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日 文章天马的终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说微更新完毕开始阅读90098e4ea5e9856a561260a5
─”通过这’一文‘的口辱骂农民战争为只会杀人，那’一武‘居然被骂得’头 不由得低了下去‘；描写那’一武‘的行为毫无结果，这’一文‘却干成了据说 是’为人民服务‘的事业。“”把农民战争的内容与作用归结成为仅仅一个字： “杀’。（他借周大的口说：”咱们就只有杀！‘）他把几个领导过农民战争的 领袖李自成、王伦与洪秀全，诬蔑成为’杀人魔王‘，而其结果是’败的败，擒 的擒‘，’杀，又有多大的用处‘。相反的，一个得到靠屠杀’捻党‘起家的山 东巡抚张曜的支持的武训，一个反对农民战争的武训，却被描写成为代表农民阶 级利益的人。“
后来发表的批判文章，在“一文一武”问题上更是纠缠不休，极尽渲染之能 事。
众所周知，《武训传》批判并非自发，而是最高决策者精心指挥的政治战役。 胡绳杨耳之文，实质上反映了最高决策者的意图，反映了“文”“武”分野的几 个小镜头对最高决策者形成了怎样的强刺激。“文”“武”之争便在事实上构成 了《武训传》批判的主题。在最高决策者眼里，《武训传》根本就不是什么艺术 作品，而是地地道道的“影射史学”、“影射文学”，用深谙天机的杨耳的原话 讲，是“武训借尸还魂向革命的新中国挑战”！换句话说，是“文”向“武”挑 战，是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向执政党挑战。《武训传》中“文”“武”两种 势力、两条道路，代表了现实中“文”“武”两种势力、两条道路──毛泽东向 来以“农民革命斗争”的继承者为中共和自己定位，在他看来，国统区自由知识 分子则是武训的继承者。对武训的褒扬，也就等于是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自吹 自擂”；对太平军和洪秀全的种种批评，诸如“杀人魔王”的批评，洪秀全登了 宝座就忘记穷人的批评，莫不构成对中共和毛泽东本人“恶毒的污蔑咒诅”。换 言之，当年的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是要借《武训传》抬高自己，贬低中共，借《 武训传》与中共争功，把自己摆在和中共并驾齐驱的位置上。《武训传》的问世 因此是一个明显的徵兆，即“资产阶级参加了人民民主政权”之后，不满足于既 有的权力分配格局，不满足于新政权对他们的“照顾性”安排，自命不凡，得陇 望蜀，向中共的领导地位提出了挑战。毛泽东不可能对这种“挑战”掉以轻心。 梁漱溟为张东荪向毛泽东求情时，毛泽东答称：“这种秀才文人造不了反”，这 样回答完全是出于策略，即显示对自己的力量的充份自信和对“秀才文人”的不 屑，借此警告“秀才文人”不要造反，造反成不了气候。
实际上，毛泽东从来不曾低估“秀才文人”政治上的能量。毛泽东再清楚不 过，中共起家靠“笔杆子”；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的斗争中，国统区自由知识分 子在思想文化领域更是摧枯拉朽。所以毛泽东一向看重“笔杆子”，在事实上把 “笔杆子”放在和“枪杆子”同等重要的地位。打天下需要“笔杆子”，坐天下 更必须控制“笔杆子”。所以毛泽东一向不相信有什么“纯艺术”、“纯学术”、 “纯文化”，一向把文化艺术的政治功能强化到极致，而有“一言兴邦、一言丧 邦”之说。在毛泽东看来，思想层次上的资产阶级，远比经济层次上的资产阶级 可怕。共产党有军队，有政权，经济层次上的资产阶级好对付，一夜之间就可以 将私有财产充公，把经济层次上的资产阶级整个地消灭掉。但有政权有军队，不 见得能够对付思想层次上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东西，不是用大炮打得进去 的。”无形的即思想意义上的“私有财产”，不像有形的即物质意义上的私有财
产那样容易没收，思想层次上的资产阶级，其生命力也就异乎寻常地顽强──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问题还在于，毛泽东认为经济上外行可以领导内 行，资产阶级在社会经济领域的管理者地位，党政干部完全可以取代，新政权对 经济层次上的资产阶级在人力资源上也就不存在什么依赖性。思想层次上的资产 阶级则不然，大量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可能短期造就，当年国统区自由知 识分子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体地位无从取代，思想层次上的资产阶级因此还有其 广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但客观形势却是卧榻之侧只 能让思想层次上的资产阶级这头“猛虎”鼾睡。毛泽东怎能不忧心如焚。建国头 八年中，毛泽东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意识形态方面，以至于建国头八年意识形态 方面的历次重要的政治批判，无一不是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领导，而且无一不 是毛泽东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独运匠心。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只是在 经过反右，似乎知识界精英已一网打尽时，毛泽东这才认为意识形态方面疾风骤 雨般的“阶级斗争”暂告段落，而将主要精力转移到经济领域，去策划他的“大 跃进”和“三面红旗”了。《武训传》的问世，刚好在新政权立足未稳之时，在 意识形态方面毛泽东尤其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枕戈待旦。这种情况下，“文”向 “武”挑战，“武训借尸还魂向革命的新中国挑战”，自然要被毛泽东视作“严 重的政治斗争”，自然要予以迎头痛击。
《武训传》批判判定了自由知识分子在新社会的命运
