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的把握(文学理论讲座之九) 联系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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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含两层意,不求其佳而自佳。”[9]这些议论所倡导的,就是文学语言必须含蓄。只有含蓄,才不浅白,才不直露,才有无尽的深意,才有绵长的滋味。 情感性

文学创作活动具有鲜明的主体性,灌注着作家丰富而复杂的审美情感。与此相适应,文学语言也必须要具有情感色彩、情感力量。只有情感性的语言,才与文学的特征相适应,才能真切地传达出作家对社会人生的种种情感体验。文学语言的情感性,蕴含在语言所构成的意象和语言表达的形式之中,主要是通过词语、句式、语调等方面体现出来的。文学作品整体的情感基调,决定着文学语言的情感基调,即所谓 “言欢则字与笑并,论戚则声与泣共”。也就是说,文学语言的词语、句式、语调等方面的感情色彩,是依据文学作品整体的情感基调来确立的。老舍曾经说过:“一篇作品须有个情调。情调是悲哀的,或是激壮的,我们的语言就须恰好足以配备这悲哀或激壮。比如说,我们若要传达悲情,我们就须选择些色彩不太强烈的字,声音不太响亮的字,造成稍长的句子,使大家读了,因语调的缓慢,文字的暗淡而感到悲哀。反之,我们若要传达慷慨激昂的情感,我们就须用明快强烈的语言。??语言不可随意抓来就用上,而是经过我们的组织,使它能与思想感情发生骨肉相连的关系。”[10]在这里,老舍说明了文学语言在传达情感方面的一般规律。例如郭沫若的长篇组诗《凤凰涅槃》前半部分,《序曲》、《凤歌》、《凰歌》、《凤凰同歌》表现的是悲哀、痛苦、愤怒甚至是绝望的情绪,因此语调低沉,词语色彩暗淡;后半部分《凤凰更生歌》,传达的是欢快、高昂的情绪感受,于是语句明快、轻松,词彩华美,充分显示出了获得新生后的强烈喜悦和兴奋。抒情作品的语言情感色彩较为显著,自不待言;即使叙事作品,在语言运用上也应符合情感性的要求,具有一定情感色彩,以便传达透露出作家的情感态度。例如,安徒生在《卖火柴的小女孩》的结尾处这样写到:“第二天清晨,这个小女孩坐在墙角里,两腮通红,嘴上带着微笑。她死了,在旧年的大年夜冻死了。新年的太阳升起来了,照在她小小的尸体上。小女孩坐在那儿,手里还捏着一把烧过了的火柴梗。”语言平实,语调缓慢,语气沉重,然而富于情感力度,字里行间流露着对这个不幸的小女孩的深切同情和对这黑暗的社会的深沉愤慨。巴金在《家》第四章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夜死了。电灯光也死了。黑暗统治着这所大公馆。电灯光死去时发出的凄惨的叫声还在空中荡漾,虽然声音很低,却是无所不在,连屋角里也似乎有极其低微的哭泣。欢乐的时期已经过去,现在是悲泣的时候了。”以情感深蕴的语言,渲染了入夜之后那潜藏着种种罪恶的大公馆的阴森气氛,也暗示了婢女鸣凤的悲剧命运。当然,由于作家风格特色的不同,语言表达中的情感体现也是多种多样的,有浓烈与平淡之别,也有深藏与外露之异。需要说明的是,有时作家语言格调的冷峻,似乎无情,其实这正是情感性的一种特殊体现。

形象性、含蓄性、情感性是从不同角度对文学语言提出的基本要求。它们显示出同一事物在不同方面的特性,共同体现了文学语言与普通日常语言之间的主要区别,也共同构成了文学语言自身的审美特征。

四、语言的技巧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因此作家的创作技巧更直接地体现在对语言的把握与运用上。作家在运用语言进行创作时,不仅要服从文学语言的自身要求,而且要运用一定的语言技巧,把司空见惯的语言巧妙地组织起来,创造独到、新颖的表现形式,赋予语言以新的生命活力,以实现最佳的艺术效果。“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觉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就是要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11]文学语言追求的就是一种陌生化的效果。这种凭借技巧而创造的陌生化的语言,打破了日常语言的规范与定势,增加了语言自身的张力,使人耳目一新。在文学语言陌生化的过程中,可以使用多种写作技巧,如比喻、借代、烘托、对比、夸张、排比、象征、幽默、反讽、悖论等。这里仅就几种常见的语言技巧加以介绍。

比喻

所谓比喻,是借具有相似点的他物(喻体)来比拟此物(本体)的一种修辞方式。比喻是文学语言中最常用的修辞方式,【钱钟书】称其是文学语言的根本,是文学词藻的特色。运用比喻可以使所要表现的对象更为鲜明、突出,使具体有形的事物更加生动,使抽象无形的思想情感得以形象化。构成比喻的基本条件是:要有本体和喻体两部分;二者之间具有某些相似或相通之处,但又有明显的差别。比喻一般分为明喻、暗喻与借喻等几种。

