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联系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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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科技学院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

一 引 言

1986年,余华以一篇《十八岁出远门》的先锋小说登上文坛,从此打着“先锋派”作家的身份在文坛大行其道。而后一系列鲜明的先锋小说作品让人们对余华的才华深信不疑、大加赞赏。这一时期的作品主要有《西北风呼啸的中午》(1987-5)、《死亡叙述》(1988-11)、《爱情故事》(1989-7)、《往事与刑罚》(1989-2)、《鲜血梅花》(1989-3)等等。自《在细雨中呼喊》开始,他的作品不再生涩难懂,他开始转向现实写作,回归到关注最底层人们的生活情感,他用简单朴素却饱含情感的文笔获得了读者最广泛的认可与共鸣。《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更是为余华赢得了更大的荣誉,作品被多个国家翻译出版,名声享誉海内外。随着余华影响力越来越大,研究余华的人也越来越多,余华作品的研究大致可以归为以下几个方向:

第一,余华小说叙事风格的研究。从 1987 年到 1989 年,是余华小说创作 “先锋时期”,这一时期其作品的叙述方式和言语表达形式明显有别于传统的写实小说,作者在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创作技巧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文学主题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不仅如此,在内容上还呈现出特有的残酷、暴力和血腥。而后,余华的写作转入“写实阶段”。自1990 年,余华创作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在这一阶段,余华不再局限于形式上的创新,而更加注重作品内容的充实,在对现实的准确表现方面,理智永远代替不了内心的需要。他在《活着》中文版后序中说道:“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和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 [1]3

第二,对余华作品的主题研究。暴力、血腥、宿命、苦难成为研究的关键词。在余华早期的先锋作品中强大的宿命力量和极度惨烈的暴力色彩是最重要的特征,他在90年代转型后作品中的苦难主题则是余华小说题材中一个重要的文学母题。在这一时期余华通过对于苦难的书写来诠释自己对现实和人性的认识。

第三,余华小说写作的叙事结构与技巧。余华成为先锋派代表人物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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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小说在写作形式上颠覆了传统的叙述方式与技巧,在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创作技巧的基础上对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令人耳目一新。这一时期,余华“从虚构入手,以心理现实为基础,构建起了一个荒诞、混乱、陌生的幻觉世界;并以偶然性作为叙事的基本链条,形成其作品内在的隐喻结构;通过个性化叙事语言,尤其是比喻手法的使用来呈现作者对于世界的独特感知” [2]105

第四,对余华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特征的研究。通读余华的作品,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他早期的先锋作品中,还是后期写实主义创作的一系列作品,“父亲”一直是余华作品中的绝对主角,只是在不同的创作时期,余华对“父亲”这一形象采用了不同的写作处理方式。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曾说:“中国当代一些有影响的小说,尽管作者的身份、年龄、性别、个性和所属流派不同,却殊途同归,几乎全是站在儿子的立场上谈论和审问父亲的” [3] 90由此可见,很多作家在创作的过程中都怀有极其深厚的父亲情结。父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很丰富的文化内涵,“不仅象征着文明的起源,而且成为文明内在传承与外在秩序的主导者、承当者。” [4]100余华也是众多热衷于书写父亲的作家之一,作家王安忆曾说:“我觉得余华看上去就是一个爸爸的儿子。不管是生活里,还是写作,父和子的关系都是他的一对主要关系。他仿佛总是一个离家的找不到父亲的孩子,仿佛总在找,始终存在一个认同的焦虑。” [5]73-75 因此很多人研究他作品里的父亲形象,借此来深入全面解析余华作品中的内涵。

