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六 文章抗战时期桂林的翻译文学更新完毕开始阅读9de8acad2b160b4e777fcf92
桂林抗战文化城文艺译作的特点
一、引言
抗战前的南方小城桂林，人口不足五、六万人，只有几所学校，仅有唐文和
桂海两个书局，但在抗日战争这一狼烟四起、水深火热的特殊时期却“聚集了全国文化人的三分之一,”[1：305]开设的大小书店、出版社多达180余家，[2：1]“出版发行了国统区80%的书刊，”[3：2]一度以“文化城”蜚声全国。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汇聚在此的文化精英们开展了如火如荼的抗战文化运动，其中翻译活动，尤其是文艺翻译活动是这场抗战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翻译工作者同其他文化工作者一样，在动荡艰难的条件下，辛勤耕耘，翻译创作了一大批精品佳作，对于中国投入抗日救亡、民族解放运动起着激励的作用。
二、译作繁荣的历史背景
抗战期间，桂林的译作丰富多彩，内容涉及经济、政治、军事、音乐、美术、文学等方方面面，其中以文学艺术方面的翻译作品最多。据不完全统计，桂林抗战时期共出版发行了194部文艺翻译著作，在57种文学期刊上发表了860篇文艺译作，在报纸副刊上刊登的文学译文更是不计其数。在战火纷飞、交通受阻、物资奇缺的年代，文艺翻译为何还得以繁荣发展，笔者认为在诸多的社会历史因素中，抗战民众对文艺的需求和国民政府对原创的限制之间的矛盾起着决定性作用。
一方面是抗战民众对文艺的需求。有需求才有存在的必要。抗日战争是一场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全民战争，在战事连绵的年代，民众的生活极不安定，收入微薄，艰难度日，还要面对正面战场上日寇的咄咄逼进和国军的节节败退，抗战民众不免情绪低落，极需精神上的鼓励和安慰，而富于煽动性的文艺作品正好能满足人民群众的这点需求。当年曾在桂林的许觉民先生说，尽管只有微薄的收入，但他们宁愿节衣缩食也要到书店求购一点精神食粮。一本新刊物或新书出版后，书店就会立即吸引一大批读者[4：4]。这说明抗战中的民众对文化知识的渴求，说明他们迫切需要文学艺术，需要精神粮食。
另一方面是国民政府对原创的限制。抗战初期，在北平、上海、武汉、广州文化中心相继沦陷后，桂林因其可进可退的地理优势和相对民主开明的政治氛围，吸引了大批往西南大后方转移的文化工作者和文化机构。这些抵桂作家、艺术家、记者、学者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下比较自由地开展文化抗日救亡活动，从事小说、戏剧、诗歌、音乐等创作活动，表达他们的反战思想、抗日热情。但“皖南事变”之后，桂系当局转向反共立场，加强对出版的审核，对文学创作控制越来越严，对进步文化和文化人士进行限制和打压，甚至是摧残和迫害，致使创作激情严重受挫。
而与创作相比,首先，译作同样能表达作者的爱国热情，激发民众的抗战激情；其次，发表译作也能赚取稿费维持艰难的生计；最关键的是，“翻译书籍容易获得审查机关通过。”[5：136]于是，越来越多具有崇高使命感的作家、艺术家选择放弃创作，改而翻译国外那些反战反法西斯等与现实相关的作品，以启发民众，鼓舞士气。这就推动了文艺翻译活动的空前发展。
三、译作特点
桂林抗战文化城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使文艺翻译活动得以发展繁荣，并取得丰硕的译果。尽管这些累累译作涉及的译者多、国家多、体裁多、内容广，但从总体而言，桂林文化城期间文艺译作的时代特点仍非常鲜明。
（一）译者多才多艺，既创作又翻译
抗战期间，云集在桂林的文化名人有2千多人[6:1075]，其中不少人是集译者与作家、译者与艺术家、译者与学者于一身，既包括茅盾、巴金、郭沫若、夏衍、丰子恺等文学、艺术、新闻界的宗师泰斗，也包括曹靖华、戈宝权、穆木天、卞之琳、邵荃麟、戴望舒、胡仲持、焦菊隐、黄药眠、梁宗岱、丽尼、钱歌川、艾芜、胡风、孟超、庄寿慈、秦似、蒋路等名人名家。这些文人学者多才多艺，在抗战初期多从事小说、诗歌和戏剧创作等文艺救国活动，随着桂系当局加强对言论和出版的控制，文艺创作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境地，于是，他们将目光转向国外文艺作品，进行有目的地译介以鼓舞人民大众的抗战激情。
