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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一定要走出体制 文/余晓平
不但是经济学家，包括大部分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在体制内，很难做到像吴敬琏那样可以说真话的。一方面是没有那份勇气，也没有足够的知名度，因为政府不会追捧讲真话的学者。另一方面是还要照顾到体制这个集体的利益。看看张维迎，在体制内时算是最敢说真话的学者，出了体制，变得更加大胆，这样的学者才是中国的脊梁。看看以下从网络摘抄的内容。
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席经济学家、刚刚卸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职务不久的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15日晚在黑龙江亚布力举行的企业家论坛上围绕当前经济政策演讲时指出，现在的民主体制下，每个当官的不像过去皇帝考虑子子孙孙的利益，只考虑这一届政府的利益，强调政府主导的经济政策必然倾向于成为坏政策。张维迎以此番言论再次直批政府。 综合媒体2月17日报道，张维迎15日当晚发表了主题为《好政策与坏政策》的演讲，对当前企业所面临的经济环境进行了点评。会上，他还与中投公司总经理高西庆围绕政策话题展开了激烈的舌战。张维迎认为，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是基于“无知和利益”，限制了企业家的创业和创新热情，并导致企业参与寻租经营。他表示，强调政府主导的经济政策必然倾向于成为坏政策，“应当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
张维迎以最低工资、扩张性货币手段、摇号买车等政策为例指出，经济学家评价政策有三个标准：第一，政策目标与结果是否一致；第二，新政策是不是成本更低、更好的替代方案；第三，是否基于对消费者支付决策的预期。 张维迎表示，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政策的目标与结果很不一致的原因在于缺乏激励，从政策制定者到执行者的社会个体多数被动型。他以企业为例指出，如果限制了企业家创业和创新，这个政策就很难被称为好政策。“经济增长需要企业家的判断力、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任何限制自由竞争的政策不是好政策。” 他称，凯恩斯主义本来是研究短期的经济波动的理论，现在变成了经济发展转型的理论，中国现在“十二五”制定的理论依据很多就是凯恩斯主义的公式。
为什么政治家喜欢凯恩斯主义？两个原因，第一凯恩斯主义政策可以使政府大把的花钱，第二政治家通常喜欢短期的目标，因为现在的民主体制下，大家知道每个当官的不像过去皇帝考虑子子孙孙的利益，现在只考虑这一届政府的利益，所以凯恩斯主义为他解决短期利益提供了借口。 张维迎指出，我们很多既得利益一般都打着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外衣，这样我们很多老百姓就变成既得利益者的人质。真理由此就变得非常脆弱。 八十年代我们很多有理念的干部，但是那时候比赛谁在干事儿。但是现在比赛谁在不干事儿，因为越不干事儿越安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或许我们未来的改革只有在真正的危机出现之后才会发生，当然这是我们不大愿意看到的，但是历史经验证明也许我们只能如此，我们只有等待。 前不久，张维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坦言，现在来看，整体改革的势头正在丧失，整个国家的气质在发生变化，而且是非常戏剧性的变化。 这种变化，让改革从上到下就只是一个口号而已。我们可以嘴上说改革坚定不移，但是没有行动；包括用人制度，要改革就得有改革的人。这是一整套的问题，思想认识上的问题、组织上的问题。原来大家说我们不能害怕改革犯错误，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现在慢慢变成可以不改革，但是不能犯错误。
2010年12月22日，现年51岁的张维迎卸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一职，该职务由副院长蔡洪滨接任。这一看似正常的人事变动，却出人意外地引发了关注和热议。 政府从来都不待见的主流经济学家，所以，张维迎从来就不乏争议。他的几乎每一次发声都会招致更大的争议。在与体制进行了多年斗争后，张维迎体会到：“中国的好多体制就像一堵墙，上面挖了许多狗洞，然后让我们钻狗洞。”一位与张熟识的光华学院教授称，从某种意义上说，张维迎是一个人与一个庞大的行政体制作斗争。他这次去职，就是斗争的自然结果。遗
憾，但无可避免。
有评论认为，张维迎卸任是好事，不是坏事，他从此可以沿着著名教授之路狂奔，而不必在教授与教育部门改革官员的身份中动辄得咎。很多人愿意把张维迎的卸任和茅于轼的禁足、吴敬琏的落寞、厉以宁盛名之下的被怀疑和低调联系起来：张维迎和很多知识精英手中关于改革的话语权，近十年来正在逐渐变弱，曾经在中国叱咤风云的那一批“市场派”经济学家，看来已在某种程度上走向了式微。201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