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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相似者以命题，谓之“巧搭”，万历以前无 此文字。自新学横行，以挑剔字影、弄机锋、下转语为妙悟，以破句断章、随拈即是为宗风，于科场命题亦不成章句。如“邦畿千里”二节，绝去“可以人而不如鸟乎”;“孟懿子问孝”章，绝去“子曰生事之以礼”三句;“行己有耻，使于四方”，绝去“不辱君命”，皆所谓搭题也。命题如此，而求有典有则之文，其可得乎?36
当然，截搭题并非自晚明才出现的37 ，王夫之“万历以前无此文字”之说并不甚准确，只是到了万历之后，风气大盛。不过王夫之看到“新学横行”对八股考试的影响眼光是相当敏锐的，这种“以挑剔字影、弄机锋、下转语为妙悟，以破句断章、随拈即是为宗风”的方式，与以前一般的截搭题是不相同的，确有受到新学影响的迹象。
“新学横行”引发明代制义出现了深刻变化。比如通常来说，代圣贤立言当然是努力揣摩古人的思想和语气，尽量将自我的思想见解隐藏起来，但晚明一些八股文作家，亦能突破这种樊篱。袁中道说过:“时义虽云小技，要亦有抒自性灵不由闻见者。”38 近人钱基博说:“世论多以八股文代古人语气，未易见抱负，然非所论于豪杰。而明贤借题发挥，往往独抒伟抱，无依阿涩之态。”39 在用八股文独抒胸襟或批判现实方面，赵南星是一个杰出代表。其《“胁肩谄笑”二句》道:“以贱事贵者，必谬恭以致其敬之至也，于是乎有胁肩。欲有所仰，惟恐其躬之不俯，故翕其肩以奉之，有不胜其罄折者，此之谓体柔;以卑阿尊者，必谬厚以明其爱之至也，于是乎有谄笑。前有所媚，惟恐其姿之不妍，故强为笑以献之，若不胜其色喜者，此之谓面柔。”赵南星代曾子立言，然写尽了趋炎附势者种种可悲、可耻和可怜之态，可为大快人心之文。方苞评点此文说:“猥琐之情以峻厉之气摘发之，足令人愧耻之心勃然生之。”40 这种八股文，完全应该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又如方苞评赵南星《“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一章》道:“作者生有明之季，抚心蒿目，故言之如是其深痛也。”（《钦定四书文·隆万四书文》卷三）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之五评此文曰:“鄙夫之患，至明季而烈，古以杜诗为诗史，此可当时文史矣。”认为赵南星是以八股文反映晚明历史现实的（“时文史”），这是非常有趣的提法。又如赵南星《“齐景公有马千驷”一节》道:“天道神而莫测，昏庸者富厚，仁贤者饿死;民心愚而至公，富厚者与草木同朽，饿死者与日月争光。有志之士，其将何
从焉?”（《钦定四书文·隆万四书文》卷三）何等悲愤不平，批判锋芒直指“天道”!朱梅崖评曰:“似此慷慨激昂，不减屈原《天问》。”（《制义丛话》卷之五引）这些评价以赵南星之制义与诗史和楚骚相提并论。自隆万开始以至明末，不断产生这类优秀作品，可谓为八股文这种不光彩的文体增添不少光彩，套用闻一多的话，可以说是“八股的自赎”。
四 民间化与“文统在下”
与“新学横行”相关的是，晚明八股学术重心下移，呈现标准多元化、批评民间化以及创作社团化的种种趋势，出现“文统在下”的异常局面。
明代仕途，非由进士出身者不贵，而进士一科，非得元者不荣，于是有元脉、元派、元度和元灯之说41 。比如正嘉年间，官方认可的八股大家是王钱唐瞿42 ，这四人都是“会元”。会元之作“元墨”一直对读书人起着主导作用，这也是整个明代八股文发展的主要线索。阮葵生总结道:“有明墨牍，皆有程式相传，奉为元灯。??洪、永会元十五人，宣德迄天顺会元十三人，皆非雕琢之文。成、弘十四人，章枫山懋、吴匏庵宽为冠，稍见法度，然未离乎朴也。正、嘉二十人，隆、万十八人，如唐应德顺之、瞿昆湖景淳、邓文洁以赞、王文肃锡爵、冯具区梦祯、李九我廷机，其文之矩神明，若有相传符节，可以剖合验视。其时天下承平，士之起家非科目不贵，科目非元不重，闭门造车，出而合辙，作者与识者如针石之相投也。或谓吴无障默以偏锋伤气，汤霍林宾尹以柔媚败度，文运至此而衰。”43 这一段文字从元脉的角度把明初至隆万八股文的演进讲得很明了。会元之作的演变，标志着八股文评价标准的演化，也是考察明代八股文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
启祯时期八股文发展演变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元墨”传统的淡化甚至中断。有论者认为这个时期正式考场上的八股文已不复兴盛，反而文人们平时所作的八股习文比较有价值。“《颂》既不复，《雅》亦鲜传，独其窗稿、社课反足名家，是即《国风》之遗也。”44 明末的曾异撰指出当时出现“行稿社义与程 墨争道而驰”的奇特现象，感叹“昔日之程墨掩时义，今日之时义敢于侮程墨”45 。士人之所以观摩八股文，目的是揣摩其标准以取得考试成功，所以一般情况自然是以考官和程墨为准。晚明出现社稿时义与程墨争道甚至影响更大
