格等则无从知晓。又如僖公“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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