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三 文章余华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更新完毕开始阅读92e2c295f121dd36a32d82f5
苏州科技学院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
全感的缺失。
（二） 余华女性观成因探源
余华曾说刻画女性形象是他创作道路上遇到的困难之一，他说自己一直带着男性的目光去看待女性，一直不太敢写女性。因此，余华常常将自己小说中的女性置于边缘化的状态，她们只是依附着男性的存在而存在，没有自己的主体性。这一方面由于他作为男性作家受自身主体地位的局限，另一方面也与他的个人成长经历有关。 1、主体经验的局限性
首先是作家本身的性别经验局限。余华作为男性作家，在塑造女性形象的时候必然不会对女性的生理和心理有最直接的体验，只能凭借想象及合理化的推测来弥补自身主体地位的不足而缺失女性的情感体验，这就使得他不能像女性作家一样在主体经验上发挥优势，能够准确刻画女性，不管余华如何尽力想要避免这种缺陷，性别经验和观念对他来说都仍旧是一个很大的束缚，经验的限制使他不能充分地深入细致地书写女性形象，加之自身思想深处男权意识的束缚，使得他不能够超越自身而更深刻地表达出对女性群体生存的思考和关注。盛英在《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中论说了女性作家相比于男性作家而言，在对女性群体的准确表现上所特有的优势。对于余华而言，传统的男性观念是他对于女性形象理解的一大支柱，由此形成的男性叙述视角使得他在书写女性形象的时候必然出现边缘化女性形象的写作特点。
其次是根深蒂固的男权意识对于余华创作的影响。中国几千年传统的男权主义思想深深禁锢着中国人的理性思维，男性权威和男权至上的观念，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有意识无意识渗透，逐渐潜藏在每个人的思想深处。这种根深蒂固的男权观念将女性形象定义在了附属的地位。“妇，服也。”“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表其义理者，故谓妇人。”， “夫者扶也，以道扶接；妇者服也，以礼屈服。”，“ 男子居外，女子居内”。自母系社会解体后，女性便开始处于劣势地位，成为受男性牵制的压迫者，男性则成为主宰者。在男权社会，男性的审美评价和客观标准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女性则成为男性评判的对象。自古以来，文学作为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其中的女性形象自然按照男性的主观臆想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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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深刻体现着创作者的思想特征。余华同样深受传统男权思想的影响，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完全按照传统儒家思想对与女性的定位：隐忍、温顺、忠贞、服从，正是受这种根深蒂固但又毫无察觉的男权思想的支配，余华的创作才不由自主地走向男权中心，弱化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存在价值。
2、作家人生经历的影响
按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个人无意识来源于童年时期受到压抑的性冲
动，文学创作就是为了实现这种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实现的被压抑了的欲望，因此 文学创作与童年的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余华的女性观念和他童年的生活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了，余华的童年是在浙江海盐的一个偏僻的小镇上度过的，父母都是医生，不停地忙着上班、加班，根本没有时间顾及他和哥哥，又怕他们在外面乱跑，于是兄弟俩被父母关在狭小的屋子里，失去了与其他异性伙伴接触的机会，家庭中没有姊妹，又缺少母亲的关爱，正由于余华有着这样的早年经历，所以他对于女性群体的感受和认识都相当局限，这直接影响到了他的性别观念以及日后小说创作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在余华小的时候，父母忙于工作，每天都是和哥哥在一起，有时候晚上被父母锁在家里，无聊了就两个人打架，打的累了最后就睡着了。后来，哥哥上学了，“我”也从囚禁中解放出来，跟着哥哥一起去学校，但却受惊于一位女教师，“有几次他让我坐到课堂上去，和他坐在—把椅子里听老师讲课。有一次一个女老师走过来把他批评了一通，说下次不准带着弟弟来上课，我当时很害怕，他却是若无其事。过了几天，他又要把我带到课堂上去，我坚决不去，我心里一想到那个女老师就怎么也不敢再去了。” [9]这件事情余华至今还记得这么清楚，可以看到女性教师给余华幼小的心灵带来挥之不去的阴影，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他对女性的认知判断，深刻影响了他日后有关女性形象的创作。此外余华是在童年时期度过了文革这场浩劫，可以说他并不是文革的亲身受害者，因此必然会导致他对文革缺乏足够的生命体验，这也就限制了他对人性思考的深度和广度，影响了其对于时代女性形象表达的准确性。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正在从文革的压抑和摧残下逐步苏醒，出现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众多的文学流派，不管是哪种文学流派，在创作的过程中都绕不开文革记忆的影响，文革的经历使得那时的大多数作家都能够对于文革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叙述，这几乎不需要想象力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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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与，但是那时候有些人却在疑问：这种拘泥于常规理性思维下的叙述是否能够真的对于人性的表现达到深刻？于是一群试图寻找新的叙述方式的作家就在这样的氛围下出现了，他们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创作技巧，运用悖于常理的思维来精心组织小说的形式结构，用夸张的叙事模式来放大人性中容易被忽视的恶的因子，他们便是新一代的先锋文学流派。
