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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生殿》《桃花扇》异同论
“同”为：产生于共同的时代、思想背景，都以总结历史经验、探索明为清代的原因为目的；都把矛头指向最高统治者及其集团，指出其腐败是导乱致亡的根源；都塑造了具有爱国精神和反抗性格的“小人物”形象。其“异”为：两剧包含的内容与寓意有别；两剧在艺术结构上各有千秋。
清初剧坛上，升起过两颗璀灿的“艺术之星”：即“南洪北孔”的历史传奇《长生殿》与《桃花扇》。
一寻绎《长》《桃》二剧之“同”。
第一，二剧产生于共同的时代背景、思想背景，且都以总结历史经验、探索明为清代的原因为目的。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改朝换代都会在文人士大夫的心灵里激起深巨的震荡，因为，相对来说，这部分人具有更强的思考能力和冥顽得多的道德牵挂。明清易代，使汉族知识分子蒙受了双重耻辱：一方面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丧邦失土之痛，另一方面则还有“说到胡尘意不平”1的民族羞耻感的煎熬。在“满汉之辩”这个极其敏感的问题上，人们普遍畏慑于新政权的淫威，将那份苦涩的感情矛盾深隐心底，而以传统的君臣大义作道德支撑，集中探究明亡清替的因果关联。在这种痛定思痛的历史性反省中，有计六奇的《明季北略》、《明季南略》，查继佐的《罪惟录》，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
《长生殿》取材于唐天宝年间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通过男女主人公的悲欢离合，串演一代兴亡的历史。洪升在《自序》中明确地说是“借天宝遗事”揭显“古今来逞侈心而穷人欲，祸败随之”的历史教训，以“垂戒来世”，一语道破他着意于现实的创作目的。康熙三十八年(1699)，《桃花扇》问世。孔尚任在《桃花扇·小引》中说：“《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在《先声》出里，副末(老礼赞)又代表作者传达该剧的创作旨意为“借离合之。 情，写兴亡之感”。
第二，在总结历史经验的时候，两剧都把针刺的矛头指向了最高统治者及其集团，指出他们无可挽回的腐败乃是导乱致亡的根源。《长生殿》着力写了唐玄宗的晚年昏庸与朝政的腐败。在《定情》中，他唱道：“升平早奏，韶华好，行乐何妨。愿此生终老温柔，白云不羡仙乡。”面对“天生丽质”的杨玉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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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君王不早朝”，这就表明他已由“治世之君”变为“昏庸的耄荒”了。他重用杨国忠，使杨氏姊妹共被“君恩”，“各赐造新第”，“竞豪奢，夸土木”(《疑忏》)。安禄山因轻敌而致兵败，按律当斩，但由于给杨国忠送了厚礼，杨便授意兵部为之开脱(《贿权》)。后来，安禄山飞扬跋扈，公然与杨分庭抗礼，玄宗便以“将相不和，难以同朝共理”为由，命安禄山为范阳节度史，拥兵自重，贻为大患(《权哄》)。为了能让杨贵妃吃到新鲜荔枝，玄宗命涪州、海南两道岁岁进贡，送荔枝的使臣一路飞马，庄稼被踏烂，路人被踩死(《进果》)。“安史”乱起，他惊恐万状，仓惶西逃，但所虑者，不是京城沦陷、社稷倾覆、生灵涂炭，而是“累她玉貌花容驱驰道路”(《惊变》)。在马嵬坡，众军发出“不杀贵妃，誓不扈驾”的呐喊，可他却“宁可国破家亡”，也不愿意舍香弃玉、忍疼割爱(《埋玉》)等等：《长生殿》塑造了一个见事不明、用人失察、贪情误国的唐明皇，也画出了一个走下坡路的腐败王朝。
《桃花扇》从三个方面印证着南明小朝廷绝无“中兴”之望：权奸当道，携私废公；良臣见弃，孤掌难鸣；皇帝昏聩，一味声色。
第三，两剧都塑造了具有爱国精神和反抗性格的“小人物”形象，如《长生殿》中的乐工雷海青，《桃花扇》中的艺妓李香君。从职业身份观之，雷海青与李香君都不过是供封建统治阶级享用的“开心果”而已。然而，职业的低下并不等于人格的低贱；“位卑未敢忘忧国”，《长生殿》与《桃花扇》在普通人物身上注进了伟大的人格，寄寓了分明的爱憎。雷海青出现在《长》剧《骂贼》一出中，其鲜明的个性是在强烈的对比中完成的。剧中说他“虽是一个乐工，那些没廉耻的勾当，委实做不出来”。“满朝文武，平日价高官厚禄”，但在叛贼攻破长安后，“却一个个贪生怕死，争去投降不迭”。当此之时，挺身而出的是位卑身微的雷海青，他对安贼报以正气磅礴、大义凛然的怒骂，并以乐器击贼，不惜以身殉国。
从异的方面看 第一，两剧虽然都是以男女主人公的离合悲欢串演一代兴亡的故事，但其中所包含的内容不同，寓意也有别。首先，两剧之爱情主人公的身份不同，爱情表现也不同。《长》剧描写的是帝王的爱情；尽管这种爱情“在帝王家罕有”，但作者依然把它描写成“精诚不散，终成连理。万里何愁南共北，两心那论生和死”那样的真挚感人。说明作者对李、杨之爱是有同情和肯定的一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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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则展示的是另一种爱。侯方域是复社“四公子”之一，李香君是色艺双全的秦淮名妓；这种风流名士与青楼女子的爱情在我国古典文学中屡见不鲜，但又多为“女子痴情男子负心”、“始乱终弃”式传统命意。孔尚任不落窠臼，他笔下的侯公子没有把李香君当作玩物，始终钟爱于她；而李香君则是既重爱情又晓大义的不凡女性，为了爱情，她可以不惜得罪权贵、含辛茹苦，但为了全义，她可以忍情分离，也可以绝情入道。
