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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闲谈（全文）
(2013-04-22 17:54:15)
陆陆续续写在这里一些时间，结集在此。
你别看现在经济学家这么风光，倒回上百年，欧美对经济学家嗤之以鼻。社交场合，经济学家是政客挂在嘴上调侃的对象。我们敬爱的马克思同志，在写完《资本论》后无人理睬，不得不酸溜溜的说：他们打算不理我，让我受冷落而死。 不过老马的理论后来害死了数亿人，一下子就扬名了，千年后也会有人记住的。
现如今经济学家地位高崇，到哪里政客、商人都捧着，说一句话，闲杂人等都竖耳恭听。但华人真正的经济学家只有顾准、杨小凯、张五常等寥寥数人。郎咸平曾经是个经济学家，后来是娱乐明星，已经不干正事了。
顾准和杨小凯都是天才般的人物，我常想如果我有机会为两位端茶，少赚一亿也值得。顾准在监狱里，仅凭逻辑推演，就写出了希腊城邦制度，倒推数千年，演绎整 个西方文明的进步历史和政经体系；杨小凯在监狱里看完资本论，问道：如何界定价值？资本论整个理论体系立即塌陷，整个镰刀主义社会的理论基础飞灰湮灭。
张五常未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人类智慧奖励制度的遗憾，他对交易成本和合约体系的理论建设是前无古人的大家。对中国改革三十年因何取得成功，是唯一预见并提出经济解释的。不过张五常后来得罪了美国税务局，这辈子估计再无可能拿到诺贝尔奖。
张五常回到香港后，注意力都在中国经济身上，他认为中国经济后三十年是人类经济发展史的奇迹。其中他一直提及的私权确立和土地合约制度正在实现，习总推进的改革，其中土地确权是极其犀利的一招，老人家寄希望的伟大经济时代或有机会开启。
如果习李的这一届能沿着经济学经典合约理论体系前行，宪政经济学附其后，美国佬应该要颤抖了，中国的经济时代会展开一个乐观的前景。
但如果要极其乐观，中国需要一个宽恕法案，赦免权贵贪腐阶层，否则利益
集团的阻力会有相当大的概率让改革迟滞不前。
我一直以来说一个观点：当路边的小学生谈论如何搞定老师时，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贪腐的一部分。你当然可以愤怒，说他们拿走了我们的财富。但如果没有宽恕和赦免，他们会拿走权力，并继续拿走你我的财富，并让整个社会走向地狱。 谁管身后洪水滔天？
我们在60多年前做了选择，这是我们选择的代价，今天要往前行，就要认下这个代价。
经济学不总是可以解释政治的东西，但哈耶克的哲学体系可以解释我们的宿命，打破这个宿命，要超越愤怒和仇恨！
昨天在诸葛那里和北京来的几个朋友闲聊，一个是公安系统的政委，谈及户籍。其实我们公允的说，管理层是基于一些传统的经济学思维方式来管理国家，因此对一 个城市承载人口的基数做了一系列的测算。公安局的老大哥说：你要想想北京的水、基础建设、财政资源等等还能承受多少人口啊？ 这是过往一套管理城市的体系。 但我说，概念完全错了！
市场是人，有人才能组合成市场，产生供给和发展动力。或者说人才是一个经济体最核心的因素。
从这点来说：计划生育政策也是彻头彻尾的错了。这个我待会儿再说。 人类从猿人聚集生存至今，形成的生产力和消费递增，形成人类经济、科技、组织等文明要素，来自于人的聚集。当人类聚集到一定规模，自给自足的生存方式让位 给社会分工，在一个个城市里形成各种经济要素，供给和需求产生，人类文明迅速发展---这部分建议你去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不展开叙述了。 城市集约化之后，所有的基础建设和政府保障体系都可以成本最小化，而这些人的衣食住行需求都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驱动力，满足庞大的就业。至于说城市的基础 建设压力，是城市设计规划的问题，比如现在提出的城市群就可以解决目前类似上海北京核心规模化的弊病：核心商务区成本高昂，物流人流代价高昂。
我在一年多以前说，高铁是中国的一大成就。高铁的线下迅速沟通和互联网