“文”“武”之争，缘起于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政治上的“狂妄”，即 “自恃功高”。必须彻底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功可恃，才能把他们的 “嚣张气焰”打下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批判因此鸣锣开场。“资产阶级改 良主义事业”的实践主体是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批 判以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为主要目标，也就是不言而喻了。如前所述，甚至 于曾被中共尊为“圣人”的陶行知也不能幸免──“1916年，他从英国留学回国 后，根本不谈政治，以一种‘超政治’的立场，单纯提倡改革教学方法的问题。 ‘五四’运动以后，陶先生仍然没有参加革命运动，而是南北奔走，提倡平民教 育。正当1926年到192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陶先生则是热衷于乡村教育??。后来由于有共产党在晓庄闹革命，晓庄学校 （即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就在1930年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晓庄的被封，虽然促 成了陶先生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对立，但陶先生并没有从这里取得教训，依然是继 续努力从事他那种‘超政治’的教育活动”。换言之，陶行知企图绕开阶级斗争， 绕开暴力革命，仅仅用教育、科学、文化来改造社会，建立自由平等世界。“与 此相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认为‘改造社会’、‘建立自由平等世界， ’必须经过阶级斗争，采取革命手段才成。”这就说得很明白了：并非条条道路 通罗马，而是华山天险一条路──只有中共领导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的“人民革命事业”，才是救国救民的光明大道，凡是与此没有直接联系的教育、 科学、文化事业，都属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范畴，都是歧途。这点钱俊瑞讲 得最透彻。钱俊瑞在批陶文章提出一个致命问题：“为什么陶先生不放眼看看在 当时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里面，因为人民已经取得了政权，人民教育事业就那样蓬 蓬勃勃地开展呢？为什么陶先生不集中力量搞革命，却偏偏要花这样多的精力在 国民党地区办些显然无法开展的‘育才学校’之类的教育事业，甚至最后，日暮 途穷，会找到武训这样一块朽木来做自己的招牌呢？”这段话的潜台词是：不去
归附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偏偏钟情于国统区的什么“育才学校”，这 种人生路向本身就是荒唐的。“圣人”陶行知尚且如此，和陶行知一样在国统区 毕生从事教育、科学、文化的自由知识分子何能例外。无怪乎冯友兰要在自我检 讨《关于〈武训传〉笔谈》中说：“如果各大学的教授及各工厂的工程师，都算 是人才的话，在解放以前，他们确是大部份集中在蒋管区底几个大都会里。这件 事实，就助长了蒋政权的凶焰，就对于革命的进展，有坏的影响，就这一方面说， 这些学术或教育工作者底错误比武训又更大了。”可见，所谓“资产阶级改良主 义”批判，主要是与“自恃有功”而把自己摆在和“武装起义的群众”并驾齐驱 的位置上的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针锋相对，论证中国革命的胜利只能归功于 “武装起义的群众”；论证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非但无寸功可言，反而有过乃至 有罪，决没有资格与“武”并驾齐驱。这层意图，《武训传》批判丝毫不曾掩饰 ──批判者花费了大量笔墨，驳斥《武训传》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恶毒的 污蔑咒诅”，强调“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 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改良主义”则起着相反的作用，实际上是阻碍历史发 展的绊脚石。钱俊瑞就在“改良派为反动派撑腰”的标题之下这样说：
一切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派的教育思想的共同和基本的特点， 就是所谓“超阶级”“超政治”的教育观，就是教育与政治分离的看法。他们认 为阶级是不存在的，或者虽然存在也是不关重要的。政治则是“肮脏”的，他们 只愿意“清高”和“自在”地办他们的“普及教育”、“科学教育”、“平民教 育”、“职业教育”、“乡村教育”、“民众教育”等等；并且愿意凭着这个 “教育”之“万能”来救我们的国家。结果怎样呢？还和他们的宣言相反，一切 改良派的这种“超政治”“超阶级”的观点和作法，在客观的社会实践上，只是 为反动统治的粪堆插上了花朵，迷糊了劳动人民的认识，从而欺骗和麻醉了劳动 人民，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们的战斗意志，也就是这样，帮助了中外反动派 在中国的统治。这就是几十年来中国各种各色的改良派在“超政治”“超阶级” 的幌子下所曾真实地实现了的政治任务和阶级任务。这也就是一切这些改良主义 思想所被打上的明确的阶级烙印（1951年8 月27日《人民日报》）。