余华是先锋文学流派的重要一员，在不断地创作和反思的冲击之下，他越来越觉得日常生活中固有经验对于人们思维禁锢的可怕，“当我发现以往那种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只能导致表面的真实以后，我就必须去寻找新的表达方式。寻找的结果使我不再忠诚所描绘事物的形态，我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这种形式背离了现状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然而却使我自由地接近了真实。” [10]6这样的创作理念使得他的叙述重心发生了偏移，人物形象的细微刻画变得无关紧要，一定技巧的叙述能够代替人物情感自然化的流露，因此余华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在先锋时期，普遍带有类型化和符号化的特点。
在这样的叙述环境中，女性形象更加退到了无足轻重的边缘位置，为了表现男权社会下的人性恶，处于弱者角色的女性群体成了最好的施加迫害的对象，这种有意识的角色处理正好暗合了余华潜意识里的男权思想，两者在余华的创作过程中汇成一股，共同影响了余华女性观的形成。
三 余华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分类
男性作家描写女性形象，大都存在着自身主体地位的的局限性，他们塑造女性形象实际上就是男性对女性世界的一种想象。塑造出来的女性形象实际上就是男性对女性世界的价值判断与价值想象。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在其长诗名著《变形记》中曾经讲过这样一个神话故事: 皮格马利翁是希腊神话中的塞浦路斯国王，善雕刻。他觉得塞浦路斯的凡间女子存在着天性的不足，决定永不结婚。他用神奇的技艺亲自动手雕刻了一座美丽的象牙少女雕像，并且爱上了这座雕像。在他虔诚的祈祷下,雕像被爱神阿芙洛狄忒赋予生命，变成了一位完全按照他的意愿创造出来的女性。由此可见,男人凭借意志和想象塑造出女性，正是男权社会对女性想象的最为极端的表现。
男权社会的大环境对于女性的压迫，在余华的作品中有着多方面、多角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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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其中的女性形象也因此呈现出不同的类型。西方学者中，以苏珊·利帕曼·科尼伦为代表，在其《小说中的妇女形象》中将西方传统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天使型”，另一类是“妖妇恶魔型”，纵观余华的创作历程，他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也不外乎这两种类型，结合其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具体特点，又可以细分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品、苦难的承受者、扭曲的人性三种类型。
这三类女性形象是出现在余华创作的不同时期的，在他从激进地追求先锋小说的技巧与暴力到回归写实与温情的这一转变中，他笔下的女性形象也在逐步地变化与发展，从先锋时期的男权社会的牺牲品、扭曲的人性到写实时期的苦难的承受者，对于余华作品中这些女性形象的深入探查以及全面地看待这些女性形象的变化发展，有助于我们比较准确地把握余华的创作心理及其作品主题的深层内涵。
（一）男权社会的牺牲品
中国儒家传统思想禁锢着几千年来人们的思想 以“男尊女卑”为核心的伦理规范，将女性束缚在一个狭小封闭的空间中，女性一直成为男性的附庸而存在。 尽管从上个世纪开始，女性主义开始逐渐寻找自身群体的价值，女权主义、男女平等的思想一直成为女性回归主体性的标志，但是，不可否认，传统的男尊女卑思想早已深入人心，并且深深影响着传统主义的男性作家，虽然余华作为先锋作家登上文坛，但其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一直如影随形，所以余华在写作的时候， 自然而然地将女性描绘成男性的附庸品，或是主动或是被动地沦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品。
纵观余华的创作历程，暴力始终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重要主题，特别是在先锋时期，那一段时间就像张颐武所说的“余华好像迷上了暴力”，余华自己曾这样说过：“我在一九八六年、一九八七年里写《一九八六年》、《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时，总是无法回避现实世界给予我的混乱。确实如此，暴力因为其形式充满激情,它的力量源自于人内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 [10]7余华暴力血腥的叙述根本没有留给这些女性任何反抗的权利，甚至还没有涉及到精神上的戕害，肉体已经在赤裸裸的暴力屠杀下成为了牺牲品，最典型的莫过于《古典爱情》中女性群体的悲惨遭遇，先锋小说《古典爱情》延续了传统才子佳人的故事模式，但是在叙述的过程中，余华改变了传统模式的叙事节奏和重心，原本一语带过的菜人场面，在余华这里，变成了慢放的电影镜头，母女二人被当做肉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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