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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同大学浑源师范分校教案
高扬“主观战斗精神”，揭示“精神奴役的创伤”构成了“写真实”的内核，是胡风文艺思想，亦即他的现实主义主张的核心。他的这一现实主义主张针对的是造成现实主义变异的两种倾向：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主观公式主义是指那些从“固定的抽象观念”和“标语口号”出发，“把生活弄成死板的模型，干燥的图案”的创作倾向，即种种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倾向；客观主义是指那些缺乏深切的体会和理解，仅限于对于现实作局部的和表面的描写的创作倾向。在他看来，这两种倾向都是造成现实主义退化的原因。他认为，建国以来，这些倾向非但没有克服，反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把这些庸俗社会学的理论概括为放在读者和作家头上的“五把‘理论’刀子”，它们是：
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具有完关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 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算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 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 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
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的价位。
胡风激愤地发问：“在这五道刀光的笼罩之下，还有什么现实主义，还有什么创作实践可言？”胡风的上述意见虽有偏颇和值得商榷之处，还有什么作家与现实的结合，但确实是对背离现实主义的某些理论观点和创作倾向的有力针眨。
胡风的文艺思想和现实主义主张从40 年代以来就受到许多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尖锐批判，建国后，批判的锋芒有增无减，直至将胡风及其同人打成反革命集团，以造成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第一大冤案而告一段落。 关于现实主义的第二次冲突是关于《现实主义― 广阔的道路》的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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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苏联文学界、理论界在批判斯大林的错误的背景下展开了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论争，这场论争影响到中国文学界。这一时期，在贯彻“双百”方针的良好气氛中，秦兆阳、陈涌、周勃、刘绍棠等人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出了质疑，其中以秦兆阳《即何直》的《现实主义― 广阔的道路》最有代表性① 。
秦兆阳是循着自下而上的理论路线来考虑现实主义问题的。他在文章的一开头就指明：“文学的现实主义，不是任何人所定的法律，它是在文学艺术实践中所形成、所遵循的一种法则。”因此，秦兆阳的文章一方面强调现实主义的广阔性来反对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独尊，一方面强调真实性来反对现实主义的蜕变。就广阔性而言，秦兆阳指出，现实主义给作家提供了发挥创造性的广阔天地，不应当用教条主义的清规戒律来限制现实主义的发展。他所说的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同，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因此他说：“现实主义文学既是以整个现实生活以及整个文学艺术的特征为其耕耘的园地，那么现实生活有多么广阔，它所提供的源泉有多么丰富，人们认识现实的能力和艺术描写的能力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现实主义文学的视野、道路、内容、风格，就可能达到多么广阔，多么丰富。”就真实性而言，秦兆阳认为，真实性是现实主义的生命，只要具有“艺术真实性”的作品都可以纳人现实主义的范畴中。他针对着公式化概念化的弊病，指出艺术的真实性不是来自于抽象的思想、观念、教条中，而来自于“作者忠实于客观真实并充分地表现了客观真实”, “现实主义文学的思想性和倾向性，是生存于它的真实性和艺术性的血肉之中的”。
从上述基本见解出发，秦兆阳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阐释提出了以下质疑：第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在强调历史地和真实地描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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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不应另外要求“结合”“社会主义精神”, “那结果，就很可能使得文学作品脱离客观真实，甚至成为某种政治概念的传声筒”。第二，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能眼光短浅地只顾眼前的政治宜传的任务，只满足于一些在当时能够起一些宜传作用的作品”, “必须考虑到如何充分发挥文学艺术的特点”，否则“只会产生虚伪的概念化公式化的东西”。第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不应对文学创作的主题、题材、人物、风格加以诸多限制，以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写政策、写主要矛盾、写新人新事新思想，这都是“庸俗化的理解和解释”, “是在不同程度上离开了、缩小了、曲解了现实主义原则”。第四，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视为新现实主义，以此来排斥“旧现实主义”是片面的、不正确的，“想从现实主义文学的内容特点上将新旧两个时代的文学划分出一条绝对的不同的界线来，是有困难的”。
提出这些质疑的目的，就是不赞同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视为“最好”、“最正确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秦兆阳看来，当时文学创作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正是由于独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引起的。现实主义出现退化的根本原因，也就在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沦本身存在着封闭、凝固、债化的教条主义倾向。秦兆阳的观点得到周勃、刘绍棠、从维熙、陈涌等批评家、作家的呼应，他们纷纷撰文，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观点提出质疑、反拨或修正，有的还主张取消这一口号，用其他的口号代替之。1957 年夏，随着反右派斗争的开展，中断了这场讨论，怀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批评家大多被打成“右派”，秦兆阳连同他的文章也受到错误的批判。
有关现实主义的第三次论争发生于6O 年代初期的文艺政策调整阶段，其代表人物是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他在此期间的一系列讲话中，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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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在1962 年的“大连会议”上，发表了关于“现实主义深化”的意见。邵荃麟的“现实主义深化”是针对前几年倡导“两结合”所导致的浮夸风和公式化概念化倾向而提出的，是在肯定“两结合”的前提下对理论和创作中存在的偏差所作的矫正。他提出的“现实主义深化”论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现实主义是创作的基础，“没有现实主义，就没有浪漫主义。我们的创作应该向现实生活突进一步，扎扎实实地反映现实”; “现实主义深化，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强大的革命浪漫主义，从这里去寻求‘两结合’的道路① ”。这些论述同前几年关于“两结合”的大t 论述不同，重点在现实主义方面。通过强调现实主义来克服前一时期对“浪漫主义”的片面鼓吹，这是“现实主义深化”的涵义之一。第二，要敢于正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写出矛盾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苦性”。结合前一时期创作中出现的虚假浮夸、粉饰生活和“革命性强，现实性不足”的现象，他认为：“回避矛盾，不可能是现实主义。没有现实主义为基础，也谈不到浪漫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就不能不接触矛盾。粉饰、回避是写不好的。”因此，现实主义深化的涵义之二就是：“表现内部矛盾的复杂性，写出思想意识改造的长期性、艰苦性、复杂性，更深地去认识、了解、分析、概括生活中的复杂的斗争，更正确地去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第三，为了达到以上目的，作家应当深人生活，独立思考，这是现实主义深化的第三层涵义。他指出，“现实主义是创作的基础，生活是现实主义的基础。写出好作品的作家必然是深人生活的，但只是深人生活，不一定写得出好作品”，因为这里还有个对生活进行独立思考的问题。他批评“在我们的社会里，独立思考往往被忽略”。他以赵树理为榜样，指出，他对农村的问题认识比较深刻，原因就在于“对生活的理解，独立思考能力强”。他把这叫做“现实主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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