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六 文章陈寅恪的文史之学 - 从1932年清华大学国文入学试题谈起 - 图文更新完毕开始阅读90f690d9e87101f69f319594
李济固非陈寅恪的知音，至于陈寅恪拿辩证法正反合的该年据以为对对子可分为上中下三等的譬喻，最上等者可得诸想象且具言外之意，则更少有知者。陈寅恪说，赵翼(1727-1814)《瓯北诗话》举吴梅村“南内方起看桂宫，北兵早报临瓜步”为例，盛称吴梅村的歌行对句之妙，皆合上等对子之条件。但陈寅恪转而叹息赵翼能略窥其意，而不能畅言其理。此时放眼四海似更无解人。1
王震邦的这一观察颇为敏锐，可惜未清楚说明何以有如此现象。陈氏自己当然已对所谓“合”这一最高境界做了概括，即在对仗形式工整的基础上，“所表现之意义，复能互相贯通，因得综合组织，别产生一新意义。此新意义，虽不似前之正及反二阶段之意义，显著于字句之上，但确可以想象而得之，所谓言外之意是也”。但具体的例子中怎样的体现才能达到这一效果则有待考究。
在答《世界日报》记者问时，陈寅恪提到了“孙行者”这一对子的答案有“祖冲之”和“王引之”，且表示了肯定。但这种肯定是在一个严格界定的范围内做出的，也就是说，这两种答案达到的还只是陈氏提出的“词类之分辨”，“四声之了解”和“胸中之有物”三条标准而已，即主要在语言形式上达到某种完美，且能用读书而得的知识作为辅助，这和古人骈俪文或格律诗中的一般对仗的水准类似。陈寅恪认为这两个可能答案之中，“王引之”还略胜。从文言角度，“行”与“冲”皆平声，“引”字也比“冲”字雅洁，“王”又兼具“祖”意。但即便是“王引之”也仍不具备陈氏提出的产生“言外之意”的思想境界。如何才能在具有形式工稳的同时更有思想的意境，陈氏没有直接说明，倒是提出了几个反例和正例。
反例如清华工字厅的“都非凡境，洵是仙居”，形式上虽工稳可称极致，却“并非绝妙好对”，因为上下联在“思想之关系”上并不具备“正，反，合”的要素。这里顺便提一下，陈寅恪是敏悟型学人，作为娱乐的对对子也是他擅长的。比如姜亮夫曾回忆清华园每周六的师生同乐会，提到说：“寅恪先生的知识很博雅，在这种场合下，不肯为大家说说笑笑，但私下谈话中，笑话极多，尤以
2做对子为长”。坊间流传他那些赠人的联语，也说明他的这种颖悟。比如他赠罗家伦的“不通家法，
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和戏赠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的“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都属此类3。但若按照陈氏定出的上述四项标准来衡量，这些颇有巧思的联语比起“都非凡境，洵是仙居”也高明不了多少，至多中等及格而已。换言之，一般坊间认为的佳对并非陈寅恪心目中期许的对联。
陈寅恪提出的具有“合”之境界的正例是吴梅村名作《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中的“南内方起看桂宫，北兵早报临瓜步”一联。此联不仅对仗工稳，且用典切合南明覆亡的时空状态。更重要
王震邦：《独立与自由——陈寅恪论学》，第137页。
姜亮夫：《回忆清华国学研究院》，见《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卷三，第95页。 3
这两则事例出自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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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上下句组合成一个反差强烈的历史景观，精炼地传递出世变瞬间的经验。另一陈氏引用的例子出现在他晚年所作的附记里，即苏轼“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一联。陈氏甚至称此联“极中国对仗文学之能事”。究竟为何他给予如此殊荣，这里需要作些说明。苏轼此联曾出现在他的两首诗作里，一首是《答周循州》，文字是“前生当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此诗作于绍圣二年（1095）苏轼遭贬于惠州之时；另一首是《赠虔州术士谢晋臣》，文字是“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该诗应作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自流放地北归，途经虔州之时1。苏轼生前必定也欣赏此联，才会两度采用。文字虽有细微不同，意思则无差别。陈寅恪《附记》里提到的是《赠虔州术士谢晋臣》，实际将此联放在《答周循州》的写作背景里理解会更恰当。
就文字形式而言，此联对仗极工稳，但更重要的是行云流水般说明苏轼的自我期许和他在当时人眼中的形象的差别。韩愈和被称为卢行者的惠能均是建立新道统之人，且均有远避或贬至岭南的经历。2苏轼作此诗时正在岭南惠州，因此此联又能体现出他在同样的逆境中的豁达和自信，这些均属于陈寅恪强调的“言外之意”。读者若不了解惠能和韩愈的地位，以及岭南经历在惠能、韩愈和苏轼各自生涯中的特殊意义，便无法把握苏轼文字的妙处，这显然不是一般文字游戏能达到的高度。陈寅恪在《附记》里虽然简单说明“卢行者”与“韩退之”给了他创作“孙行者”这一对子以启发，但以他对这些人物生平之了解，必然深切体会苏轼的立意。在近期披露的陈寅恪手书《宋诗精华录》批语里，他还称赞李商隐的名句“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将其与苏轼此联相提并论，认为是思想与意境皆佳的范例3。