的现象，一方面反映出当时八股批评的多元化以及官方权威受到挑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民间选政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的评选在民间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导向，甚至主司也可能屈从其标准，或者感到压力。如果民间选政对考试标准毫无影响的话，是绝不可能出现“行稿社义与程墨争道而驰”的奇特现象。晚明的八股学术重心下移，呈批评民间化的趋势，出现大量民间选家，而民间选家的权威甚至超过官方。在此之前，八股文的范本是由官方确认的，而且所选都是“元墨”或者科举考场上的优秀制义，而启祯间则出现以个人身份来选的，著名的八股选家如艾南英等多是民间操选政者，而且所选的许多是非考场之作。与艾南英同时的徐世溥认为:早期的八股考试，由于主司公正，所以“文章之权在上”;而二十年以来，“取舍失当，是非纰缪，主者之尺度不足以厌服天下，于是文章之权始在下，而矜尚标榜之事乃出。”46 民间选政的权威已超过主司，故“文章之权始在下”，最后竟出现陈弘绪所说“选者之权遂以夺主司之势”47 的奇怪现状。俞长城则站在正统的立场上，对这种现状表示不满:“商周以前，道统在上;春秋以后，道统在下。庆历以往，文统在上;启祯以来，文统在下。道统在上则治，道统在下则乱;文统在上则盛，文统在下则衰。??明之盛也，琼山（丘）、西涯（李东阳）诸公，独辟宗风，震泽（王鏊）、毗陵（唐顺之）诸公，递传元脉，文统在上者也;及其衰也，霍林（汤宾尹）、求仲（韩敬），以不用而游于艺，千子（艾南英）、吉士（钱禧）以不遇而立其言，文统在下者也。”48 汤宾尹是万历乙未会元，韩敬是万历庚戌会元，选有《程墨文宝》，可见在万历间风会已开始转变，至启祯间更加变本加厉，以会元身份选文的有陈名夏的《明文六十家选》，其他有陈子龙的《程墨隆运集》，艾南英的《明文定》、《明文待》等，把自家制艺结集出版的更是比比皆是。这一方面说明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版业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一方面也说明了当时王纲解纽，文统旁落的局面。
八股文别集与总集的大量出现也是晚明的一种新情况。虽然此类文集多数早已散佚不存，但从现存的大量八股文集的序文仍可想象当时的盛况。《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二十五、三百二十六两卷收入八股文集“时艺序”二十九篇，《明文海》从卷三百五至三百十三共八卷收入八股文集序言约八十篇。从这些八股文集的序言来看，绝大多数写于万历之后，所以大致可以判断说，八股文集大量出现于晚明。
晚明还出现大量的坊刻时文集本。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六:“坊刻时文，兴于隆、万间。房书始于李衷一十八房之刻。自万历壬辰《钩玄录》始。旁有批点自王房仲选程墨始，厥后坊间乃有四种:曰程墨，则三场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十八房进士平日之作;曰行卷，举人平日之所作;曰社稿，诸生会课之作。”我们从《文章辨体汇选》和《明文海》所收的时文序，大致可以看到这四种八股文集的情况。
晚明八股文创作另一个特点是大量八股文社的出现。徐世溥曾说明代早期“士无交游，坊无选刻，文会不过族姓同里数人”。而到了晚明，“文章之权在下，其势固不能相壹，且俯仰国家三十年间，朝廷之议论与草野风气，无不始于同而终于异者。”49 由于受到朝廷与民间风气的影响，于是出现大量的文社和社选。唐宋以来，文人集团兴盛。然而明代文人社团之兴盛却有自己的时代特点，这就是许多文人集团的创立与科举和八股文有些干系。晚明文人结社议论朝政、探究八股逐渐盛行，如复社、几社等，其领袖人物如张溥、陈子龙对八股文的发展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陆世仪在谈到明代文社之兴时说:“令甲以科目取人，而制义始重。士既重于其事，咸思厚自濯磨，以求副功令。因共尊师取友，互相砥砺，多者数十人，少者数人，谓之文社，即此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遗则也。好修之士，以是为学问之地;驰骛之徒，亦以是为功名之门，所从来旧矣。”50 明代的文人集团甚多，明代以八股取士，读书人因而尊师交友，互相砥砺文章技艺，揣摩风气，以求取功名，所以结社成风。但不少文社带有强烈的实用色彩，也就是说，它们其实是研究时艺的文人集团，可称为八股文写作研习小组或研究会。比如像著名的复社与几社，其建社的初衷主要是揣摩八股，切磋学问，后来逐渐壮大并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在八股文社基础上，逐渐形成八股流派，其中以艾南英为代表的江西派和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派针锋相对而又旗鼓相当。
有明一代，江西制艺极盛，“国初文运惟江西独 盛，故时有‘翰林多吉水，朝内半江西’之谣”51 。自商辂之后，文运转移江左，历成化、正嘉以至隆万，江左名家辈出，极盛一时。江西在晚明再度崛起，万历癸未一科，邹德溥、万国钦、汤显祖和叶修四人一榜并中，时人称“江西四隽”。四人面目各殊，有家无派。章世纯、罗万藻、陈际泰和艾南英同为豫章人，论文宗旨又比较接近，时称“四大家”。艾南英刻四人所作行之世，世人翕然归之，称为章、罗、陈、艾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