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诗歌创作概述 联系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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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民的《擂台》把大榕树下的土地抽象为阶级斗争的擂台,大榕树也成为世世代代斗争的见证,诗人还直接呼唤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是哪一个说,今天可以不要斗争了,/说:革命,/那是昨天的事情!/说:剥削阶级,/已经被送进了/―历史博物馆,/说:今天的擂台上/已经/风平浪静!... ... \。当时影响比较大的诗作还有光未然《张光年》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诗写得气势磅礴,\山连着山,海连着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红日出山临大海,照亮了人民解放的新时代\,诗被谱曲后,很快在全国流行传唱,比较典型地反映了60 年代初的时代情绪。沙白也是这一时期引起读者注意的诗人。他早期的诗作写江南风光、水乡人家,节奏轻快,语言清丽,属于新田园诗。1963 年发表了《递上一枚雨花石》和《大江东去》等长篇政治抒情诗,其诗风为之一变。诗人对江南风物的描绘不再注重其自然美,而偏重于揭示其政治上的象征惫绝。诗人递上一枚雨花石,是要人们\接受洗礼!/请来读一本/打开的书:/关于人生,/关于阶级,/关于斗争,/关于历史... ... \它会在雨中雪中/风里浪里/以雨花石的名义,/坚定斗争!\《大江东去》则以东去的大江比喻滚滚向前的革命洪流,一沙一水都有政治含义。但总起来看,这首长诗虽带有昂扬豪放的战歌旋律,但由于采用了象征的手法,避免了直白的说教,因此具有鲜明的艺术特征。陆集是60 年代初引起注意的诗坛新人。1963 年春,他开始发表组诗《重返杨柳村》,这组诗由14 首短诗组成。诗人从现实斗争的角度回顾历史,表现农村今昔的巨大变化,歌颂新时代和人民群众的新面貌。他从算盘声中听到了土改时的\万枪齐放,战鼓雷鸣\已变成劳动的旋律和丰收的喜悦。诗人抚今追昔的感情潮动与阶级斗争的强调相同步,把现实斗争与当年土改斗争相连续,欲以历史的回顾来加深对现实斗争的认识。诗中写道:\柳成荫,我又来,/十二年又像未分开。/傲得了恨,懂得了爱,/只要敌人还存在,/永做村中一棵柳,/风里浪里长成材!\这组诗抒情与叙事相结合,讲究声韵,注意辞采,但由于受当时阶级斗争理论影响,诗中的部分篇章有演绎政治观念的倾向。张万舒的《黄山松》也是当时影响比较大的诗作。这首诗发表于1963 年。诗人通过对黄山松的赞美,表达出对祖国和人民在困难面前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精神的敬佩:\谁有你的根底艰难贫苦啊,/你从那紫色的岩上挺起了腰;/即使是裸露着的根须,/也把山岩紧紧拥抱!/ /你的雄姿像千古高峰不动摇,/每一根针叶都闪烁着骄傲;/那背阳的阴处,你横眉怒扫,/ /向着阳光,你进出劲枝千条!\诗人以松为象征,表现出在国内经济困难和国际政治高压环境中,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战斗精神。由于用了象征手法,把思想内涵隐于惫象之中,所以比同时期诗作含蓄有味。

政治抒情诗特有的政治内涵使诗人不可能在题材上自由开拓,但诗人却可以在艺术形式上施展自己的才华。诗人很注意把情感的波动变化纳人节奏鲜明的铿锵音韵之中。如沙白的《大江东去》用短句式强化诗歌节奏,用韵脚把长诗编织成艺术整体,使其适合于朗诵。陆集和张万舒的诗作也讲究用韵,注愈用鲜明的节奏节制奔涌激荡的情感。贺敬之则在运用外来诗体形式时《如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式\,与中国古典诗歌的排比、对偶、铺陈等手法相融合,既从视觉上强化了诗的节奏感、对称美,又使激情在一定的形式河流中奔涌。他还化用陕北民歌信天游的两行体形式,使诗句具有吟唱性。郭小川的一部分诗作也用了马雅可夫斯基式的楼梯式,使情感节奏外化为鲜明的语言节奏;一部分诗作则吸收元明散曲的形式特点,短句式、快节奏、音韵优美。尤其是他的\新辞赋体\诗,更是对中国新诗形式建设的一个贡献。这一时期的政治抒情诗将重大的主题与饱满的激情和丰富的形象融为一体,常以口号人诗,抒发感情,展望理想,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但由于当时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失误,那些强调阶级斗争的诗作,大多是观念的阐释,内容空泛,大话连篇,豪情失去了现实的依托,削弱了诗的艺术力量,使诗句变得枯澡、干涩。由于过分强调写当前的重大主题,直接阐释流行的政治观点,不免使作品的思想内涵受到时代风潮的局限,使诗作失去了久远的生命力。 3、叙事诗的涌现