钱俊瑞在这里是就教育而言，但其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事业”──科学救 国、实业救国等等──何能例外。在批判者看来，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似乎 有三种人生路向，一是归附于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一是走“中间道路” ──实践“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一是充作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鹰犬。非 黑即白，非此即彼，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要么革命，要么反革命，中间道路 本来就没有，所以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实际上只有两种人生路向：要么归附 于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要么游离于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之外， 或主动投靠反动派，或在客观上“为反动派撑腰”、“为反动统治的粪堆插花朵”。 换句话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需要文化创造、文化积累，不需要经济建设， 只需要中共领导的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武装斗争，只有这种事业才是正当的。而 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并没有从事这种唯一正当的事业──国统区自 由知识分子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阶层，参加“人民革命事业”和主动投靠反动 派的都是极少数，绝大多数走“中间道路”，绝大多数在客观上“为反动派撑腰”、 “为反动统治的粪堆插花朵”。所以，就总体而言，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是一个 有罪的阶层，其基本历史应予否定。实际上也就是如冯友兰所说，只要不投奔解
放区而留在国统区，就是“助长蒋政权的凶焰”，就对于革命的进展有坏的影响， 就比武训的错误更大。
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毕生奋斗的事业就这样几乎被全盘抹杀，自命为功臣的 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经过《武训传》批判，在政治上成了十足的破落户。他们 非但没有资格与“武装起义的群众”争功，把自己摆在和“武装起义的群众”并 驾齐驱的位置上，非但没有资格伸手要官做，要待遇；反而不能不站在被告的位 置上，站在罪人的位置上。必须认罪忏悔，脱胎换骨，才能为新社会所谅解、所 接受。
《武训传》批判已经判定了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在新社会的命运，但这 并不意味着“文”“武”之争落幕。《武训传》批判对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 的定性，是一面之词。既是一面之词，决策者当然就有理由担心不足以服人── 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未必信服，更要紧的是公众也未必信服：须知，中国人 向来讲什么“天地君亲师”，这里的“师”，主要就是指知识分子。尊重知识分 子的传统维持数千年之久，在民间根深蒂固。所以，一下子把知识分子从高高的 云端打落在地，不管政治演绎如何头头是道，在一般老百姓眼里，合法性总嫌不 够。尘埃尚未落定，同志仍须努力。因此需要一个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 运动来补课。让知识分子自己站出来讲话，让知识分子当着全国人民的面忏悔， 用他们的现身说法，来说明《武训传》批判所作的定性确乎客观公正而非偏颇的 一面之词。就此而言，《武训传》批判和思想改造运动其实是一个整体──《武 训传》批判是“宣判”，思想改造运动中知识分子的自我检讨则是“供认不讳”。 一正一反，一上一下，互为呼应。但还不能仅仅用补课解释思想改造运动。
依据政治性格和生存状态把知识分子划到资产阶级一边
建国初的“文”“武”之争，将知识分子政治上的“张狂”暴露无遗，从而 凸现了一个更深层在当道诸公看来也是更致命的问题，即知识分子传统的政治性 格和生存状态能否与新的政治文化生态相容的问题。这一点，当时一些权威人士 已经论及。教育部负责人钱俊瑞在1952年6 月9 日全国高等教育会议的报告中， 特别提到“学校与政府”的关系。在“人民政府与学校之间的联系必须是亲密的” 这一命题之下，钱俊瑞告诫教育界：在旧中国，办学的人对于反动政府抱对立态 度，或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是有理由的，因此这种态度是正确的，否则我们就 会变成反动统治的工具。现在，国民党反动政府已经被打倒，各级人民政府是人 民自己的政府。情况完全变了，如果办学的人还是这一套老想法，与政府不即不 离，若即若离，甚至抱对抗态度，那就错了。在旧中国，政府压迫学校，学校反 抗政府；现在则应该拥政爱民，就是说，学校应该拥护人民的政府，政府应该爱 护人民的学校（《新华月报》第3 卷第2 期）。
这段话，已经流露出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在“文”“武”关系问题上的不 自信。“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毛泽东的这一诗句，是对知 识分子政治性格的最好写照。正如萨伊德所承认的：知识分子“具有某种根本上 更令人不安的特质”，他们“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产生）正 统与教条。”他们“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之人，而是全身投注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