由此可见，陈寅恪看重的对子必须是历史意蕴丰富、能体现出作者的洞察力和文字驾驭能力的文字。具体说来，除了形式精巧之外，上下联尚须在内容上密切关联，通过时间或空间的种种联系，产生叙事效应，共同构成一个丰富的历史场景，只有这样才能传达出弦外之音。这种通过文字之美来叙述历史是陈本人心目中所要仿效的对象，这也就是他所谓的“论诗我亦弹词体”的真意。我们只需看一下陈氏本人的诗作，就会立刻发现这也是其一大特色。他的《王观堂先生挽词》里，通篇符合上述标准的佳例就非常多，比如的“岂知长庆才人语，竟作灵均息壤词”、“初意潢池嬉小盗，遽惊烽燧照神京”、“君期云汉中兴主，臣本烟波一钓徒”、“曾访梅真拜地仙，更期韩偓符天意”，都用流动之对语和贴切的典故写古今冥会之历史。至于其他作品中例子也比比皆是，有名如《寄傅斯年》中的“今生事业余田舍，天下英雄独使君。正始遗音真绝响，元和新脚未成军”，《庚辰暮
《答周循州》编年出处见孔凡礼《苏轼年谱》卷三十四《绍圣二年》（1095），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220页。又王文诰集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中，《赠虔州术士谢晋臣》被归入卷四五，第2430页。该卷卷首标示“建中靖国元年”（1101）。 2
陈寅恪注意到韩愈年少时曾随遭贬之兄至岭表韶州，当地正是以惠能为代表的新禅宗发祥之处。陈氏认为韩愈耳濡目染当地新禅宗活动，启发他日后建立儒学新道统。见氏著《论韩愈》，《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320-321页。此论断虽缺乏直接之佐证，且韩愈道统说的思想资源亦未必来自禅宗谱系。但潜移默化之影响向来属于史学难以确切证明或反证的层面，因此陈氏见解仍可备一说。 3
见张求会《陈寅恪手书〈宋诗精华录〉批语辑注》，收入氏著《陈寅恪丛考》，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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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重庆夜宴归作》中的“食蛤哪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等等。陈氏晚年撰《论再生缘》时，对文学中骈俪的意义有了更完整清晰的阐发，这一点留待本文最后部分再来分析。
陈寅恪看重的上等对子都有一个完整的意境。虽然他开出的试题未必都有达到他这一理想要求的可能，但是否往这一方向努力则是评判考生能力高下的关键所在。他对于对对子的上中下三个层次的论述，前两层都只属于技术规范的讲究，最后一层才是凌空一跃。这颇类于八股文的本意，前面的甲乙丙只是讲各股的作用，最后才是替圣人立言的境界。有意思的是，虽然陈寅恪在为出对对子题所作的辩词中用了不少篇幅强调中西语言结构的异同，他却在对如何能达到对子的最高境界的说明上动用了近世西哲的概念：
凡上等之对子，必具正反合之三阶段。（平生不解黑智儿［一译“黑格尔”］之哲学，今论此事，不觉与其说暗合，殊可笑也。）1
他虽称是暗合，实际显示即便是对仗这类典型的中国古典表达方式，传统文论诗论也缺乏合适的抽象能力来加以概括，否则赵翼不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了。针对上引《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文字，陈寅恪在他晚年的《附记》里，指出“孙行者”一联最理想之答案为“胡适之”，紧接加一转语：“又正反合之说，当时惟冯友兰君一人能通解者。盖冯君熟研西洋哲学，复新游苏联犯国故也。今日冯君尚健在，而刘胡并登鬼录，思之不禁惘然！是更一游园惊梦矣。” 2这段补充引起当代学人的不同诠释。其中关涉胡适的问题下文再谈，这里只说明陈寅恪为何两度提到的黑格尔辩证法之正反合律和冯友兰。陈氏撰《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时，正当黑格尔哲学开始在中国学术思想界发酵，作为黑格尔辩证法精髓的“正反合”之说，对于既曾游学德国多年又身处中国学术信息中心的陈寅恪，自然有多种渠道可以获得了解。3但他在与刘叔雅书中提及，当有所特指，这就是新出不久的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上卷中的观点。冯友兰给《中国哲学史》上卷写的《自序》完成
