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六 文章试论清代雍正时期贵州的改土归流更新完毕开始阅读91456725ec3a87c24028c4ed
即要把土官占有的人丁土地改归流官管辖治理，赋税俱归国库所有。这样，在中央王朝与土司之间实际上是一次权力的再分配。为此，朝廷必须“将富强横暴者渐次擒拏，昏庸者渐次改置”，分别铲除不法土司，削弱地方割据势力，取消所谓“化外”之地，把中央王朝的统治强加于所有原来较为自主自由的少数民族地区。改土归流的过程，必然充满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之间的矛盾，在某些情况下，它必然是一场刀光剑影经受“血与火”的洗礼的斗争。 (二)
雍正时期，清王朝实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对不同地区和不同表现的土司，是分别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如对西北地区的甘肃土司，《清史稿》卷五百十七载:“清改甘肃为省，各土司仍其旧”。清王朝认为甘肃土司“有悍卫之劳，无勃叛之事”，“绝不类蜀、黔诸土司桀骜难驯也。”故至终清之世，“甘肃土司从未变革”。对西南地区的云南土司，《清史稿》卷五百十二载:雍正时改土归流，鄂尔泰提出以澜沧江为界，“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内宜流不宜土”。对靠内地和边境的土司采取不同对待；《清史稿》卷五百十四载:雍正六年(1728年)改流时，把“江内地全改流。”而对江外的木邦、车里、孟连、孟定等土司则仍以保留。对改流土司采取“先革土司，后剿倮夷”的对策，将沾益、镇远、威远、盈养、茶山、普洱等土司相继革除。在四川省则以“用兵为先”，重点军事打击乌蒙、芒部、东川、凉山及大小金川土司。在广西，则“先改土司，后改土目”，削其大而存其小，凭借土目以作维持。在湖广则将永顺、保靖、桑植、容美四大土司，尽行革除。
对贵州的改土归流，清廷认为贵州的具体情况和云南不同。应该采取不同的策略。在鄂尔泰的奏疏中就曾多次提及:“至于黔省土司与滇省异，一切凶顽，半出寨目，因地制宜，更须别有调度”。[9]又说:“查云南土官，多半强豪，所属苗众，悉听其指使，
残暴横肆，无所不为。其土官懦弱者，凶恶把目，为害尤甚，不但目无府州，亦并心无督抚。??贵州土司单弱，不能管辖，故苗患更大。??若不及此清理，约定规程，即使拏几土官，杀几苗首，亦不过急则治其标，本病未除，恐终难宁贴”。[10]至于如何清理才是治本而非治标?鄂尔泰主张要以“制苗为先务，而尤以练兵治苗为急务”。也就是说对贵州的改土归流，重点是用军事武力以开拓“苗疆”，其着眼点是在于第一；开拓“苗疆”可以招来垦荒，增加国家的土地和赋税。鄂尔泰的奏疏中就曾说道:“云贵荒地甚至多，议者谓宜开垦。不知利之所在，人争趋之，不禁其开垦而不来开垦者，缘荒地多近苗界，实虑苗众之抢割。若果土司遵法，夷人畏伏，将不招而来者自众。故臣必以制苗为先务，而尤以练兵治苗为急务。”[11]第二:开拓“苗疆”以消除“梗隔”，有利水陆交通畅通。“云贵远居天末，必须商贾流通，庶地方渐有生色。今水路不通，陆路甚险，往来贸易者，非肩负，即马载，费本既多，获息甚微，以致裹足不前，诸物艰贵”。[12]此外，贵州有水路与湖南相通，经镇远、施秉至黄平州，并可由重安江溯源而上，渐次开。这些地区均属“苗疆”。贵州的黎平府、永宁州并有陆路可通川楚，也需用兵维护交通畅通。基于上述两点，故鄂尔泰把武力开拓“苗疆”作为贵州改土归流的“先务”和“急务”。
过去，学术界对贵州的改土归流问题，存在着两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一是把废土设流等同于改土归流；二是把改土归流仅是理解为废除土官势力，建立流官统治。从贵州的实际情况分析，废土设流和改土归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废土设流仅是指将土官废除改设流官，将原由土官统辖的土地人口改由流官管辖。废土设流还有其不彻底性，或上废下不废，远废近不废；或已废土设流又重新废流设土，如对贵州最大的土司水西安氏即此。而且，废土设流自明初就已发生，贵州建省就是明永乐年间废革思州、思南二宣慰司基础上建立的。但实际上也是上废而下不废，还存在众多长官司。从理论上探讨，
