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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马的终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作者：笑蜀
在毛泽东的政治词典中，知识分子始终是异己力量。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 子，当然更是异己力量；他用庞大的然而素质相对低下的人群，来同化知识分子， 来消灭精神贵族。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实际上有两大起因：近，起因于建国初 的权力分配；远，则起因于知识分子天然具有的政治性格──“某种根本上更令 人不安的特质”和知识分子传统的体制外生存状态。
为什么会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这样解释 的：“1951至1952年三个互相有关的运动（指三反运动、五反运动和思想改造运 动──引者注）对到那时为止一直受到中共温和对待、甚至优遇的集团来说，是 一个当头棒喝??虽然思想改造主要针对被断言是帮助‘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 高级知识分子，但更全面的目的是削弱所有背离中共式马列主义的思潮的影响。” “这三个运动的总的结果是使这些成份就范。”
“迫使知识分子就范”这种解释，为国内一些学者所否认。如果撇开非学术 因素，其实我们应该承认，就范说基本准确。
毛泽东为整肃知识分子向斯大林问计
对知识分子，毛泽东有其独特立场。在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词典中， 只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即经济意义上的资产阶级。而在六十年代之前毛泽东的政 治词典中，则有两个资产阶级，即经济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和思想意义上的资产阶 级。到了六、七十年代，毛泽东的资产阶级概念进一步发展，而有三个资产阶级 ：经济意义上的、思想意义上的以及权力层次上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的（“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思想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主要指知识分子，换言之， 在毛泽东的政治词典中，知识分子始终是异己力量。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 当然更是异己力量。战争年代，固然需要最大限度地争取知识分子，在文化界、 教育界组成尽可能广泛的统一战线，与国民党对垒。但即便在那时，毛泽东对知 识分子的政治前途也并非没有特殊安排。1998年第1 期《百年潮》杂志披露，早 在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就曾在致斯大林的一个电报中如此描绘他的建国方案 ：一旦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验，除中国共产党之外， 所有政党都应该退出政治舞台了，这样将会加强中国革命的势力。而毛泽东所说 的应该退出历史舞台的政党，当然主要指以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 派。毛泽东的这个设想没有得到斯大林认可。斯大林复电称：中国各在野党，代 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反对国民党集团，所以应该长期存在，中国共 产党将不得不同它们合作，反对中国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同时保持自己的 领导权即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可能还需要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 主政府，从而扩大它在居民中的基础，孤立帝国主义及其国民党代理人。但即使 在收到斯大林的这封电报之后，与各民主党派以及民主人士的关系问题，即与国 统区自由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仍然是毛泽东深感困惑的一个问题。稍后，毛泽
东在同苏方联络员的一次会谈中，仍把“关于与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的关系问题” 列为他密访苏联时与斯大林商谈的首要问题。