正如作家司马文森在1941年的文艺运动座谈会上描述的，“有许多从来不搞翻译工作的朋友，现在也把文章放开不写，来做翻译工作了，因为写文章时往往有现实主义的困难，但是做翻译工作却没有这个限制。”[3：？？]现代派诗人戴望舒就是个例子。他走出了“雨巷”，致力于法国、西班牙抗战诗歌的译介，利用自身的诗赋才华和翻译能力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和中国抗日民族解放运动服务，他翻译了阿尔倍谛的《保卫马德里》等八首西班牙抗战歌曲，发表于同年7月创刊的《顶点》诗刊上。
（二）国别由东转西，以苏美作品居多
据《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翻译文学卷》（贾植芳）的不完全统计，桂林抗战文化城期间各国文艺译作的比重为：苏俄约为45%，美国约为14%，法国约为11%，德国约为9%，英国约为4%，日本约为3%，波兰约为2%，意大利、西班牙、匈牙利约为1%。与抗战前相比，这时期译作的国别已从昔日重心日本转向了西方各国，出现这种转向的原因主要有：一、当时政治倾向和战时同盟关系的作用，使译者多认同和选择苏俄和欧美的文学作品，疏远和排斥日本的作品；二、此时留学欧美的归国人士迅速增多，也为译介提供了人才的支持。
首先，因为其政治历史背景和中国极其相似，所以苏俄反战反法西斯精神的作品备受那些具有使命感的译者的青睐，他们将这些作品译介到中国以配合当时的抗战文化宣传。苏俄著名作家的作品都曾被译介，如屠格涅夫的《处女地》、普希金的《高加索的俘虏》、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高尔基的《海燕》、契诃夫的《红袜子》、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果戈里的《结婚》以及法捷耶夫的《胜利的保证》等等。
其次，战时美英法和中国同站在反法西斯战线上，而且法国也同样遭受法西斯的蹂躏，因此，这三国的作品，尤其是富于反抗精神的经典作品和反映现实生活的当代作品得到了译者的特别关注。译介的重点集中在惠特曼、杰克·伦敦、斯坦贝克、海明威、莎士比亚、拜伦、萧伯纳、狄更斯、卢梭、雨果、莫泊桑、巴尔扎克等人的重要作品上，计有《致失败者》、《强者的力量》、《人鼠之间》、《维纳斯与亚当》、《大海颂》、《大卫·高柏菲尔》、《光明》、《荣誉勋章》、《夏贝尔上校》等等。
对于德日法西斯国家的文学作品，译者从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选择性地译介那些揭露法西斯侵略暴行，对抗战有利的进步作品，如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的《三兄弟》、石川达三的《未死的兵》、中村义夫的《敌军士兵日记》以及德国流亡作家卡罗萨的《在东战线》、诗人海涅的《海涅诗抄》等。
此外，其他国家为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作品也有被译介到桂林，如西班牙诗人阿尔倍谛赞誉西班牙人民斗争精神的诗歌《西班牙抗战谣曲钞》、波兰作家瓦希莱夫斯卡描写乌克兰人民反抗法西斯的小说《虹》以及匈牙利作家伊诺斯反映匈牙利人民在奥匈帝国统治下为争取自由而英勇斗争的《喀尔巴阡山狂想曲》等等。
（三）体裁丰富多样，以小说散文为主
桂林抗战文化城期间的文艺译作不仅数量可观，而且体裁齐全，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戏剧、报告文学、论文、童话故事、民间故事、歌曲、谚语、笑话等。据不完全统计，小说所占的比重最大，约为64%，计有屠格涅夫的《父与子》、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巴尔扎克的《长生不老药》、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等；散文次之，约占13%，计有高尔基的《海燕》、爱伦堡的《英雄的斯大林城》、石介达三的《未死的兵》、里尔克等的《交错集》等；诗歌约占11%，计有拜伦的《哀希腊》、惠特曼的《反叛之歌》、保罗·凡乐希的《水仙辞》、阿尔培特等的《西班牙诗歌选译》等；戏剧占6%，计有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果戈里的《结婚》、拉辛的《审判日》、鹿地亘的《冬夜》等。其他文学体裁还包括：论文如费德林的《论郭沫若之〈屈原〉》、童话故事如王尔德的《夜莺与蔷薇》、民间故事如立陶宛的《三姐妹和他们兄弟故事》和苏联
的《苏联民间故事选》、歌曲如苏联的《我流浪遍了西方》和《喀秋莎》等。
小说在抗战期间被大量译介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受中国近代翻译传统的影响，梁启超、林纾等均认为翻译文学，尤其是翻译小说具有重要意义；二是小说通俗化的表现形式和其他文学体裁相比拥有更广泛的读者，更受大众欢迎，能更好地为抗战服务。
