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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意识形态》对我国当前意识形态建设的积极意义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传统意识形态、创立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和方法论的重要文本，其中包含着内容丰富的意识形态理论。其中，“实证科学”对传统意识形态的消解，意识形态属性的历史理解，以及未来社会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的现实阐释等内容，对于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本文尝试结合当前有关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热点问题，重新解读《德意志意识形态》相关论述，以求深化相关讨论。
一 “实证科学”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应有之义，但是我们在理解其具体路径的时候，往往只停留在一般的理论抽象层面，存在一定程度的思辨化倾向。从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理论阐释来看，解构传统意识形态的思辨倾向恰恰是其主要任务，因此，当我们抽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内涵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偏离其基本精神了。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符合历史现实的理论，应该“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以往的意识形态之所以要受到严厉的批判，正是因为它不是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自己的理论形式，而是把关于实践的“想象”、“观念”看作现实中起支配和决定力量。这样做的结果是，法国人和英国人还抱着一丝政治幻想，德国人却在“纯粹精神”的领域中兜圈子，把宗教幻想推崇为历史的动力。德国人所建构的“神的王国”不过是历史过程的虚幻编纂而已，它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关系的意识形式，因此，“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始创的历史理论在特性上就区别于当时的德国意识形态，在把握历史规律的理论维度赋予自身以“实证科学”属性：“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显然，这里所言说的“实证科学”指向的是历史规律的揭示，于是，德国人的意识形态被新的关于现实的描述所替代，这种现实的描述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而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虽然新的历史理论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但却是我们行动的指南，在我们整理历史资料时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
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立场为我们理解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基本内涵提供了重要视角。为此，我们有关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基本内涵的理解，就不能简单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抽象理解上，而应该强调其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和正确的价值观引领。
在科学的方法论指导上，我们既要坚持意识形态及其实现形式的意识属性，不把意识形态当作历史的最终决定因素；又要坚持意识形态领域矛盾判断上的客观态度，尊重意识形态发生、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和规律性。从建国后我们在意识
形态形势判断的失误和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偏差看，我们对我国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建设的主动性上，一直处于艰苦的探索过程中。一场彻底的社会革新在变革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同时，能否自然而然地推动旧思想转变为新思想，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共产党人。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发现社会思想文化层面并非如他设想那样一片大好，相反却出现了右的批判思潮及文学反映，包括一些领导干部的传统文化意识在内的社会风气也未现彻底转变。结果，毛泽东简单回到了思想文化服务于政治的基本思路，这一思路直到邓小平时期才开始得到纠正。历史表明，正是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发展的规律性的重新揭示，使我们在意识形态的形势判断上回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为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动性建设战略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正确的价值观引领上，既要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尊重历史规律与主体选择；又要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创新意识形态显性话语，以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吸引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不仅要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与党的建设过程，而且更要体现在实证的社会主义制度设计与不断完善当中，使其真正起到价值指引的历史作用。同时，随着人们实践活动的不断推进，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历史任务和历史使命，作为历史过程的能动反映，人们的思想文化也呈现不同的特性，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了增强自身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也应该不断地创新显性话语体系。我们认为，这是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实现以改革开放一整套话语体系成功替代以往革命话语体系的最重要的原因。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在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指导问题抽象化的倾向，为我们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理念和具体政策的诸多方面提供理论指引。
二 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意识形态是对生产方式的间接反映，各种意识形式不管多么虚幻，都必然折射出特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性。在现实社会历史过程中，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所制约的人们的现实的物质活动决定人们的“精神活动、政治活动、宗教活动”。“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意识［das Bewuβ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βte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在此，马克思恩格斯说明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不仅仅人们在物质实践活动中存在的目的性、筹划即实践意识受到物质活动及其方式的限制，而且看似远离物质活动的意识形态及其具体形式同样受到物质活动及其方式的影响，只不过这种影响更为间接，其表现形式更加虚幻。
那么为什么意识形态或意识形式会更加虚幻，有时甚至会以颠倒的方式反映现实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是在分析历史因素的相关段落中尝试对此作出更为详尽的分析的。
在具体阐述现实历史因素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把物质生产当作第一个因素，把人类新的需要所推动的物质资料的再生产看作是第二个因素，把人的繁衍或生产看作是第三个因素，把人们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当作是第四个基本因素。在谈完这四个因素之后，马克思恩格斯说：“只有现在，在我们已经考察了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因素、四个方面之后，我们才发现：人还具有‘意识’”，因此，意识是被当作历史的第五个因素来看待的，这与马克思恩格斯对意识属性及其形态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从意识的发生来看，“意识并非一开始就是‘纯粹的’意识。”意识首先是人们实践的意识，受到实践活动的制约，只是到了后来才演变为德国人的意识形态。