的虚拟高速沟通是人类发展至今的一大突破，中国具备了欧美不曾广泛发展的一个优势。 欧美因为民主体系的一些自然缺陷---并不意味着我反对民主体系，这里给一些喜欢捉瑕的人提醒一下---无法构筑这样的铁路体系。 高铁可以贯通城市群，节约时间，突破城市扩张的瓶颈。
如果形成二至三亿人口的长三角城市群，五千万人口的北京和环渤海城市群，二到三亿人口的珠三角城市群包括香港，我愿意购买中国股票保有三十年留给我的后代。
回到计划生育政策，这是毁灭中华民族的政策，计划生育部门以一己之私至族群未来发展命运而不顾，上层应有意识，及早切除肿瘤。
未来的2015-2020年，中国就会失去人口红利，进入老龄化社会，这个比例的失衡会导致中国经济的失速，并影响财政收支平衡，引发政治体系崩溃。日本社会陷入泥坑久已，除了财阀制度的致命因素，人口的老化导致社会经济动力不足，也是主要因素之一。
中国如果要城市化、农村土地确权提升下一阶段的经济爆发，计划生育要及早终止。
女儿用杆只打了一盒球，剩下就用手扔，我结账时问她：你扔了多少钱？ 孩童对金钱没有概念，我们夫妻在教她，但只要其一天不工作，就体会不到金钱的价值。
上一篇说到中国土地确权和城镇化的概念，但中国仍存在大问题，来自于宪政。布坎南研究推动了宪政经济学，来自于奥地利学派的理念。
凯恩斯的大错误是认为政府是理性的善意的，国民是自私的非理性的，因此他认为市场会失效，要依赖理性的政府来调整。他和马克思主义是五十步笑一百步，没有太大区别。尽管凯恩斯对货币内生等经济学理念贡献甚深，但一千年以后，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是人类经济理念的笑柄。
或许我对人类智慧过于乐观了，也有可能，过数千年，仍大行其道。 人类是自私的，政府是人类组成的，因此人类的自私与非理性在政府身上全部具备，而政府具备的国家机器力量又放大了邪恶。指环王的指环就是权力，权力使人类的恶放大。
所以政府有天生扩大规模、攫取国民利益的本能，需要制衡体系。
民主体系的制衡来自于选票，各类利益集团的自私本能迫使大家寻求妥协和合作方案，博弈的结果用选票来体现。这里面金钱当然是重要的，因为要宣传推广自己的价值观，争取更多认同来谋求利益。威权体系的制衡来自于历史和恐惧。革命政府往往来自于暴力的轮回，对于颠覆式的底层愤怒心存恐惧，因此在管理国家的过程中，常要避免最有可能重复暴力革命路径。但为何王朝更迭循环，始终无法消除颠覆式的大乱？该因为权力一旦失控，就会迷信国家机器的力量，而寻租者日益庞大，直到某个节点，国民再也无法承受，权力内部崩塌，野心者出现，跟随者众多，连国家武装也背叛政府追随，热兵器不再有用，于是暴乱就发生了。
民主体系的弊病来自于政客要讨好选民，左派要福利，右派要自由---其实是都要自由，这是个倾向性的比喻。所以每个上台者都不太可能削减福利，也不可能消除自由。于是权力在金融、经济的路径里，利用人们的无知，制定政策，以货币汇率利息等悄悄的掠夺国民，而更强大的国家为保全自己的国民向心力，依靠货币的 强大掠夺其他国家，直至战争。
威权体系在底线之前，一直会压榨底层，直到某一天接近底线，愤怒和恐惧日盛，于是开始改良。从压榨底层转向压榨中产和私人财富，权贵始终要保持自己的利益。这是一个恐惧和贪婪的制衡，正如我们做投机，依赖的是自己内心的平衡。当内部无法平衡时，也会指向战争。
这取决于领导人和团队的意志，也就是清官乌托邦的中国传统。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体系定义了私权，如果能够定义公共品的权利和规则，防止寻租和权力欲望膨胀，这是个重要的方法论。
奥地利学派、包括芝加哥学派的一些自由市场理论是希望从小政府的角度来解决，小政府的权力容易被约束，但政府天然有扩张的欲望。
如果能从宪政体系定义公共权力和领域的合约交易体系，那么这个问题才能够解决。
这是我对这两个方面的总结，我认为我的理解是更深刻的。否则在西方现有的民主体系框架下也无法做到小政府和自由市场。
宪政体系里的力量平衡，比如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财权分立。在我们这里分税制并不符合这个理念，因为官的任命来自于上层，财税的权利来自于上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