A、概述

同西方一些国家及印度相比,在古代和近代,中国的叙事诗《包括英雄史诗》相对地缺少。尤其是汉民族,除了《陌上桑》、《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辞》等少数流传下来的叙事诗外,尚未发现其他长篇叙事诗。这一方面可能和汉民族过早进人农耕社会缺少英雄史诗出现的条件有关,另一方面,作为纯粹的叙事诗《不包括英雄史诗》,则由于市民文学的发展,已同说唱文学结合。\五四\以后,也只有孙统棠的《宝马》、冯至的《蚕马》等影响较大。这是与中国古典诗学主张的\诗言志\和现代诗学提倡的\诗是抒情的工具\的影响分不开的。在解放区诗歌创作中,由于反映革命斗争生活的需要和民间文学的影响,出现了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张志民的《王九诉苦》和《死不着》、阮章竞的《漳河水》那样优秀的叙事诗作品。但同抒情诗创作相比,仍然显得薄弱。建国后,叙事诗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发展,出现了不少优秀作品,活跃和丰富了这一时期的诗坛。 建国后,由于动荡的战争年代的结束,社会相对稳定,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生活素材的诗人们,有的采用抒情诗热烈地歌颂新时代,有的则以多样的艺术形式描绘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和个人经历,如一些年龄稍长的诗人,像李季、郭小川、雁翼、乔林、马萧萧、王致远等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叙事诗创作的;而另一类稍年轻的诗人或在新闻战线、基层工作的诗人,也在生活中积累了不少素材,在他们创作抒情诗的同时,也创作了一些叙事诗作品,如闻捷、梁上泉、张永枚等的叙事诗就是这样产生的。另外,1958 年的\大跃进\民歌运动带来的\采风\热潮,挖掘整理了不少民间叙事诗,汉民族也有了比较完整的民歌体叙事诗,如《祟阳双合莲》与《钟九闹潜》等。少数民族中的英雄史诗和长篇叙事诗挖掘得就更多。还有一些民间歌手,也纷纷走上诗坛,这就激发了一些诗人学习民间叙事诗.自己也创作叙事诗的热情,如蒙古族的民间歌手和诗人琶杰、毛依罕,傣族诗人康朗英、康朗甩,还有一些少数民族诗人也从民间传说中吸取素材进行叙事诗创作,如巴·布林贝赫、晓雪、金哲等。在多种因素的推动下,出现了建国后第一次叙事诗创作热潮,便是很自然的了。 B、叙事诗歌分类:

这一时期的叙事诗,如从内容来分,大致可分三类: a\\反映革命历史斗争生活的;

b\\反映建国后的历史变迁和人民群众的劳动生活的;

c\\根据民间传说故事改编和再创造的。如从艺术表现形态分,又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注人史实意识,追求史诗品格,反映革命历史斗争和社会的演变进程的。其中有的采用了多卷本,如田间的《赶车传》;更多的则采用了\三部曲\形式,如闻捷的《复仇的火焰》、郭小川的《将军三部曲》、李季的《杨高传》;此外还有单本的,如乔林的《白兰花》、王致远的《胡桃坡》、梁上泉的《红云崖》,减克家的《李大钊》等。而从诗体形式上看,有的采用民歌体,有的采用说唱体,有的则采用常见的半自由体。另一类则与民间传说故事有密切关系,带有更多的传奇性和浪漫主义色彩,如康朗英的《流沙河之歌》、马萧萧的《石牌坊的传说》、梁上泉的《神奇的绿宝石》、张永枚的《白马红仙女》、李冰的《巫山神女》等。在诗体形式上,有的是民歌体,有的则是半自由体。至于少数民族中的民间叙事诗的整理和诗人的再创作,基本采取了民歌体或民间说唱体,如《阿诗玛》、《百鸟衣》即是。 C、叙事诗在思想境界的开拓和艺术形式的探索

作为当代诗歌的一翼,从诗人创作的叙事诗看,比之\五四\后的一些叙事诗和解放区诗歌中的叙事诗,在思想境界的开拓和艺术形式的探索上又有了新的进展。 a\\首先,具有深远的历史性和广阔的社会性。许多叙事诗已从单一的人物和完整的故事,进展到对历史事件的描绘,时空跨度更大,对社会生活面的展示更为广阔。如《复仇的火焰》、《杨高传》、《赶车传》等具有某些史诗品格的长诗,不仅同\五四\后的一些小型叙事诗大不相同,而且同、《王贵与李香香》那样有中心人物、有完整的故事的叙事诗也不一样,其社

