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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义提纲】
从唐宋变革论讨论到包弼德《斯文》
葛兆光
引言：从唐宋变革论说起
内藤湖南（1866–1934）1914年发表《支那论》、1922年发表《唐宋时代の研究——概括的唐宋时代观》。
傅斯年1918年《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载《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4月17日—23日）：“就统绪相承以为言，则唐宋为一贯，就风气异同以立论，则唐宋有殊别。然唐宋之间，既有相接不能相隔之势，斯惟有取而合之”。
内藤湖南与宫崎市定（1901-1995）的观点：把唐宋变革看成是中国中古和近世的分界。参见下表的说明： 唐以前：中世即贵族政治时代 宋以后：近世即君主独裁政治 君主 贵族政治的产物，贵族的代表，故保护贵族阶级的政治权力 贵族或士大夫 由地方大豪强世代相续，产生世家大族。这些大族占据优越的政治地位，政治为贵族阶层和若干大姓垄断 平民 依附于各个贵族大家族，缺乏拥有私有财产的合法权力和参与政治的合法权力 直接面对君主以及君主派出的官吏，明确拥有财产私有权 君主不再是贵族团体的代贵族失势没落，科举使得很表，而是直接面对臣民，多下层士大夫进入政治舞本身成为绝对权力的象征 台，社会流动是贵族政治垄断瓦解，参与政治热情提高 陈寅恪《论韩愈》：“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继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学术文化者莫不如此。”
钱穆《唐宋时代文化》：“自春秋战国至秦朝为一大变动，自唐迄宋又为一大变动，尤其是安史之乱至五代的变动最大”??唐以前的中国社会是不平等的，宋以后的中国社会是平等的，唐以前的中国人的人生是两面的，宋以后是一面的”。
参看：邱添生、高明士、柳立言的研究。这个理论的来源和背景是什么？
一、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
内藤湖南虽然接受世界历史有普遍走向的观念，但对东方历史却抱着另外的想法，唐宋变革论的背后，有日本历史研究的资源，有中国的思想背景，还有中国现实政治的刺激。
（一）日本历史研究的资源。 内田银藏（1872-1919）：《日本近世史》认为足利时代末期，到江户时代初期，已经出现了欧洲一样的从中世向近世过渡。
原胜郎（1871-1921）《论足利时代》认为镰仓时代（约1200-1330），日本完成了宗教改革，而足利时代经历了种种动荡和变化，此后的德川时代（1603-1863），应该是日本的近世
史。
内藤湖南的倒推。和日本史一样，他对中国史也采取了中世、近世的时代划分方式，把宋代放在近世的开端。
（二）中国思想的背景。 顾炎武、黄宗羲。 《郡县论》：“民生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弱，而益趋于乱”是“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的“大私”，提出“寓封建于郡县”。
《明夷待访录》：“天下之大私”与“天下之大公”，“天下为主，君为客”。 （三）对于现实中国政治的关注。
1914年会文堂出版的《支那论》前有熊希龄的手迹，熊内阁的背景。 （1）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2）制度的必要和制度执行者的道德心？沟上瑛：《支那论》是和“（有关中国）君主独裁宿命论的对决”。 内藤关于中国历史的时代划分方式：
第一段，古代：（过渡期：东汉至两晋，2世纪后期到4世纪初）；第二段，中世（过渡期：唐末五代，即9-10世纪中叶）；第三段：近世。
二、欧美学者的修订及其对思想文化史的解释
第一，时代的划分，比内藤湖南更明确地，划在北宋和南宋之间。 刘子健《背海立国与半壁江山的长期稳定》、《南宋君主和言官》、《略论南宋的重要性》；《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
第二，强调宋代士的身份，并不是平民，而是精英，更重要的不是中央精英而是地方精英。
郝若贝（Hartwell）、贾志扬（Cheffee）、李弘祺。 包弼德：“为什么作为世家大族（aristocratic great clans）的士，在隋唐以前的那些王朝衰落之后能维持下来，却不能度过唐朝？为什么士在北宋早期，作为有学养的文官官僚这样的国家精英再度出现？为什么在有宋一代，士变成作为地方精英的文人（local elites of literati）？”（35页）
第三，到了南宋，士大夫中间最重要的是地方精英，所以地域也就是各个地区的研究就成了重心。他们不再把唐宋变革看成是一个同一中国的事情，而是不同区域有不同。
郝若贝（Robert Hartwell）：《750-1550年中国人口、政区与社会的转化》（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750-1550）。
韩明士（Robert Hymes）、Richard Von Glahn、Richard Davis、Paul Smith、包弼德（Piter Bol）对抚州、四川、明州、婺州等区域的研究。包弼德（Peter K Bol）： The Multiple Layers of the Local: A Geographical Approach to Defining the Local。