由于斯大林反对，取消民主党派的主张最终未能实现；但毛泽东在1947年10 月27日即已提出的与此相关的另一个主张，即“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 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在群众中孤 立起来，即是使群众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的主张，却还没有等到 “打倒蒋介石”，便立即付诸实施。1948年初，郭沫若发表了他的一篇名作：《 斥反动文艺》，抨击“反动文艺”的三个代表人物：沈从文、朱光潜、肖乾。邵 荃麟等左翼作家也在这时拍马上阵，把沈从文、朱光潜、肖乾连在一起批判：当 奴才们愈感觉到自己的没落的恐惧，他们便愈想找寻一些面幕来掩遮自己的残怯， 和更进一步的欺骗人民。??大公报在唱它的“祥和之气”（这里是指沈从文， 沈当时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引者注），肖乾在唱他的“人权与人道”， 现在朱光潜又在喊他的什么“清醒，和爱与沉毅”。这并不是偶然的事情，正是 说明他们已经到了没落的边缘，企图在念经拜佛中间，来酝酿更残忍的杀机！今 天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撕毁这一切纸糊的面幕，让他们一切凶残，怯懦，阴险， 狠毒的面孔显露出来。
如今谈到这些批判，往往归结于个人恩怨。不排除个人恩怨所起的作用，但 个人恩怨肯定不是导致这些批判的决定性因素。参与过这些批判的美学家蔡仪晚 年坦陈，他当时写作批判朱光潜的长文，“是当时上海部份文艺工作者的学习小 组所要求写的，并在学习会上讨论过的。”蔡仪1926年加入共青团，1945年加入 共产党，曾在郭沫若领导下的“文艺工作委员会”做宣传工作。他这里所讲的 “上海部份文艺工作者的学习小组”，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在上海文化界的地下党 组织。换句话说，郭沫若、邵荃麟等人对朱光潜等“反动文艺”作家的批判，主 要还是职务行为；这些批判是毛泽东从政治上打击“自由资产阶级”的战略部署 的一部份，真实目的是“杀鸡儆猴”，给“自由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一个下 马威。
可见，对“自由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即便在建国前，在需要共同奋斗 时，毛泽东也仍然保持着高度的政治警觉。“自由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不过 被看作同路人，时机一到便要分道扬镳。但时机总是不到，以至于建国初的政府 组织形式，必须是多党联合政府。这无疑有利观瞻，如李普所云，“当时到处听 得到人们赞叹不已，共产党了不起，她千辛万苦团结人民打下了江山，又真心诚 意团结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来共同治理。”盛况确实空前，但究其实，多 党联合政府不过是过渡性质。民主党派非但没能如愿取消，反而扩大了活动空间， 这在执政党内部必不可免地要遭遇阻力。毛泽东为此向党内同志解释：房子大了， 总得有点摆设，放几个花瓶。这番解释，多少流露出几分无奈。在这种情况下， 民主党派虽然名重一时，实际上处境尴尬。
民主党派的尴尬处境，毛泽东和柳亚子之间的一段诗词唱和早有预告。1949 年3 月28日，柳亚子诗呈毛泽东：“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夺席谈 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欢。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驰捷 报，分湖便是子陵滩。”因心有不平而打算飘然归隐之意，不问可知。这首诗，
现在有人多方解释，说柳亚子仅仅就事论事，并无非份之想，并非“自恃功高” “向毛主席伸手要官做，向人民要待遇”。这样解释固然正确，但柳亚子的本意 未必为另一方理解，另一方未必不曾推断柳亚子确有“非份之想”。事实上，1957 年之后，“自恃功高”“要官要待遇”的释义甚嚣尘上，却从来没有得到另一方 的否定。在另一方看来，问题不单在柳亚子个人，柳亚子此举，实际上代表着一 种思潮，那便是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胜局已定、新政权的人事安排即将揭幕之 时，“自恃功高”“要官要待遇”。一个月后毛泽东写就《七律。答柳亚子》， 进行了委婉的劝慰：“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这实际上也是对所 有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一个委婉的劝慰。
“文武之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直接起因
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自恃功高”“要官要待遇”的隐忧，是知识分子思想 改造运动的一个直接起因。这就是说，思想改造运动不仅仅“务虚”，更是为了 务实──有其现实的政治目的。当时为什么大张旗鼓地批判所谓“资产阶级改良 主义”，只有从这里才能得到终极解释。大张旗鼓地批判所谓“资产阶级改良主 义”时，所谓“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其实已经完全没有了市场，完全不构成现实 危险。纯就理论层面来看，批判确乎无的放失。这时抓住所谓“资产阶级改良主 义”大做文章，当然不是出于什么理论上的需要、理论上的兴趣，而主要是为了 解决现实中的“文”“武”之争。
