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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的文史之学－从1932年清华大学国文入学试题谈起
陆 扬
摘 要：1932年8月清华大学入学考试，陈寅恪以对对子作为国文考试题引发争议，他本人也在事后提出完整的“对对子”理论，指出对对子可以测试考生四种能力，尤其其中第四种能力，即思想能力，在陈寅恪看来是能否创造出最高境界的对子的关键所在，他用黑格尔逻辑中的“正反合”之说来说明。对于这一争议的意义，当代学界有诸多分析，但对于陈寅恪的对对子观中代表对对子最高境界的所谓“正反合”之说的涵义，以及具体试题如“孙行者”如何体现这种“正反合”之说，则缺乏讨论。对这一问题的考察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精确把握陈寅恪文史之学的特点，也使我们认识到陈寅恪在清华国文考试前后的学术转型的意义。推动此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胡适的学术研究对陈寅恪的影响，尤其是胡适佛教史方面的研究，催生了陈寅恪的诸多学术篇章，并且在方法论的层次上也刺激陈寅恪更递进一步。陈氏对《西游记》和禅宗的研究与胡适的同类研究有密切关系，可能是促使他在国文对子试题中将“孙行者”与“胡适之”联系起来的内在因缘。“孙行者”和“胡适之”这一对子实际是带有敬意的游戏。相较于胡适着重做禅宗历史的史实层面的证伪工作，陈寅恪更注意禅宗等佛教思想概念演变的内在轨迹及其与中古思想社会的关联。在共同纠正“整理国故”实践以真伪评判价值的偏颇上，陈寅恪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的理路颇为推许。陈寅恪对对子说和他的文史之学直接相关。他重视骈俪，主要并不在于其绮丽的语言表现形式，而在于骈俪文字能通过巧妙用典等手段呈现出沟通古今的历史意识，延展人的想象空间，以及特殊的感染力。但要真正能做到这一点，作者需要有独立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对对子是通往那些目标的一个步骤。独立的思想和通过用典等古典语言体现的叙事力和想象力，恰恰也是构筑不朽史学的三种必备条件，可以说它们就是陈寅恪文史之学的精髓。
关键词：陈寅恪；对对子；孙行者；胡适；禅宗；骈俪
Chen Yinke (Chen Yinkoh); duiduizi; Sun Xingzhe; Hu Shih; Chan Buddhism; parallel style
近二十年来陈寅恪成了文化大众敬仰的对象，这本身是个特定时期内的现象。作为学者，陈先生的声名在他身前其实并未坠落，只是身后被短暂遗忘而已。他在成为新时代的文化名人之前始终被看作是个专业性很强的学者。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学者一旦因缘际会地成了社会崇仰的对象，那么就不免要付出种种代价。社会倾向于找寻能适用于一般大众文化兴趣的陈寅恪的言论，使之成为励志的口号，或者努力要从陈氏专业性很强的学术工作中看出其普及的意义来。这种取向的出发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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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没什么不妥，只是其结果常常消弭了陈寅恪思想中具有特殊内涵的层面，而这种层面又是他这样一个思想精微的学人之特色。1932年8月陈寅恪为清华大学入学国文考试出题，以对对子作为主要考题，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对对子或许也是极少数能使陈寅恪的旨趣和普罗大众的旨趣产生交集的话题之一。对对子在中国文化中所具有的地位，也因为陈寅恪给时任清华中文系代理主任的刘叔雅的一封信而大为提高，从传统的文字娱乐升级为能彰显中国古典文化精髓的一种形式。
但颇为吊诡的是，正是在强调对对子的重要性方面，陈寅恪的宏论如何能具体而微地落实到他给清华考生出的对对子试题上，仍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也就是说，陈先生的种种相关的议论，固然为学界所熟知，但陈氏如何通过为考生出的对对子考题，特别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孙行者”一联，来体现他的文史理念，似仍有值得后学推敲发挥之处。或许由于当年考试结束后陈寅恪并未公开他心目中的理想答案，使得20世纪30年代以来，不少论者以为这是个不会有确切结果的公案，或进而认为当时有考生答出的“祖冲之”之类的下联还比陈氏心目中的理想答案“胡适之”要略胜一筹。陈先生晚年自己在编订文集时特别说明：“胡适之”是他出题时最希望看到的答案。我们固然没有理由怀疑陈先生这一陈述的可信度，却仍需探究这一答案究竟包涵了怎样的意蕴，才成为最理想的答案，以至于使陈先生晚年仍念念不忘。这类问题看似琐碎，实则不应轻轻放过。陈先生既然郑重提供线索，清华国文考试也非儿戏，我们就应该循其线索来复原陈寅恪的学术思考的轨迹。笔者在此无意强作陈先生的解人，也不想在纷纭众议里再画蛇添足，只是想从读书人的角度，重新细读一下陈先生留下的学术文字，检验一下以往的理解是否周全，并由此来进一步了解陈寅恪的文史之学。