这种意识形态之所以带有虚幻属性，那是因为德国人不善于从历史的现实基础出发来理解历史，而是把头脑中哲学虚构当作真实的历史过程。在这一点上，德国人比不上法国人和英国人：“德国人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所以他们从来没有为历史提供世俗基础，因而也从来没有过一个历史学家。法国人和英国人尽管对这一事实同所谓的历史之间的联系了解得非常片面——特别是因为他们受政治思想的束缚——，但毕竟作了一些为历史编纂学提供唯物主义基础的初步尝试，首次写出了市民社会史、商业史和工业史。”究其根本，德国人的意识形态来自于现实的社会分工，主张哲学思辨的德国人之所以可以不重视物质生产这一生活前提，那是因为有人为他们提供了这一生活前提，而不是因为这一前提本身的微不足道。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说：“当有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意识形态及其虚幻属性产生的更为深层的原因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现实矛盾的存在：“如果这种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和现存的关系发生矛盾，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
通过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确信：“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
后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再次明确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从历史唯物主义看来，意识及其形式是思想上层建筑，它的变革归根到底是受到社会生产方式的制约的。因此我们考察与分析历史变革时，首先要注意到的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其次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所以，马克思告诫我们说：“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反过来说，我们在改造或重建特定社会的意识形态时候，必须从改造生产方式及其现实制度出发，由自下而上方式构建的社会意识形态比过多依赖自上而下方式实现的社会意识形态更加稳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有必要遵循同样的
历史规律。
三 意识形态的社会价值取向
其实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恰恰要解构传统社会阶级的意识形态，强调确立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后来社会主义国家从文化动机输送的新视角重新确认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因此，我们谈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必定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解构的抽象形态有本质区别，而与其所欲确立的未来社会的价值取向所一致。这里即有对抽象个体价值取向的批判，亦有对抽象整体价值取向的扬弃。
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批判了德国意识形态背后的抽象个体主体，明确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前一种考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后一种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是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是参与实践活动的人”。而德国哲学家笔下的那个抽象的个体却是在意识形态中存在的虚幻的个体，在人类真正获得现实的社会解放以前，这种抽象个体必定指向某种抽象的人性论，这种人性论依靠抽象的大写的“人”的幻像而存在，这对于现实的具体个体来说就是一种意识形态。
德国人正是把“神人”或“人”当作历史的支配力量来看待的，从而完成了虚构人类历史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说：“他们把我们所阐述的整个发展过程看作是‘人’的发展过程，从而把‘人’强加于迄今每一历史阶段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他描述成历史的动力。这样，整个历史过程被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实质上这是因为，他们总是把后来阶段的普通个人强加于先前阶段的个人并且以后来的意识强加于先前的个人。由于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即一开始就撇开现实条件，所以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的发展过程了。”人类个体的解放仰仗物质生产的发展与人们自主活动的不断推动，而不是依靠在理念上不断接近那个所谓的抽象的“人”或类的抽象特性，因此所谓现实生活的主体异化理解也仅仅是关于那个抽象的“人”的主观设想而已。可见，德国意识形态的建构与德国哲学家们基于抽象人性价值的理论虚构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就意识形态的本质而言，它是对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之间矛盾的特有解决方法，是统治阶级阶级意识的实现方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特殊的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共同利益在历史上往往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实现形式。在政治斗争过程中，由分工决定的阶级分化则强化了普遍利益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即使它的统治要求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式和一切统治，就像无产阶级那样，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可见，普遍利益是以往国家意识形态的表达方式，但它却带有欺骗性，其欺骗性就表现在它仅仅是统治阶级特殊利益的虚幻表达。
更直接地说，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阶级意识的实现方式：“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是因为，统治阶级在支配着物质生产资
料的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统治阶级“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具体的分工来分析，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统治阶级内部有专门的意识形态生产者，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主要的任务，他们“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在确立某种意识形态的过程中，有三个基本步骤，第一个步骤是：第一，概括出统治阶级的阶级意识，“从而承认思想或幻想在历史上的统治。”第二，论证统治阶级阶级意识的相继性，“使这种思想统治具有某种秩序，必须证明，在一个继承着另一个而出现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第三，把这种阶级意识重新赋予统治阶级及其思想家，以达到现实生活中的理论确证。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把统治阶级意识论证为一个时代的普遍意识，即特定社会的意识形态。
虚幻的意识形态是可以在历史中得到合理的消解的，马克思恩格斯说：“只要不再有必要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占统治地位的东西，那么，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这整个假象当然就会自行消失。”这是对当时德国意识形态的历史分析，同时也是对未来社会现实的普遍利益的肯定。在以生产力发展和人们交往日益普遍化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虚幻的意识形态将必然消亡，取而代之的将是强调人的全面而自由而的发展的社会价值取向及普遍意识。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其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强调以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核心的社会价值取向及其普遍意识，并以实践理念的形式在社会主义整体建设过程中发挥其应有的历史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