施坚雅（William Skinner）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 欧美对宋史的讨论，就渐渐转移到以下三个问题上来：（一）与家族、宗族和地方有关的问题。（二）科举和士人身份变化及社会流动问题。（三）地方与中央的分与合、士绅和官员的角色、认同、紧张等问题。
三、包弼德的《斯文》
从唐到宋，“斯文”（Our Culture）的变化：首先，是意义和价值的宇宙依据发生了变化，从“天”到“理”，其次，是意义和价值的历史基础也发生了变化，从“上古”作为证明，
到“心灵”或“观念”作为依据。
首先，从唐代基于外在“自然”和“历史”的文化观，转向宋代基于内在的心念的文化观。第二，从相信皇帝和朝廷拥有最终的权威，转向相信个人自主地变化这个世界，第三，在文学和哲学中，人们越来越有兴趣去理解万事万物是如何成为一个彼此协调和统一的体制的一部分。
从唐到宋，变化是从唐代的贵族、到北宋的中央精英，到南宋的地方精英。 抛弃了哲学史的线索，转用文学史的线索，“将文学作为核心的讨论角度，许多主要的思想家，首先被当做文学家来对待”。
四、文学史取代文化史，是方向吗？对包弼德《斯文》的批评意见
第一，从儒学史的“道统”到文学史的“线索”
问题是，包弼德的文学史还是沿用了传统的文学史著作的脉络，而不是他自己“作为思想的文学”和“作为文学的思想”的脉络。
第二，《斯文》的盲点：文化思想史与文学批评史
包弼德《斯文》的思想文化史线索vs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文学批评史脉络： “文”与“道”贯穿历史？
（一）中唐：从萧颖士、李华和贾至、独孤及、梁肃，以及下面就是韩愈、李翱、柳宗元、吕温、柳冕。（二）宋初以来：徐铉、田锡、张咏，杨亿，柳开、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和他那一代人，如石介、孙复、李觏，苏轼。（三）北宋中叶：二程、王安石和司马光，苏轼。
第三，值得质疑的若干问题：
（1）以“文学史”为中心讨论“中国思想和文化的转型”，它仍然是精英的，甚至是全国性精英的转型，而不是普遍的、社会的、整体的转变，所以它并没有根本改变哲学史或者和哲学史叙事。
（2）文化史和思想史不仅是“文”和“道”的纠葛和转换。若干实例。
结语：文化和思想领域中的唐宋变革的再思考
在唐宋变革中，还有没有更广阔的领域？所谓变革，不只是政治和经济、学术和思想，而是整个社会价值、思维、制度、生活和风俗等等全面的变化。
【参考资料】
一、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
资料：内藤湖南《支那论》、《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后者中文译文参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论着选译》第一册。他的相同观点还可参见《中国近世史》第一章《中国近世史的意义》（《内藤湖南全集》8，东京：弘文馆，1947。 参见：增渊龙夫《历史学家对同时代历史之考察》、Joshua A. Fogel《政治与汉学：关于内藤湖南》（Politics and Sinology：The Case of Naito Konan，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4），沟上瑛《内藤湖南》（载江上波夫编《东洋学的系谱》第一册）、吉川幸次郎编《东洋学の创始者たち》。
张广达《内藤湖南的中国观》载《唐研究》第十一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柳立言《唐宋变革论的反思》，载《中华文史论丛》第八十一辑，2006。 二、欧美日学者对内藤理论的修订及其在思想史和文化史中的解释：
资料：
1， 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赵冬梅译，柳立言校，江苏人民
出版社，2002，原名：China Turning Inward：Intellectual-Political Changes in the Early Twelfth Century，Harvard Univesity Press，1974）。 2， 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This Culture of Ours：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刘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3， Robert Hartwell：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750-1550. 4， 包弼德（Peter Bol）的《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中国学术》第
1卷第3期。
三、可能的唐宋元明思想史和文化史研究思路
资料：葛兆光《唐宋抑或宋明》，《历史研究》2004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