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二 文章我国产业结构升级面临的风险和对策 - 图文更新完毕开始阅读ab3021d96f1aff00bed51e21
小龙”和东盟国家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在这种产业转移结构中，日本被看作是“领头雁”或称“雁首”，处于科学技术与经济的核心地位，通过资金技术的供应、市场吸收和传统产业的转移，带动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四小龙”国家是“雁翼”，是雁阵中的承接者，它们积极利用日本的资金、技术、市场来发展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又将失去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处于“雁尾”东南亚国家（包括中国沿海地区）。日本第一次大规模的制造业转移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日本产业结构向重化工业转变，纺织业日渐衰落并开始向国外转移，以便确立资本密集型的钢铁、化工、汽车、机械等产业的主导地位。20世纪70年代中期发生的两次石油危机，推动日本将部分耗能多、原料需求量大的钢铁、造船和石油化工的生产也转移出去，其目的是确立技术密集型的电动机械、汽车、半导体等产业的主导地位。日本通过投资和技术转移，不断把国内丧失竞争力和比较优势的产业移向海外，促进了本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换代。
3.日本“追赶型”产业结构升级模式的风险。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陷入了较长时期的低迷和萧条状态，表面上看主要是由于土地价值的虚高导致泡沫最终破灭的结果，或是国际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但从深层次的分析看，日本“追赶型”向“创新型”产业结构升级模式转型调整滞后是“失去的十年”更为重要的原因。
（1）“追赶者”向“被追赶者”转型调整滞后的风险。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在追赶中进行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追赶型现代化”历史任务基本完成，原先追赶者的结构调整变为“被追赶者”的结构调整，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以产业的吸纳和扩充为基本特征，而后者的主要特征是产业淘汰。也就是说，原先以追赶欧美为中心的方针、政策和机制，从总体上说已经失灵。而被追赶型产业结构调整在资源转移过程中将不得不放弃一些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倒闭和失业增多将不可避免，因此调整的难度更大、问题更多，而且还要面对旧模式的惯性作用和既得利益者的阻挠。90年代以来，日本的产业受到前后两面夹击，一方面在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产业领域，日本竞争不过美国；另一方面，在纺织品、服装、家用电器等大众消费品的生产方面，日本又竞争不过后发工业化国家。要想保持其在经济技术方面的优势和领先地位，日本必须培养新的主导产业使其产业结构再上一个新的台阶，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日本新一代主导产业没有形成而长期缺位，这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结构虽经历了石油危机、日元升值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之后仍能顺利升级，而90年代以来的产业结构持续十几年仍无起色的根源所在。
（2）“引进技术”向“自主创新”转型调整滞后的风险。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次产业结构调整，基本上采取“吸收—消化—模仿”战略，正是由于日本擅长于技术引进和吸收，从而赢得了赶超时间，迅速缩短了与欧美等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差距，实现了产业结构从低级向高级的转变。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冷战的结束，日本成为美国经济技术方面最大的竞争对手，继续采用将本国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嫁接在别国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之上的“吸收—模仿”战略已经行不通，因此，必须进行“引进技术”向“自主创新”的转型。而产业创新的前提条件是基础研究领域的创新和发展以及对科技开发体制的改革。风险投资体制的完善，是创新企业生存率和存活率的决定因素，加大对基础研究开发的资金投入，特别是政府对高风险基础研究的投入，强化国家对基础研究的投资，是实现产业创新的重要环节，而这正是日本所缺乏的。与美国政府投入的科研经费约占总额的1／3相比，日本政府研发经费投入只占全部科研经费的20％，这就导致了重应用轻基础研究的短期行为。
（3）“出口导向”向“扩大内需”转型调整滞后的风险。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出口导向型战略赖以成功的国际经济关系背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日本持续多年的出口增长，已使美国对日本进口的市场容量不可能进一步扩大，而欧盟一体化
进程的加速也使欧洲市场更加排斥亚洲产品，于是出口导向型战略遇到了市场容量的客观限制。其次，冷战结束后，美国也无意再为安全利益而牺牲经济利益来扶持日本；相反，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使美国感到了不安和警惕，相应的贸易保护政策给日本的出口企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日本在1986年的“前川报告”中正式提出扩大内需的战略，但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陷入长期的经济低迷，国内消费需求一蹶不振。刺激消费增长成为日本政府的主要政策目标，为此采取了许多政策措施。但是在90年代的较长时间内，偏低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公共投资增长的拉动，居民消费价格长期出现下降或停留在较低增长水平上，政府刺激消费的政策并未取得预期效果。 （三）韩国“压缩型”产业结构升级模式的特点和风险。 1.韩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历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韩国产业结构升级主要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5～1961年）：经济恢复重建时期。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后，在美国及联合国的经济援助下，经过近三年的恢复，于1956年在很大程度上完成重建工作，控制了恶性通货膨胀。1954年韩国政府实施的“有偿征用”和“有偿分配”的农村土地所有制改革，即政府从土地所有者那里购买土地分配给实际耕作的农民，取代了传统的收益分成佃农耕作制度，使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得到提高。总体来看，这个时期是以农业为中心，工业化前期的准备阶段。1960年，一次、二次、三次产业比重分别是43.4％、20.3％和36.4％。