这场“文”“武”之争，自有来由──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中，曾经流行着 一种观点，即“并肩打天下”。一方面，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承认共产党在新民 主主义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国民党的失败不单是军事上的 失败，更是舆论上的失败、道义上的失败、政治上的失败。换言之，是“文” “武”两方面的失败。在战场上国民党是被共产党打败的；而在舆论上，在道义 上，则是被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打败的，被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打败的。国统区 自由知识分子以大无畏的精神，彻底揭露了国民党的专制腐败，彻底剥掉了国民 党统治的合法性外衣，使国民党丧失了民心。而民心向背是决定胜败的重要因素。 所以，国民党统治的倾覆，不是一党一派之力，不是一党一派之功，而是共产党 和爱好和平民主的各党各派各界人士并肩奋斗的结果。这种观点在民主党派和民 主人士之根深蒂固，以至于几十年后，民盟领导人费孝通接受中央电视台《东方 之子》记者采访时，仍意气风发地说：那时候我们就是舆论！我们在舆论上打败 了国民党。这一点据说亦为蒋介石认可──逃离大陆前，蒋介石曾不无沉痛地对 部属讲：国民党在军事上是输给了共产党，而在舆论上则是输给了民主党派。
“并肩打天下”无疑是历史事实。但事实是一回事，现实的政治需要是另一 回事。多党联合政府本来不过是过渡性质，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对其过渡性质却 没有明确认识，在他们看来，多党联合政府似乎是天经地义──天下是大家打的， 当然应该大家坐天下。“并肩打天下”之说因此与多党联合政府的过渡性质相矛 盾。本来就担心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自恃功高”“要官要待遇”，这种情况下 “并肩打天下”的流行，等于雪上加霜，加深了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对原来 的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的疑忌。电影《武训传》在此时问世，刚好起了一个导火 线的作用。电影《武训传》的主题是宣扬文化教育对于社会改造的巨大推动作用，
对所谓“文武之争”已经非常敏感的最高决策者不能不为之侧目，最令最高决策 者侧目的则是兴学的武训和参加了农民起义的周大下面的几段对话：
“喂，武七，跟咱们一块走吧！??”周大告诉武训。“这种世道不是人活 得下去的！咱们就只有杀！杀尽那些狗官恶霸！”
“杀？??”武训所听过的父老传说和故事，从李闯王和他手下的农民逼得 崇祯皇帝上吊煤山，到八十年前一度占领过堂邑、寿张、阳谷等县城的山东贫民 首领王伦都是一败涂地。洪秀全五年前建都南京，忘记了穷人。听说这两年败的 败、擒的擒，两湖和江西全入了曾国藩湘军手里，眼看大势已去??杀，又能有 多大的用处？
难怪毛泽东看了《武训传》要勃然大怒，下令：
“是改良主义的，要批判。”
一场“文武之争”，就这样摆到了桌面上。
最早把“文武之争”摆到桌面上来的是胡绳。1951年6 月，胡绳在中共中央 机关刊物《学习》杂志上发表《为什么歌颂武训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表现》， 文章特别强调《武训传》中这样一段对话：参加了农民起义的周大对兴学的武训 说，“好，武七！你来文的，我来武的，咱们一文一武，让那些狗官恶霸知道， 咱们老百姓不是好欺负的！”文章指出：“这种‘一文一武’的看法，得到不少 评论者的附和。说的最明白的是发表于《光明日报》上的长之的文章。他说：” 武训兴学之革命的意义，是和太平军那样的革命的意义，有某种相同处──都为 了劳苦大众翻身，不过一重在革命武装，一重在普及文化教育而已。‘长之的文 章又说，电影中是’批判了武训兴学的革命意义之限制性，让人觉得只有二者合 起来，再加上正确的领导，革命才可以成功，像中国今天这样子。‘这就是说， ’中国今天这样子‘就是武训加太平军加’正确的领导‘。这位作者如此热心地 表扬武训，显然正是为了想说明，甚至在造成’中国今天这样子‘的革命中，武 训式的人也是和武装起义的群众有同样的’革命意义‘的。“在这里，胡绳很明 确地把《武训传》中”一文一武“的分野和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文武之争“联系 了起来，很直接地提示读者：《武训传》作者及其歌颂者，不过是借《武训传》 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即与”武装起义的群众“争功，把自己摆在和”武装起义 的群众“并驾齐驱的位置上。而在胡绳看来，”文“当然无”功“可言，当然没 有资格与”武“并驾齐驱──”现在，事实上，中国旧时代中的一切教育救国论 都已经宣告破产，中国人民的解放已经通过人民大革命而胜利，到这时候，如果 还以为只靠普及文化教育，就可以解放人民的愿望是能够实现的，那真是白日做 梦了。“同期《学习》杂志发表的署名”郑昌“的文章”从《武训传》讨论里应 该学到什么？“，持有和胡绳相似的判断。文章斥责《武训传》”把一个投降了 反动统治的奴颜婢膝的小丑──武训，描写成为革命者。把那种根本不联系政治 斗争，根本不损害封建统治任何一点东西的所谓’行乞兴学‘，与领导武装斗争 的周大的行动等同起来，称之为’一文一武‘。“文章并更进一步，指出《武训 传》的问题不仅仅是”一文一武“并列，而且对”一文一武“明显地厚此薄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