一、对子的正反合
讨论之前先要说明的是，有关1932年清华国学试题所引发的争议和陈寅恪的相关文字，学界内外研究颇多，就笔者所见，以桑兵、王震邦和罗志田三位学者的讨论最为细致1。三位学者所论，侧重有所不同，桑文的主要关涉，是陈氏对对子说在当时中西比较和文化新旧之争中的位置。王震邦对涉及这一事件的资料和具体过程有详尽的描述，讨论的侧重点虽与桑兵接近，但也有独到的观察。罗志田的文章最晚出，提醒我们应当回到对对子这一“本事”的上面，通过对当时的历史氛围、北平《世界日报》刊载的读者评论以及陈寅恪的心理做细致分析，以求从当日的语境中去理解对对子的“本事”，即该次国文考试试题体现的文化内涵和与当时有关教育的论争的关系。他们的解读对笔者理解这一事件的意义有关键性的帮助。本人以下的论述，从这三位学者的研究中得益甚多，故
桑兵：《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第八章“近代中国比较研究史管窥－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解析”，中华书局，2008年，第304-336页；王震邦：《独立与自由－陈寅恪论学》第四章“失焦的辩论：对对子和文法”（以下《独立与自由：陈寅恪论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16-158页；罗志田：《斯文关天意：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对对子风波》，《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3期，第4-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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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其所详，重点在分析陈寅恪的对对子论和他的文史之学的关系。
虽然清华国文考试一事的始末已由桑兵、王震邦、罗志田这几位学者梳理得非常清楚，为了本文讨论的方便，这里还是再简单交待一下过程。1932年8月初清华大学及研究所招考新生及转学生，陈寅恪受邀出国文试题。试题由作文和对对子两部分组成。作文题目为“梦游清华园记”。各年级生另有不同的对对子试题。试卷一出，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争议。对对子部分虽然只占分数的十分之一，却最受质疑。“孙行者”其实只是一年级生的对对子题之一，但由于一年级考试最为重要，加上“孙行者”本身通俗谐趣，使这一对子成为该事件争议的标志和社会话题的焦点。在不满声浪的压力下，陈寅恪不得不接受北平《世界日报》的访问，就对对子作为试题的合理性做公开答辩，这一谈话刊载于8月15日的《世界日报》1。大致相同的文字又刊载于8月17日的《清华暑期周刊》第6期上。此后，陈寅恪将他对于对对子意义的看法再加发挥，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的形式发表在该年9月5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44期上2。当陈寅恪晚年编定自己文集时，又为此信加了一个附记。此外在现存文献中，陈寅恪还在给傅斯年的一封信中就“清华对子问题”作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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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为何要用对对子这一形式来测验学生的国文基础，以及理想的对子必须具备哪些要素，
他在上述提到的访谈书信等文字里都有详略不等的解说，解说的原则也相当一致。这里先引陈寅恪答北平《世界日报》记者问中的相关说明：
本大学考试国文一科，原以测验考生国文文法及对中国文字特点之认识。中国文字，固有其种种特点，其文法绝非属于“印度及欧罗巴Indo-European系”，乃属于“缅甸西藏系”。中文文法亦必因语言文字特点不同，不能应用西文文法之标准，而中文应与“缅甸西藏系”文作比较的研究，始能成立完善的文法。现在此种比较的研究，尚未成立，“对对子”即是最能表现中国文字特点，与文法最有关系之方法。且研究诗词等美的文学，对对实为基础知识。考题中出对子，简言之，系测验考生对（一）词类之分辨，如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虚字对虚字，称谓对称谓等是；（二）四声之了解，如平仄之求其和谐；（三）生字Vocabulary及读书多少。如对成语，须读诗词文等书多，随手掇拾，毫不费力。如有人以祖冲之对孙行者，是可知该生胸中有物，尚知古时学者祖某其人；（四）思想如何，因妙对不惟字面上平仄虚实尽对，“意思”亦要对工，且上下联之意思须“对”而不同，不同而能合，即辩证法之一正，一反，一合。例如本校工字厅水木清华旁两联之末有“都非凡境”对“洵是仙居”，字面对得极工，而意思重复，前后一致，并非绝妙好对，此则思想之关系。按此种种，悉与“国文”文
