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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情至梦的汤显祖
汤显祖认为无论什么体裁的文学作品，不管诗文还是戏曲小说，都重在一个“情”字。“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耳伯麻姑游诗序》）只要是真实的情至之语，皆为天下之至文。反映在艺术创作上，汤显祖特别强调“情”的作用，认为创作都是“因情成梦，因梦成戏”的产物。在《复甘义麓》的信中，汤显祖表明了他戏剧创作的基本观点：“弟之爱宜伶学《二梦》，道学也。性无善无恶，情有之。因情成梦，因梦成戏。戏有极善极恶，总于伶无与。伶因钱学《梦》耳。弟以为似道，怜之以付仁兄慧心者。”被称为明代文坛“主情说”代表人物的汤显祖，正是以“因情成梦，因梦成戏”的戏剧主张，构成了他的文学观。汤显祖通过他的创作阐明了情、梦、戏之间的关系：“情”在戏剧中占有中心位置，包含有复杂的生活内容和积极的人生意义；“情”通过“梦”表现出来，而“梦”又通过“戏”反映出来。简言之，戏是梦中情的反映。也就是说，戏剧是通过梦幻的表现形式来反映人世间现实中人们的善恶是非及思想感情。《紫钗记》中霍小玉因思夫之情而成梦；《邯郸记》中卢生为人生享乐之情而成梦；《南柯记》中淳于棼为其志不达之情而成梦；而《牡丹亭》更是汤显祖写梦的得意之作。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说：“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可以认为，汤显祖写杜丽娘因情成梦，因梦而死，死而复生，都是为了表现她的“情之至”，这也是他戏剧的核心思想。而这样一部“至情戏剧”在明末清初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商小玲演唱《寻梦》出，悲恸气绝于舞台；娄江女子俞二娘伤此曲“惋愤而终”；冯小青更是写诗寄情：“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这些都是受众对于汤显祖之“真情”追求的共鸣与回响。
而这样一个至情至性的人，却生活在一个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的时代, 当时思想领域哲学观念的重大调整并没有改变官场的黑暗和世道的险恶。尽管他出身书香门第，早有才名，12岁的诗作即已显出才华。14岁补县诸生，21岁中举，不仅颇精古文诗词，而且能通天文地理、医药卜筮诸书,但却仕途不顺、屡遭贬谪。34岁中进士，在南京先后任太常寺博士、詹事府主簿和礼部祠祭司主事。万历十九年，他目睹当时官僚腐败，愤而上《论辅臣科臣疏》，弹劾大学士申时行并抨击朝政，触怒了皇帝而被贬为徐闻典史，后调任浙江遂昌县知县，一任五年，政绩斐然，却因压制豪强，触怒权贵而招致上司的非议和地方势力的反对。万历二十六年因为不能趋炎附势, 不满明朝廷在矿税上的弊端, 汤显祖于是挂冠而去, 远离了令他深深失望的官场，移家沙井,隐居在玉茗堂、清远楼, 他的号此时也由海若改为清远道人, 可以见出他对于儒家政治的失望。他的《移筑沙井中》：“亦自知津亦自迷, 新归门径草凄凄。闲游水曲风回鬓, 梦醒山空月在脐。”这
种“亦自知津亦自迷”的矛盾心情便是汤显祖对自己15 年官场生活浮沉的深刻总结。蹉跎的岁月逐渐消磨了他的政治热情, 无法自主的命运使他开始接受佛、道思想的影响。在南京任闲职的后期, 汤显祖就与著名高僧达观相识, 并成为挚友。达观, 庐山归宗寺真可和尚, 号紫柏。归家之后的汤显祖与达观的交往日益密切, 先后写下《达公忽至》、《达公舟中同本如明月府喜月之作》、《达公过盱便云东返》, 《寄问贺知思》、《别达公》、《达公来别云欲上都》、《归舟重得达公船》、《江中见月怀达公》等诗, 由此可见他对达观的感情之深厚。达观走后不久, 汤显祖梦见了他, 写下《梦觉篇有序》。从此之后, 汤显祖便以海若士为号, 一作若士, 由此不难看出达观对汤显祖思想的深刻影响。尽管汤显祖早年有着强烈的济世情怀, 然而他个人的坎坷遭遇使他深切地感受到世事不可为, 前程难预料, 因而逐渐接受了佛教思想的影响, 视尘世为梦幻, 视人生一切追求为虚幻不实之物,于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对现实的抗争, 这一点在他的晚年表现得十分明显。万历二十八年七月长子汤士蘧卒, 对已进入老年的汤显祖无疑又是一次深重的打击:“蘧儿之戚, 恩礼周渥。虽宣父之视亡回, 未足比其犹子也。得耆儿南雍书, 感咽恩念, 至不能止涕。”万历二十九年, 汤显祖在官员考察中因“浮躁”被罢职闲住。此时汤显祖已离官在家, 却蒙受了这样巨大的侮辱，而且他所崇拜的李贽在万历三十年于狱中自杀, 好友达观在万历三十一年因为反映矿税的事情进京, 结果牵连进癸卯妖书案被逮, 死于狱中。一连串的打击使汤显祖出世之心遂成, 晚年他自号茧翁便是有力证明。他在《茧翁口号》中自注: “我辈投老, 如住茧中。喜其语隽, 取以为号。”
可以看出，汤显祖的一生在“入世”与“出世”中徘徊前进，而最终以佛道思想占据主流。但他入世为官时清正廉洁、为民请命，颇受百姓爱戴和尊敬。“出世”后的潜心研究也颇有成就，皆为良苦用心之作。正由于汤显祖有着自己尽情尽性的生命实践, 他才能够喊出“为情作使”的口号，正因为他自诩为天下“ 有情” 的使者,他才能够将自己的一往深情灌注在创作里,写出惊世骇俗的“四梦”。所以他的思想和人生态度与他的戏剧创作是分不开的，而在他思想和人生态度引导下的生命实践，更是让其创作富有无限的生命色彩。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他的这种至情至性使他的作品更加真挚动人，而他笔下那些永为传诵的作品也深深浸透他的生命，使他对至情的追求深深印刻在每一个读者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