用“黑智儿”译Hegel当出马君武。1903年马君武发表《唯心派钜子黑智儿之学说》当是最早介绍黑格尔哲学的中文文字。但紧接其后，严复在1906年发表《述黑格尔唯心论》一文，即采用“黑格尔”这一译名（见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83，94页）。此后“黑格尔”基本成为通用译名。1931年，瞿菊农以纪念黑格尔逝世一百周年为名，邀请张君劢、贺麟、朱光潜、姚宝贤等学者撰写文章，先发表于《北平晨报》和《大公报》副刊，随后集中刊登于《哲学评论》５卷１期。曾留学欧美的重要黑格尔哲学研究者、《黑格尔的伦理学》的作者张颐在1931年12月28日《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对这些文章发表评论，并引发与张君劢对如何理解形而上学及黑格尔哲学中关键问题展开辩论。以上这些情况的介绍，见杨河、邓安庆《康德黑格尔哲学在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6-87页。因此陈寅恪不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自序》所采之“海格儿”译法而用最早之“黑智儿”及当时已流行之“黑格尔”来指称，说明他早已注意黑格尔之思想。 2
据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冯友兰游苏联是从1934年6月底到8月初，距离陈寅恪与刘叔雅信刊登已经两年。但冯友兰晚年自陈其游苏后认为苏联式社会主义“尚贤”，因此对社会主义颇有好感。可以推想当时冯友兰返国后，必然向陈寅恪等友人流露这一观感，所以给陈氏留下颇深印象。（《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上，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94-195页）。 3
王震邦已注意到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自序中的提到黑格尔“正反合”之说，认为陈氏晚年提冯友兰是有根据的，但他认为陈氏《附记》中提到冯友兰是有讽刺冯友兰在四九年后表现的意味在里面，见王震邦《独立与自由——陈寅恪论学》，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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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930年8月15日，作为该著主要审查人的陈寅恪不会不熟悉。该序中表示：
吾亦非海格儿派之哲学家；但此哲学史对于中国古代史所持之观点，若与他观点联合观之，则颇可为海格儿历史哲学之一例证。海格儿谓历史进化常经“正”、“反”、“合”三阶段。前人对于古代事物之传统的说法，“正”也。近人指出前人说法多为“查无实据”，此“反”也。若谓前人说法虽多为“查无实据”，要亦多“事出有因”，此“合”也。顾颉刚先生云：“反”之方面之工作，尚多未做，吾深信之。吾亦非敢妄谓此哲学史中所说之中国古史，即真与事实相合。不过在现在之“古史辨”中，此哲学史，在“史”之方面，似有此一点值得提及而已。1
冯友兰的意见直接针对以顾颉刚为中心的“古史辨”派，认为后者过于强调以辨伪的方式来确定某种古代思想的历史价值，却往往忽略了思想影响的存在有其独特脉络。这一看法与陈寅恪当时的观点颇为相似（此点下文还将涉及），因此为陈氏所欣赏。冯友兰虽然是全面借鉴西洋研究方法的新派学术代表，但在古代思想文献的复杂性这点上相当敏感。他自1926年初从中州大学转到北平任教，就和陈寅恪、顾颉刚、胡适等相过从。1928年应罗家伦之邀到清华任哲学系主任后，与陈寅恪的关系更为密切。他的《中国哲学史》由陈寅恪来写审查报告正是两人当时学术意向接近的标志。
二、从“孙行者”到“胡适之”
上文解读陈寅恪对对子的“正反合”三境界的理论，接下来便可具体分析为何在陈寅恪心目中，“孙行者”这一对子的真正理想答案是“胡适之”。据当年北平《世界日报》的报导和后来一些个人回忆，当时的考生里就有答出“胡适之”的，比如周祖谟就是其中之一2。但在一般人乃至学者印象里，“胡适之”和“祖冲之”、“王引之”甚至“韩退之”等均为可接受之答案。既然陈寅恪多年之后表明“胡适之”是他心目中的答案，为何他在与记者的谈话中却避而不提，甚至让人觉得“王引之”才是最佳呢？这种回避本身倒不难理解。首先这是大学入学试题，涉及公平问题，陈寅恪虽然在出题上有出奇以张其说的一面，毕竟不会不考虑到考生应该有一种以上之选择，因此他答《世界日报》记者时说：
有人谓题中多绝对，并要求主题者宣布原对，余以为并非绝对，因其并非悬案多年，无人
此处引文用《三松堂全集》第三版，第二卷《中国哲学史》上，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2页。
白化文：《“孙行者”对以“胡适之”的始末及通信二则》（《古都艺海撷英》，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此文载有吴小如给作者的一封信，提到“王引之”才是陈氏心目中“孙行者”的确对，无论上下联之间的关联还是平仄都比“祖冲之”妥帖。就“王引之”之解释，吴说不无所见，但信中又称此说闻自卞僧慧；又白化文《师门仰望三题·周燕孙老师二三事》，氏著《负笈北京大学》，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33-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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