王震邦：《独立与自由－陈寅恪论学》，第117页，注1。
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41页。此处对清华国文试题事件过程的介绍，基本依据王震邦《独立与自由——陈寅恪论学》。 3
陈寅恪：《书信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42-43页。与其他陈寅恪关于对对子的公开解说有所不同的是，此信中只从文法语言角度对于对子的意义作了简略说明，未及其他解说中更高层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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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有密切之关系，为最根本、最方便、最合理之测验法。1
上述说明和稍后刊出的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中列出的各项标准虽然一致，但在具体解说上则互有详略，尤其是涉及到第4项“对子可以测验思想条理”，《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中的说明更为详细：
（丁）对子可以测验思想条理。凡上等之对子，必具正反合之三阶段。（平生不解黑智儿（一译“黑格尔”之哲学，今论此事，不觉与其说暗合，殊可笑也。）对一对子，其词类声调皆不适当，则为不对，是为下等，不及格。即使词类声调皆合，而思想重复，如燕山外史中之“斯为美矣，岂不妙哉！”之句，旧日称为合掌对者，亦为下等，不及格。因其有正，而无反也。若词类声调皆适当，即有正，又有反，是为中等，可及格。此类之对子至多，不须举例。若正及反前后二阶段之词类声调，不但能相当对，而且所表现之意义，复能互相贯通，因得综合组织，别产生一新意义。此新意义，虽不似前之正及反二阶段之意义，显著于字句之上，但确可以想象而得之，所谓言外之意是也。此类对子，既能备具第三阶段之合，即对子中最上等者。赵瓯北诗话盛称吴梅村歌行中对句之妙。其所举之例，如“南内方看起桂宫，北兵早报临瓜步”等， 皆合上等对子之条件，实则不独吴诗为然，古来佳句莫不皆然。岂但诗歌，即六朝文之佳者，其篇中警策之俪句，亦莫不如是。惜阳湖当日能略窥其意，而不能畅言其理耳。凡能对上等对子者，其人之思想必通贯而有条理，决非仅知配拟字句者所能企及。故可藉之以选拔高才之士也。
这四项衡量对子的标准里，前三项涉及词性、平仄声调和语汇，基本都是从语言形式的角度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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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陈寅恪对中国语文之特质的重视。他这方面的论述涉及现代中西学碰撞下如何“格义”的论争，
也涉及当日中国人文主义教育如何实施等问题，确如罗志田文章的标题所提示的那样，是“斯文关天意”。不过这些层面学界已经详论，缺乏清晰说明的恰恰是陈寅恪所列标准中的第四项，即最高境界的对子要能体现思想的内涵。究竟怎样才能使对子符合所谓辩证法的“一正、一反、一合”呢？王震邦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他举李济为例，后者曾对用对子作为试题表示不以为然，王震邦认为李济误读了陈寅恪，指出：
此处录文见王震邦《独立与自由——陈寅恪论学》，第120-121页。
陈寅恪提到的对对子要求的第三条为测试考生的“生字Vocabulary”。有意思的是1916年8月8日梅光迪曾写长信给胡适讨论白话诗。梅光迪对胡适的一大批评就是认为白话“缩小吾国文章之 Vocabulary”，说“秦汉以来久已失学，即能文之士，其智识亦日出于卑陋，故其为文‘言之无物’，而其‘字数’（Vocabulary）亦因之日损。盖字者思想之符号，无思想故无字”。见《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下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08页。须指出的是梅光迪所言之Vocabulary 与陈寅恪所指有区别。陈氏所指主要是语汇，更切合该词的英文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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