其次，两种爱情悲剧的成因大不相同。概括地说，《长》写的是爱情酿成国难，其爱情悲剧是作茧自缚、恶果自食性质的；而《桃》写的是国难淹没了爱情，其爱情悲剧基本上是被动无奈的。
再次，两剧的寓意也有别。《长》强调的是爱情与政治的
统一，“帝王之爱”只有在正确处理与国家政治的关系的前提下，才可能有圆满的结局，才可以具有肯定性的价值；《桃》强调的是爱情对政治的服从，一旦没有了“国”和“君”的位置，便不允许有“爱情的位置”。
第二，两剧在结构上的比较。洪升与孔尚任都堪称《长》以唐玄宗、杨贵妃的爱情发展为主线，以社会政治生活的灾变为副线，形成规制宏大的双线结构。
《桃》剧突出的结构特点是一柄诗扇的妙用，较之“钗盒”对《长》剧的作用有过而无不及。在剧中，作者“龙笔”戏珠、手挥目送，通过“赠扇”、“溅扇”“画扇”、“寄扇”、“撕扇”等情节，把多个人物与一系列矛盾冲突串联起来，使一柄诗扇成为“离合”、“兴亡”的见证，从而把“离合之精”与“兴亡之感”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完成了“桃花扇底送南朝”的思想主题，表现了剧作者的匠心独运和高超的艺术结构能力。此外，这柄“桃花扇”还有它凄丽的诗意象征：“桃花者，美人之血痕也”，顽艳的爱情标志也；“血痕者，守贞待字，碎首淋漓，不肯辱于权奸也；权奸者，……堕三百年之帝基者也”。
《长生殿》中的杨玉环形象
李、杨题材的文学作品，在《长生殿》以前是《长恨歌》与《梧桐雨》描写得较为成功，但是正如徐朔方先生说：“杨玉环这样一个重要人物，由于受到杂剧形式的限制，在《梧桐雨》里没有得力的描写。《长生殿》出色地弥补了这一个缺陷。”这是很有见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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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环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在《长生殿》剧中呈现出以下特点：
1.统一性与矛盾性相结合
杨玉环在作品中的角色定位，无疑是李隆基的爱侣。她是忠情于李隆基的，而这种钟情是痴迷的，作者将她塑造成一个典型的以情为重的女子。但她是一个在中国古代一夫多妻制社会中的旧式妇女，她更是一个后妃身份的女子。按理，她作为后妃和女人，无论是从君臣还是从夫妇的角度，都应当对李隆基百依百顺的。然而事实上，杨玉环是特别显示出争宠与妒宠的本事的。杨玉环正是深于情者，所以她对李隆基在众多女人堆里是不放心的，经常对他有所猜疑。这样就呈现出了杨玉环形象的统一性和矛盾性的结合。杨玉环的争宠与妒宠，显示出其性格的统一性与矛盾性，这就是说，一方面她是忠于情的，以对方为重、以君王为重的，但是另一方面，她又是以自己为重的，要求尊重自己的个性与感情。
《长生殿》剧作在塑造人物方面比以前的作品高出许多的地方也就在这里，它将杨玉环塑造成一个圆形的立体的人，而不是单薄的平面的人。与此同时，在故事中情爱的另一方李隆基，也是统一性与矛盾性相结合的。作者从写爱情的主旨出发，也将李隆基写成是重情者。但是李隆基在爱情的历史上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他对杨玉环是有感情的，他也确实是喜欢杨玉环的，但他在一开始并不是那么忠于杨玉环，他曾经移情别爱，他曾经出现忠情与花心的矛盾，然而作者正是借此来写他和杨玉环的爱情由不够真纯到比较真纯，由较犹豫到忠贞不渝的变化。这一切，都可证明《长生殿》塑造人物的艺术成就是空前的。以上只是剧作中塑造人物特点的一个方面。鲁迅先生说《红楼梦》写人突破了我国古代小说人物塑造中“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传统格局，也就是说它将人物写成了充满矛盾，多层组合的统一体。
杨玉环的矛盾性，集中表现在几个方面：即爱情生命与政治生命的冲突、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冲突、现实性与历史性的出入和重合、以及生与死、离与合的选择等方面。由此而可以看到杨玉环性格中几个矛盾对立的因素：美与善、悲剧性与喜剧性、生与死、离与合、肉体与精神、现实性与浪漫性、崇高与秀美等。
《长恨歌》咏道“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对杨玉环有同情，但是对她的性格却揭示不出来，这与诗歌不重在塑造人物形象有关。《梧桐雨》在作者白朴的笔下，杨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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