（四）主题鲜明突出，以抗争自由为重
抗日战争是一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全民战争，为了争取抗战胜利, 为了动员广大群众, “一切文化活动都应集中在抗战这一点, 集中在于抗战有益这一点”[7:28]，文艺翻译活动也一样。桂林文化城期间累累的译作当中，尽管题材繁多，除了继续译介生活题材的古典作品外，此间一个鲜明突出的主题就是“反抗压迫，争取自由”。
不管是古典名著还是当代作品，也不管是小说散文还是诗歌戏剧，“反抗压迫争取自由”以及更明确的“反战反侵”是这时期译者们热衷选择的主题。如波兰女作家瓦西列夫斯卡的小说《虹》，讲述的是乌克兰一个小村庄的村民不甘被奴役，团结起来，共同抵抗德国法西斯最终争取独立自由的故事，体现了乌克兰人民顽强斗争的精神；日本作家鹿地亘的话剧《三兄弟》，讲述了一个日本底层家庭在侵华战争中的痛苦经历，反映了部分日本民众和士兵对这场不义战争的厌恶和觉醒；捷克诗人捷赫的叙事诗《奴隶之歌》，通过两个青年奴隶不幸的爱情故事，反映捷克人民所遭受的压迫和痛苦，号召人民起来反对外族侵略，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此类主题的作品还包括美国作家斯坦倍克的小说《月亮下去了》、匈牙利作家伊诺斯的长篇小说《喀尔巴阡山狂想曲》、德国诗人海涅的诗歌《并没有打败》等等。
此外，期间对苏俄文学的大量译介是“抗争”主题的证明。如作家萧洛霍夫的小说《在顿河上》，讲述了苏德战争爆发后, 顿河上一个农庄人们送子参军、抵抗法西斯的故事；诗人莱蒙托夫的诗歌《帆》，把诗人的命运比做波涛汹涌大海上的孤帆，表现心中的反抗情绪，渴望以行动和斗争去冲破重重黑暗；苏联最新抗战歌曲《穿上征衣的女郎》。此外还有托尔斯泰的《我号召憎恨》、铁霍洛夫的《春天》、巴夫连科的《生命》、爱伦堡的《人类跟我们在一起》和《巴黎在法西斯的铁蹄下》、法捷耶夫的《复H·约翰逊》和《胜利的保证》等等。
比较集中地选择抗争主题的作品来译介的原因是：首先，抗争类作品对压迫和苦难的描写契合了中国人民被日本侵略的感受，其次，作品表现出的顽强的斗争精神和强烈的爱国热情对抗战时期的中国人民是种莫大的鼓舞。译者选译这类主题作品的目的就是激励和鼓舞中国人民反抗日本的侵略和压迫，争取民族解放和自由。
四、结语
桂林抗战文化城期间，众多一专多能的记者、作家、艺术家和翻译家克服重重困难，从世界各国，特别是苏俄、美英法等国家译介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在些译作体裁齐备，主题鲜明，除了一贯受青睐的西方古典名著外，现代作品的一大鲜明主题就是“反抗压迫，争取自由”、“反战反法西斯”。当时文艺翻译作品的主旋律是坚定中国人民最终取得抗战胜利的决心，鼓舞民众的抗战激情，激励人们勇敢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
参考文献：
［1］杨益群, 王斌, 潘其旭, 顾绍柏. 抗战时期桂林文化运动资料丛书--文艺期刊索引[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6.
［2］魏华龄. 桂林文化城史话[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7. ［3］李建平. 抗战时期桂林文学活动[M]. 桂林:漓江出版社, 1996.
［4］许觉民. 抗日战争时期的桂林报刊(序)[A]. 魏华龄等. 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C]. 桂林:漓江出版社, 1990.
［5］抗战八年来文化运动的检讨[A]. 张静庐. 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C]. 中华书局1956.
［6］刘寿保. 桂林文化大事记:1937-1949[M]. 桂林:漓江出版社, 1987. ［7］郭沫若. 抗战与文化问题[A]. 张静庐. 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C]. 中华书局1956.
贾植芳．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翻译文学卷[Ｍ].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P200-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