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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敏：浅谈章士钊《评新文化运动》
《评新文化运动》这篇文章被章士钊公开演讲过多次，在正式刊物上发表过两次。文中指出“愚在长沙、南京、上海、北京等处，为此说者屡矣”，但他也表示只是阐述一下自己的观点“然批评之学，吾夙无之”。第一次是于1923年8月21日~22日发表在《新闻报》上，主要针对胡适在《国语周刊》上所发表的“不值一驳”这个论断。第二次是于1925年9月5日。针对章士钊自7月《甲寅》复刊以来，频频发文反对白话文这一举动，8月30日胡适写下《老章又反叛了》予以回应，并在文中宣言“我的受降城是永远四门大开的。但现在改定我的受降条例了：凡自夸‘摈白话弗读，读亦弗卒’的人，即使他牵羊担酒，衔璧舆梓，捧着‘白话歪词’来投降，我决不收受了！”。章士钊看后较为气愤，当即在9月5日出版的《甲寅》周刊上发表《答适之》，9月12号又再次刊登了《评新文化运动》，随后还写出《评新文学运动》。
章士钊一生坚持文言文写作，虽有白话习作，但没有公开发表过任何白话文，是一位纯粹提倡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在二度游欧之前，章士钊曾在自己所办的《甲寅》月刊上宣传过西方文化。而在二度游欧后，他发现西方文化本身存在很多弊端，不应当在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大肆普及，且新文化运动将中国传统文化完全抛置一旁而不顾的举动让他担心新文化运动会使中国文化丧失自己的特性，造成中国在文化上的亡国，使中国人丧失自己的文化标识，变成“无所归类”的人，因此开始反对新文化运动。《评新文化运动》里的观点一经发出，使得章士钊在当时的新青年们眼里变成彻头彻尾的“新文化运动的拦路虎”，但在当下看来他的有些观点还是很有建树，思考颇有深度。因此，21世纪的我们应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以平视的姿态，用平和的心态去面对那个处于变革年代里的各派言论和观点。
《评新文化运动》全文共七段，脉络清晰，从“文化、新、运动”三个方面阐述反对新文化运动的理由。
一是文化具有特殊性，文化离不开人、地、时三要素。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化，一个民族有专属于自己民族的文化，西方文化也有不足，不应抛弃自我，大肆去学西方。因为“吾人非西方之人，吾地非西方之地，吾时非西方之时，诸缘尽异”。他指出新文化运动者苦求东西、今古间的“共相”，“因虚拟一的，群起而逐之”这种做法很可能带来中国自身的文化“变其种”“无所归类”。
二是“新”这个观念是“大误谬”。因为“新者早已孕育于旧者之中，而决非无因突出于旧者之外”，“新”派生于“旧”，新旧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两者之间的衔接“其形为犬牙”，“新新旧旧盖诚不知往复几许”。今天所谓的“新”，就是过去所谓的“旧”，“今人之言即在古人之言之中”。章士钊针对新文化运动而提出的“新旧循环论”是源于中国传统的“平陂往复”、“物极必反”的循环变易观，把客观事物的变化发展归结为循环变易。这种循环论把“新”与“旧”看作单纯的、静止的两个对立面，它们之间的斗争是一种此消彼长的斗争，否定了整体的向前运动。如今我们所认可的马克思的发展观认为“发展是新事物不断战胜旧事物的过程”，和章士钊有所不同，马克思认为新旧事物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是不断向前进的。马克思哲学观念里的“新”是不断出现的“新”，“旧”是不断被淘汰的“旧”，每个阶段的新旧都有不同的内涵。
三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方式提出了批评。他一直主张文化精英论，以“精英主义”，对抗五四的“平民主义”。文化是“阳春白雪”，不指望为大多数人接受，而且甚是担心由少数人所传续的“精英文化”被“下里巴人”的文化所同化。而新文化以“运动”的形式，求文化为一般民众所共喻，这是不可能的，其结果只能是“欲进而反退，求文而得野”。在章士钊看来，“运动”是大众集体所为，“要之文化运动，乃社会改革之事，而非标榜某种文学之事”。“运动”是可以采用自下而上的方式，但“文化”是精英主义，本就曲高和寡，它的传续途
径应该是自上而下的。后又举例证明文言文的内涵要比白话文丰富，词句完备，一个意思可以用很多种词句表达出来，而白话文词句可供选择的余地就比较小。如“今白话文之所以流于艰窘，不成文理，味同嚼蜡，去人意万里者，其弊即在为文资料，全以一时手口所能相应召集者为归，此外别无功夫。”另外，他认为英文太过浅显的观点也比较明显，用词较不重视，如称“英伦小儿女”。他认为应先从社会改革事业入手，以农立国，否则“文化亦无可谈”，以此对抗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民主与科学”。如今看来，当时世界正处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中国长期处于小农经济的社会，已经逐步落后于世界，“以农立国”的主张有待商榷。
章士钊昌明国粹的观点虽比较明确，对胡适“不值一驳”态度也着实生气，但从整篇文章看他的语气依旧较为谦和，没有咄咄逼人，没有恶语伤人，虽有些“悻悻然”，却处处以“愚谓”、“窃谓”自称。他一直坚守“调和”思想，无论做人、做事还是做学问，均是如此。他和胡适在做学问上颇有相似之处，都给自己留有余地，没有在言论里给出一个明确的定论，只大概表达了自己的一个倾向。章士钊在文章第二段即指出“平视新旧两域”，强调自己所作并非批评，旨在陈述。即使是站在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意见多有不合，但依旧与胡适、陈独秀等人保持笃厚的友谊，表现出非常高的素养，高尚的人格境界实在值得佩服！胡适曾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行严确是一个时代的落伍者，但他的气度很好，不失为一个gentleman。”
2010年11月11日11:20
参考书目： 1、白吉庵：《章士钊传》 作家出版社 2、郭华清：《宽容与妥协——章士钊的调和论研究》 天津古籍出版社
附：甲寅派简介
“甲寅派”得名于《甲寅》杂志。《甲寅》周刊于1925年7月18日在北京创刊，1927年2月刊至45期停刊。甲寅派不是一个社团，而是一批学者以《甲寅》周刊为阵地宣扬用文言文写作，抵制白话文，传统文化。甲寅派的核心是章士钊，除章以外，瞿宣颖等少数几个人是该派略有影响的作者。
在《甲寅》周刊之前，章士钊曾于1914年在日本东京创办了《甲寅》月刊。这个一共只出了十期便停刊的杂志，文锋犀利，思想激进，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以至于有人将其称为《新青年》之前端。
《甲寅》周刊完全不同于《甲寅》月刊，它强调复古反对新文化运动，在新青年同人们眼里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刊物。《甲寅》周刊有别于不依附官方的《学衡》，时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的章士钊，提倡尊孔读经，禁止学生用白话作文，有“半官报”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