事实上上,余华的小说作品中还存在一个被遮蔽的女性群体,她们作为男性的附庸,一直处于边缘化的状态,但正是这些女性形象的存在,才使得余华的作品结构更加丰满,意义的阐现也更加完整。从他的小说中,可以罗列出一系列女性形象,例如《世事如烟》里的十六岁少女4,《古典爱情》里的小姐惠, 《难逃劫数》里的彩蝶和露珠,《现实一种》里的外祖母和山峰、山岗的妻子,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里的母亲、冯玉青,《活着》里的家珍、凤霞,《许三观卖血记》里的许玉兰、《兄弟》中的李兰等等??在不同的文本中,这些女性的角色处境也各不相同,她们的存在对于余华小说丰富意蕴的呈现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与其他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不同,余华对于女性形象的写作有着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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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征,就是一直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但她们却是真实存在的。林华瑜在《暗夜里的蹈冰者—余华小说的女性形象解读》一文中说:“余华小说里的女性如同一群暗夜里的蹈冰者,在黑漆漆的冰面上她们以不同的姿态狱歌前行, 无论是涉险而过. 还是沦落沉陷, 那吱呀吱呀的脚步声听起来都是如此令人感到心悸、疼痛。” [6]70-74纵而观之,余华小说里的女性大都命运悲苦,下场凄惨。张梅将余华作品中女性形象分成三类:男权社会的牺牲品、苦难中苦苦挣扎的溺水者、被歪曲的女性形象。可以看出,余华塑造出的女性形象单一薄弱,而且最终不无逃出悲剧这一命运。刘虎在《男性世界里的虚幻镜像-从余华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看其男权意识》中说到“统观余华的小说,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其叙事视角和人物的命运始终没有脱离男性的范围,而作为与男性对立存在的女性却被遮蔽和扭曲了,或者说女性只是作为男性的衬托和附庸而机动地存在着。” [7]112张梅在《从女性主义视角分析余华笔下的女性形象》一文中说:“从女性主义的观点看,尽管余华作品中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挖掘值得我们称赞,但是小说中隐含的男性政治立场和性别歧视倾向同样不容忽视。在余华的作品中,大部分的女性都以勤劳善良、忍辱负重的形象出现,表面上他大力赞扬女性的这种美德,似乎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忍受是天经地义的。事实上,余华只是给中国的女性立一块贞节牌坊,

建立一个标准的模式,把她们圈在一个固定的程式中,没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8]24

因此,我们在肯定余华现实主义写作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余华在女性形象塑造

方面还存在缺陷,作品中渗透的儒家传统的男权思想,加上主体地位的局限性,使其无法从女性的视角出发,去直接而深切地关注当代女性的生存形态。

在现有对余华的研究中,聚焦于人物的研究相对薄弱,而对于余华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更是鲜有论者提及,所以至今对于余华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的体系。余华小说中的女性一直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她们形态各异,是急需人们关注的弱势群体,她们深刻地反映出余华写作的内心世界,对深入了解余华作品及作者的内心世界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因此,研究此课题是希望读者能够去关注余华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同时希望余华能够抛去男权思维的沉重枷锁,更多地关注女性的生存命运和现实遭遇,让她们浮出历史表面,从边缘走向中心,使文学真正成为全面的“人性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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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余华女性观及其成因

(一) 余华的女性观

虽然余华是以先锋作家的姿态登上文坛的,但他却仍旧没有摆脱传统男权意识的影响,在书写文本的过程中无论从价值取向上还是形象塑造上,都使女性形象呈现出相对比较负面的特征,这种影响贯穿了他整个创作历程,尽管余华笔下的女性形象纷繁迥异,但我们仍能透过这些纷繁迥异的女性形象,窥探出其在男权意识影响下的女性观。

余华在处理小说中人物之间关系的时候,一贯地将女性群体设置为其中的弱者,这样的设置并不奇怪,因为在男权社会中,女性一直都被默认为弱者和需要被保护的对象,但余华的女性观中显然又带有自身对女性理解的色彩,这种弱者的处境在余华的作品中演变成了男性的附庸,不管是在先锋时期还是转型之后,不管故事的情节如何变化,作品中塑造的女性形象,都不可避免地以各种方式成为了男性的附庸。

首先,余华将女性设置为男性附庸的女性观表现为在叙述过程中忽视了女性的主体地位,忽视了女性群体之于社会的重要作用,作品中余华似乎根本不想给她们多少说话的机会,这就造成了女性群体话语权的丧失。在余华的笔下,男性群体才是故事情节发展的有力推动者,才应该具有决定性的地位,例如《世事如烟》里的十六岁少女4,《古典爱情》里的小姐惠,余华为她们设置了悲惨的结局,足以看出余华对于这一女性群体的同情和反思,但在叙述的时候,她们从未成为过拥有话语权的主角,虽然余华多数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进行叙事的,但他不自觉地便会往男性视角叙述的一边倾斜。

其次,在将女性设置为男性附庸的时候,余华也没忘了用暴力作为解剖人性的尖刀,展现其对女性本性恶的理解,不管是作为弱者出现的女性,还是处于强势地位的男性,恶的因子始终是人性的一部分,只是女性身上的本性恶带有自身性别特点罢了。例如《现实一种》里的祖母由于极度恐惧死亡,甚至麻木了血浓于水的亲情,这样的人性即使算不上恶,也至少是变态和扭曲的,《难逃劫数》中的露珠,作为弱者的她,为了保证自己的未来幸福万无一失而向东山狠下毒手,这种由强烈占有欲而造成的人性扭曲,反映了女性群体作为弱者在男权社会中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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