第二阶段（1962～1971年）：韩国经济自立发展阶段。这一阶段，韩国经历了两个五年计划。一五期间，为了克服50年代畸形的消费性经济结构，韩国大力发展进口替代产业的工业部门，重点开发能源、交通和通讯等主要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建立肥料、水泥和纺织等工业以代替消费品的进口。二五期间，为了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的现代化和自立经济的确立，韩国开始着手开发钢铁工业和石油化工工业，使韩国经济逐步实现开放体制化，加速面向国外的工业化过程，促进进口产品的国产化，使出口产品大幅度增加。经过两个五年计划的调整，第二产业的比重已经超过第一产业，到1970年，一次、二次、三次产业比重分别是27.1％、29.5％和43.4％。
第三阶段（1972～1981年）：重化工业发展阶段。1972年后，西方发达国家又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资本密集型产业出现了向新兴工业化国家转移的趋势，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受到了工资比韩国更低的东盟国家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韩国1973年在不平衡增长战略的指导下制定了重化工业发展计划，将造船、汽车、钢铁、石化及有色金属等作为重点发展产业，对重化工业进行大规模投资。这一阶段，韩国的产业结构向工业化方向前进了一大步，但也出现了工业投资过猛、工业设备运转率过低等问题。到1980年，一次、二次、三次产业比重分别是14.8％、39.9％和43.3％。 第四阶段（1982～1991年）：结构调整阶段。80年代初，韩国在国内外都面临着比较严重的问题，国内主要是重化工业投资失控，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国际上是第二次石油危机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韩国采取了贸易自由化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新策略，具体包括放宽对进口许可和关税的管制，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以提高利息率的方式，减少对个别行业的利息补贴，将商业银行的股份出售给私人持股者，减少对重化工业和大企业的支持转而增加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期间，韩国还制定了“技术立国”的目标，通过主动调整、消除产业政策和产业结构上的弊病，加速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到1990年，一次、二次、三次产业比重分别是8.5％、43.1％和48.4％。
第五阶段（1992年至今）：进入发达国家行列。1992年韩国提出了“新经济五年计划（1993～1998年）”。在此计划中提出行政改革、产业结构和金融体制改革。1994
年韩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了一万美元大关（10037美元）。1996年韩国成为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这标志着韩国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 2.韩国“压缩型”产业结构升级模式的主要特点。
（1）适时调整发展战略推动产业结构快速转换升级。从1962年工业化起步到1995年完成工业化，韩国只用了33年时间。在不到40年的时间内，实现了由以农业为主向以轻工业为主、由以轻工业为主向以重化工业为主、由以重化工业为主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结构升级过程，转换频率之高，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是鲜见的。回顾韩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可以发现善于利用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遇，及时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调整发展战略，恰恰是韩国“压缩型”产业结构升级模式的最主要特点之一。韩国最初采取“进口替代”战略作为总体的指导思想，其出发点是尽量减少进口，缓和政府在国际收支上的紧张局面。进入工业化阶段以后，韩国工业发展有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原材料、生产要素需要大量进口，外汇又十分短缺，而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又渐渐变得无利可图，于是韩国转变为出口导向战略，发展以轻纺工业为主的出口工业。随后韩国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逐步失去，轻纺工业的比较利益也逐渐丧失，而这一时期发达国家由于受到能源危机和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相继将一些耗费能源和原材料多，技术含量不高，对环境污染严重的重化工业转移到国外。韩国于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转向推进重化工业化战略，该战略是建立“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基础之上。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受新兴工业国家竞争的挑战和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韩国又实行了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战略，可以说，韩国政府适时调整发展战略推动产业结构快速转换升级，充分实践了动态比较优势理论，避开了发展中国家常遇到的“静态比较优势陷阱”。