会生活的包容面和人物成长的历史都向深广的层面拓展,即便像乔林的《白兰花》、梁上泉的《红云崖》、雁冀的《紫燕传》和王致远的《胡桃坡》那样反映民主革命斗争的较小型的叙事诗,社会生活的容量也比以往要大。如《胡桃坡》以陕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和解放战争为背景,去塑造胡桃女、胡桃娘、周飞虎等英雄人物,反映他们同日寇及国民党反动派的英勇斗争;《白兰花》则以大别山革命根据地人民群众同国民党反动统治及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为背景,书写主人公的生生死死、悲欢离合。同样,反映建国后建设生活的作品,也尽盆把生活画面展现得更广阔。如《赶车传》的后几部,《杨高传》第三部《玉门女儿出征记》及傣族诗人康朗英的《流沙河之歌》等都具有这一特征。以《流沙河之歌》为例,这首长诗是以反映傣族群众战胜自然灾害,使生活发生重大变化为题材的。作者通过在流沙河上兴修水库这一典型事件,用生动鲜明的形象对新旧社会的不同作了对比,诗人悲愤地控诉了旧社会的天灾及历代统治者给边组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热情地讴歌了新社会各族人民战胜自然灾害的英雄壮举。长诗不是就事论事地讲述故事,而是把目光伸向远古,把当今的生活和傣族人民的古老传说、久远的历史联系起来,唱出了一首新时代的颂歌。长诗的不足是缺少贯串始终的人物,但它对社会生活面的反映还是广阔的。有文章指出:\在毫无拘束的诗境中,把古老的传说、久远的历史和当前的现实生活,统统融会人一部诗里,编成一首没有主人公的,但却有一个鲜明民族形象的史诗\,并且\是富有浓厚的民族情调,和生动贴切的比喻,只要打开这部长诗,它就会强烈地吸引着我们走到那种神话般美妙的境地\。

b\\ 其次,以多种艺术手段塑造了一批鲜活的人物形象。抒情诗塑造人物同小说、戏剧等文学样式塑造人物不同,它是以诗的形式,以诗人内心的激情去叙事,在叙事与抒情相结合中采用不同的艺术手段去塑造人物。如闻捷《复仇的火焰》中的哈萨克牧民形象,李季《杨高传》中的杨高和端阳,王致远《胡桃坡》中的胡桃娘、胡桃女,乔林《白兰花》中的白兰花等一批闪着艺术光彩的人物,都是很有个性特点的。诗人们在诗中不仅仅是在讲述故事,而是以很大的精力去刻画各自不同的正反面人物,尤其是对英雄人物的塑造,更采取了多种艺术手段。有的是把人物置于矛盾冲突的焦点中,带有很强的戏剧色彩,如《复仇的火焰》中的巴哈尔;有的则通过人物的遭遇和生活的变迁写人物的经历,有很强的传记性,如《李大钊》;有的则选择一些不同的生活侧面,以诗人的自我感觉去烘托人物,这又似乎采用了电影的某些蒙太奇手段,如《将军三部曲》中的将军;有的则是通过复杂曲折的情节演进和诗人内心的抒情去展示人物的多彩风貌,《白兰花》中的白兰花就是这样出现在诗人笔下的。诗人写白兰花如何从一个幼稚的农村姑娘,经过种种磨难,成长为具有自觉性的成熟的革命者,甚至为了保护受伤的解放军战士,眼睁睁地看着残暴的敌人摔死自己刚刚生下的孩子而不肯出声,最后迎来了人民的解放和夫妻的团圆,谱写了一曲悲壮的颂歌。作品运用了诗的抒情的长处,做到了在叙事中抒情.以抒情笔调叙事,为叙事诗如何塑造人物提供了经验。 c\\再次,在诗体形式和语言运用上,从古典诗词、民歌和说唱艺术中吸取营养,为新诗如何将民族化与现代化结合起来,找出了一条可行之路。当诗歌界不断争论新诗发展道路应向何处去时,诗人们创作了一批优秀的叙事诗,用自己的创作实践做了回答:根据作品反映的生活内容的各异和诗人们艺术修养和艺术风格的不同,叙事诗可以采用不同的诗体形式,而其中向古典诗词、民歌、民间评书学习.也是一条重要途径。《复仇的火焰》基本采用了半自由体的诗体形式,但又吸取了不少新摄少数民族的民歌在内,形式大体整齐。《将军三部曲》则把元曲小令的句式纳人其中,构成较自由活泼的长短句诗体。《杨高传》把民间曲艺中的唱词韵式吸收进来,成为一种较整齐的说唱体。《胡桃坡》、《白兰花》、《石牌坊的传说》采用民歌体。从这里可以得出一条经验,即中国新诗要走民族化与现代化相结合的道路,古典诗词,民歌和民间曲艺是不可或缺的艺术借鉴。 二、十七年诗歌创作的一般总结。