明踵元故事，实行土司制度，明初正是土司制度逐渐完善和发展的时期，基本上适应当时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统治，土司制度的矛盾和弊端尚未充分暴露和激化，应该说当时土司制度还是处于上升的时期，还不是土司制度的衰败和腐朽阶段。如果把中央王朝在个别或局部地区实行的废土设流，和改土归流等同起来，显然不甚切贴。改土归流则是一次大的社会变革，它的任务并不仅是指废革土官，而且，因贵州土官势弱，改土归流也不是将土官一律废革。鄂尔泰在《正疆界定流土疏》中就明确地说:“土司改流，原属正务。但有应改者，有不应改者；有可改可不改者；有必不可改必不可不改者；有必应改而不得不缓改者；有可不改而不得已竟改者，审时度势，顺情得理，庶先无成心，而有济公事。若不论有无过犯，一概勒令改流，无论不足以服人，兼恐即无以善后。如果相安在土，原无异在流。如不相安在流，亦无异于在土也。”[13]可知，对土司的改流与否，是以其“有无过犯”而定，并非对土官一律革除。因此，贵州改土归流的任务之一，就是废革有“过犯”的土司或土目，将强暴者擒拏，懦弱者改置，能改则改，能削则削。但对皈服王朝而守土相安，并无过犯的土司，则能留即留，未予改流。 贵州改土归流任务之二，就是调整疆界，划拨尖牙，归并事权，以便治理。雍正四年(1726年)春，鄂尔泰以巡抚云南兼总督事，就奏言:“云南大患，无如苗蛮。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而苗疆多与邻省犬牙交错，又必归并事权，始可一劳永逸。”[14]提出将原属四川的东川、乌蒙、镇雄三土府，因距省会成都遥远而鞭长莫及，改隶距与滇仅一岭之隔的云南，俾得相机改土归流，永靖边氛，同时，建议“黔粤向以牂牁江为界，而粤之西隆州，与黔之普安州，逾江互相斗人。苗寨寥阔，文武动辄推诿，应以江北归黔，江南归粤，增州设营，形格势禁”。[15]
雍正时期贵州在调整疆界，归并事权方面，早在雍正二年(1724年)十一月，总督高其倬在条奏苗疆事宜中，就提出黎平府与楚省五开卫同城，民苗杂处，分隶两省，请改
五开卫为县，隶黎平，铜鼓卫亦归并。五开、古州、八万等苗疆均属黔省，事权归一。鉴于古州、八万地大苗众，为所谓“生苗”地区，其地在都匀以东，黎平以西，以五开、铜鼓二卫归黔，“则一切措办，呼应即灵；若拨黎平归楚，凡有调度必失事机”。于是，清廷于次年批准将五开、铜鼓二卫，调整归黔省隶属黎平府。至雍正五年(1727年)闰三月，又改铜鼓卫为锦屏县、五开卫为开泰县，俱隶黎平府。又调整湖广之平溪卫为玉屏县，清浪卫为清溪县，俱领于思州府。并以原隶湖广靖州之天柱县隶属黔省黎平府。这些疆界的调整既为了使事权归并，便于治理；也为后来开辟“苗疆”，建立流官统治做好准备。同年六月，根据贵州安笼镇总兵蔡成贵奏:“广西西隆州古障地方土目王尚义等，与贵州普安州捧鲊地方苗目阿久等历年互争歪染、乌舍、坝犁、鲁磉等寨一案，因土目自相仇杀，俱系外结”，要求朝廷下令黔粤两省抚臣委派大员审断。于是，云贵总督鄂尔泰奉旨会同工部侍郎李绂、广西巡抚韩良辅议划贵州、广西疆界，提出:泗城土知府岑映宸滛虐，其地延袤千里，北境与南笼、普安相错，多争界仇杀事，岑映宸为逋逃薮，为患最深，请用兵擒治，将其地改土归流。其时，泗城之者相、普安之者坎，皆有土目互争土地，岑映宸亦持强率众至者相，将攻者坎。闻鄂尔泰将用兵其地，改土归流，乃乞改流存祀，被褫除世袭土官之职，安置浙江。秋八月，从鄂尔泰等奏请，割广西泗城西隆之红水河以北地，设永丰州。其地包括原西隆州之罗烦、册亨等四甲有半，原泗城之长坝、罗斛等共十六甲，“南北约三百里，东西经六七百里”，州治设在长坝。升南笼厅为府，领永丰州。又将原安顺府所隶的普安州及安南、普安二县，俱隶属安笼府管辖。对普安州的捧鲊，为三江咽喉，“苗倮”要隘，设一营驻守。另在路险岩危的白云屯、法岩、歪染等地，俱设汛防等，将黄草坝的左营游击、千总、把总各一人，兵三百人，俱移驻捧鲊。这样，加强兵弁扼守，“不惟黔苗可控制，亦粤侬不敢起衅”。至雍正六年(1728年)为正军田疆界一事，鄂尔泰在《正疆界定流土疏》中再次提及:“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