明喻是本体、喻体都出现,并用喻词“像、如、似、仿佛、有如”等加以连接。例如:“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诗经·卫风·伯兮》)“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王维】《送沈子福归江东》)“路的左边,都埋着死刑和瘐毙的人,右边是穷人的丛冢。两面都已埋到层层叠叠,宛然阔人家里祝寿时候的馒头。”(鲁迅《药》) 暗喻是本体、喻体都出现,但一般不用喻词,或用“是、成为、等于、变成”等词语来连接。例如:“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白居易《长恨歌》)“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徐志摩】《再别康桥》)“树缝里也漏着一两点路灯光,没精打采的,是渴睡人的眼。”(【朱自清】《河塘月色》)

借喻是本体不出现,或不在本句中出现,喻体直接用在本体的位置上。像陶渊明《归田园居》诗中的“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就是直接以笼中之鸟和池中之鱼,来比喻黑暗的官场生活对自己自然天性的束缚窒息,比喻自己对适情任性、自由不拘的乡村田园生活的由衷向往。

比喻作为一种常见的修辞方式,要想发挥其独到的作用,不仅要做到恰当、新颖,还要耐人寻味。这里的关键在于喻体的选择运用。喻体必须选择得当,切中本体,否则只会适得其反,画蛇添足。喻体应该富有新意,体现独创精神,而不是简单地重复别人。此外,喻体与本体之间在确保相似性的前提下,要尽可能拉大距离。距离小,必定乏味;距离大,才能给人留下充足的联想余地和想象空间。 象征

象征,是通过具体事物(象征物)间接地表现思想情感(象征义)的一种语言写作技巧。“象征”一词源于古希腊,本义类似中国古代的兵符,指将某物一分为二,作为凭证或信物,合之以验真假。象征运用到语言写作上,就是以某种具体的事物作为某种情绪或意念的标志或符号,在两者之间建构起象征性的表现关系。象征的重点,在于建构富于美感意味的象征物,从而将所要表达的抽象的思想感情具体化、形象化、生动化。象征物本身不具有独立性,其意义完全是在与所象征的情感意念的联系中生成的。象征的方法,扩展了文学的表现领域,可以使文学作品的内在意蕴更为复杂,更为深邃。闻一多在诗歌创作的实践中,树立了成功运用象征方法的范例。《红烛》一诗,以燃烧的红烛,象征创造光明的献身精神,象征一种燃烧自己,照亮他人,殒身不恤的伟大人格: 红烛啊!

你流一滴泪,灰一分心。 灰心流泪你的果, 创造光明你的因。 红烛啊!

“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这是对红烛的赞颂,更是对红烛所象征的精神理想的赞颂。此外,《色彩

》以绿、红、黄、蓝、粉红、灰白、黑等色彩,象征着丰富的人生意义和生命价值;《死水》则以“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的“一沟绝望的死水”,象征了诗人所挚爱的满目疮痍的祖国。不仅是诗歌作品,其他文学样式的创作也可以使用象征这种技巧。鲁迅的小说《狂人

日记》中,对中国封建社会“吃人”实质的深刻把握,正是运用象征的笔法,借助狂人的形象,借助狂人的“荒唐之言”传达出来的;散文《秋夜》中,室外室内的景物经过象征手法的处理后,成为了社会现实的某种缩影,寄寓了深刻的思想感情。还有卡夫卡的作品,小说《城堡》中那牢牢控制着一切却永远可望而不可及的城堡,象征着高高在上的统治力量;《变形记》中推销员格里高尔变成一只甲虫的特殊体验,则象征着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丧失自我的异化现象。 反讽

反讽,又称反语,这是将所要表述的真实意思以完全相反的方式传达出来的一种语言技巧。它是一种依靠语境的压力而实现的正话反说。当反讽在文学作品中出现时,读者根据特定的语境,可以透过字面的意思领会到相反的实际含义。反讽的直接效果,是增进了语言表达的深度,加强了语言表达的多义性。反讽具有一定的嘲讽意味,但又不同于那种轻松幽默式的讽刺,体现的是一种严肃深邃的思考,常常含有较浓重的不满与愤懑。反讽的对象可以是他人,也可以是自身。例如,杜甫的《旅夜抒怀》: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其中第五、六两句即用反语,本意当为:声名实乃因文章而著,官职并非为老病而休。以反言见意,在自谦中含有自负,在自嘲中抒发愤世之情,在描写孤独漂泊的身世同时,委曲地道出了深沉的慨叹。再如,英国作家【马洛】在《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中写到浮士德受到魔鬼诱惑而出现动摇时,也使用了反讽的技巧。浮士德说出了这样的独白:“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别这么严厉地看着我;毒蛇,让我喘一口气;丑恶的地狱别打开,别来,魔王;我要烧掉我的书籍。啊,魔鬼。”浮士德表面否定,实际肯定,表面拒绝,实际接受,表面说“丑恶的地狱别打开,别来,魔王”,实际要说“地狱打开吧,快来吧,魔王”。这种正话反说的反讽,如果运用得当,确实可以使文学作品的表达更加深沉有力。

就语言技巧的运用而言,比喻、象征、反讽都能增加文学作品的意义层次,扩大文学作品的艺术容量,也都能充分启发、调动读者的想象和联想。

作家对于语言技巧,即要打破常规,独出心裁,“语不惊人死不休”,又要努力追求自然天成的最高境界。真正的语言艺术大师,总是自如地运用语言技巧,却决不留下斧凿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