（2）政府通过产业政策手段积极干预结构调整。韩国产业结构之所以能不断升级，一个重要原因是韩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产业结构政策，在其产业结构升级的每个关键阶段，韩国政府总能根据国内外环境和世界产业分工格局的变化，顺势而为，适时和成功地对上一阶段的政策进行调整。在20世纪60年代出口导向的经济起飞阶段，韩国政府强调“增长第一，工业第一，出口第一”，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使产业结构从农业主导型转向劳动密集型工业品主导型。20世纪60年代末，韩国先后制定了七个重化工业优先发展的《特别工业振兴法》，引导产业结构向重工业转型，促进了钢铁、非铁金属、机械和汽车、造船、电子、化学产业等重化工工业的发展，实现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跨越式过渡。20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剧，国际市场竞争更为激烈，韩国政府又不失时机地向“科技立国”战略转变，促进了产业结构从资本密集型向机械电子等技术密集型高技术产业升级。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又确立了产业结构高技术化的发展方向，重点鼓励发展数字电视和广播、液晶显示器、智能机器人、未来型汽车、新一代半导体、新一代移动通讯、智能型家庭网络系统、数控软件、新一代电池、生物新药及人工脏器等十大产业，使韩国产业结构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3）高度重视技术创新，以技术创新引领产业结构升级。韩国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技术进步是一个重要因素。韩国早在1962年就提出了“技术立国”方针，为此韩国大力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技术引进、技术创新等措施。与美日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不同，引进技术在韩国技术进步中占了很大比重。从1962年到1985年，韩国共引进技术35272次，大大节省了技术开发的时间和费用，对韩国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为成功地发展战略产业，韩国实施了以鼓励产业技术开发为重点的政策，具体措施一是加大技术开发投资，提高研究开发费占GNP的比重，逐步达2％左右；二是成立专门组织，设立了由总统直接管辖的科技开发最高审议机构“技术振兴
审议会”，由总统、科技处官员和企业界研究机构等共同研究世界科技动向，审议和调整国内科技政策，解决有关重大问题；三是政府在税收、金融等方面为技术开发提供一些优惠政策。20世纪90年代后期，为摆脱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迅速从经济低谷中走出，韩国进一步实施“科技立国”战略，加快发展高等教育和高科技产业。计划到2020年，用于科技产业的投资占GNP的5％～6％，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国家水平，同时加强对高科技产业的研究与开发，通过科技升级，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使知识、信息技术密集型产业成为韩国21世纪的主导产业。
3.韩国“压缩型”产业结构升级模式的主要教训。韩国是继日本之后，作为后发工业化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相对比较成功的国家。正是得力于有效的战略制定、有力的政策措施和对技术创新的高度重视，韩国在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就实现了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作为一个中等人口规模的国家，韩国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多次借助了美欧和日本产业调整和技术转移的机遇，以及作为出口的主要目标市场，因此其发展模式也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特征，但这也会带来一些弊端。
一是过度地强调发展出口产业，有可能会导致内需产业和出口产业的“二重结构”现象。即造成出口型产业的过度膨胀和内需产业的相对萎缩，致使国内的经济结构内在联系松散而降低抗风险能力，影响国家经济安全，一旦外部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国内经济就会随之震荡，韩国陷入亚洲金融危机就是明显的例证。
二是政府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主导”超越了市场允许的限度。韩国在产业组织政策中走政府强力扶持大企业集团发展，并以此带动经济增长的路子，政府无条件为大企业集团贷款，大企业在银行中负有巨额债务，而企业发展基本靠数量扩张。根据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的调查，1996年韩国30家大企业的负债比例高达49％，基础非常脆弱，一旦遇有经济波动，大企业的坏账就会拖垮银行体系，从而酿成经济危机。
三是政府的过度干预和企业对政府的过度依赖容易导致危机。政府在推进“出口导向”政策中，对企业过度干预，甚至对企业的保护制度化，最终既形成大企业财团，又使政企关系密切，导致腐败。“韩宝事件”、“起亚风波”引发的大企业经营危机就是明证。
（四）拉美“交替型”产业结构升级模式的特点和风险。
1.拉美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历程。第一阶段（1870～1930年）：初级产业出口工业化阶段。19世纪中期以后，拉美国家出现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而正处于工业化高潮期的西欧、北美对食品和工业原料形成了巨大的市场需求，这两大因素为拉美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机遇。拉美国家建立起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迎来了长达数十年的初级产品出口繁荣期。现代制造业就是在初级产品出口繁荣的带动下出现的。一方面，初级产品出口繁荣促成了资源加工产业的兴起；另一方面，出口收入的迅速增长拉动了需求，推动了以满足内需为主的制造业的发展。统计资料显示，1928年前后，阿根廷等6国的制造业产值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20％左右，哥斯达黎加等5国已占5％～9％左右。当时的制造业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初级产品加工业，如矿产资源开采和提炼、肉类加工、制糖等；另一类是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制造业，如食品、饮料、纺织、制鞋、金属制品、建筑材料等。
第二阶段（1930～1982年）：进口替代工业化阶段。由于1929年资本主义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导致出口商品价格大幅下跌，造成拉美国家持续的国际收支困难，拉美国家逐步放弃了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模式，转而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40年代末，拉美地区几乎所有主要国家都已开始全面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50～60年代，由于进口替代的所谓“容易阶段”进展顺利，因而这一时期被视为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黄金时期”。1940～1968年，拉美地区经济的年均增长率高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