1、诗的方向选择在当代诗歌的路向创作方向选择上,可以概括为几种情况:

(1)重视旧诗和民间歌谣体。50年代,民歌和解放区诗歌非常受重视,几乎所有的诗人都尝试着用民歌体写诗,如郭小川的《祝酒歌》、贺敬之1956年用\信天游\形式写的《回延安》,李季、田间等更熟悉民歌体。

(2)在思想性方面,强调诗人的阶级立场和现实态度。如何其芳就排斥诗歌的\多元\要求,1950年4月,他在《文艺报》上发表一文《话说新诗》:\形式的基础是可以多元的,而作品的内容与目的却只能是一元的。\

早在30年代诗人和诗歌流派就被区分为互相对立的两个\阵线\:郭沫若、蒋光慈、殷夫、臧克家、艾青、田间、李季等是革命传统的代表;而新月派的徐志摩、象征派的李金发、\现代派\的戴望舒等,被认为是和\革命文学\对立的资产阶级派别。

进入50年代以后,诗歌道路进一步窄化,诗歌的主流是属于人民大众的进步的诗歌;逆流则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反动诗歌。

(3)在艺术方法上,强调现实主义方法,排斥和否定\现代主义\倾向和浪漫主义诗风中注重个人情感的抒写。

(4)在诗歌理论和实践上,反复阐述和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而不关心诗歌的\本体\问题和诗的语言等问题。诗歌服务于政治、与现实生活和人民大众相结合(尤其是要反映工农兵生活),是当代诗歌观念的核心。 2、普遍遭遇的艺术困境

\五四\以来的新诗诗人,进入50年代以后,有相当有部分从诗界隐失。诗人隐失的直接原因有两个:(1)是对新诗革命传统的选择导致\主流\的窄化,把一批诗人排除在诗界之外。(2)诗人已经形成的艺术个性与文学规范发生冲突,导致一些诗人陷入写作困境。 并不是所有的老诗人都陷入了艺术困境,与时代精神相吻合、走向与工农相结合的诗人主要有:郭沫若、臧克家、冯至、何其芳、田间。1958年,为了阐释\百花齐放\的方针, 郭沫若(1892--1978)用了10天的时间,在翻阅有关花卉的书籍、图册、请教园艺工人之后,写了一个组诗《百花齐放》,包括101首诗,对各种花的形态、机理特征进行描述,最后上升为对社会现象和政治命题的说明。10天100首,非常符合\大跃进\的速度和时代精神。

臧克家(1905--)进入50年代,也表现了强烈的向现实政治靠近的姿态。他的诗作,如徐迟所说,离开了\激情的快板\、\深沉的慢乐章\(30年代)和\谐谑调\(40年代),而进入\欢乐颂\:热情,但平直、单薄的颂歌。作为《诗刊》的主编,他竭力坚持诗要反映现实斗争、抒写\革命战士宏声\。所以他是参与了捍卫狭窄的艺术格局的一位诗人。 陷入艺术困境的诗人,最突出的是艾青(1910--1996),1956年他受到批评,批评比较尖锐,涉及到了立场和思想感情问题,权威人士提出了他\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歌唱\的问题。艾青自己也承认他\前进的道路上存在着危机\。批评者认为,他的危机来自他对社会主义生活缺乏热情,\深入生活不够\。从1950年到1957年,他出版了5部诗集,艾青后来反省说,\大都是肤浅的颂歌\。

3、\九叶\诗人的命运:\九叶\诗人是40年代中国最富有活力的诗歌群体,包括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辛笛、陈敬容、杭约赫、唐祈、唐堤等。他们既从古典诗歌传统里吸取营养,又从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中借鉴艺术观念和表现方法。他们推崇德语诗人里尔克、英美诗人艾略特、奥登,探索的是\现代主义\与中国现实的结合。进入50年代以后,他们被视为与革命文学抗衡的路线,受到排斥和冷落,作为一个诗派,已经不复存在。穆旦1958年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失去了写作的权利;唐祈、唐是被打成右派。80年代,他们在一场广泛的\文学化石\的发掘运动中,重新被发现,并获得了\九叶派\的命名。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九位诗人的诗歌合集,为诗集起名为《九叶集》,\九叶\就成了这个诗派的称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