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六 文章《自然辩证法》思考题和答案更新完毕开始阅读ad237f6d1eb91a37f1115c67
十一、 难于操作的理论进步—动植物解放论与动物权利论
前者主要是由澳大利亚伦理学家辛格提出。他认为动物理应与人类一样享有道德上的平等，人类必须平等地考虑动物的利益。辛格把感受苦乐视为一个存在物获得道德权利的根据，动物也具有感受痛苦和愉快的能力，因此，动物也具有感受痛苦和愉快的能力。因此动物应从那里获得“平等的关心”的道德权利。他还认为黑人解放、妇女解放等要求扩展道德应用范围的运动为依据，证明“动物解放”的合理性。
动物权利论的思想以美国的雷根为代表。他认为人之获得道德尊重的“天赋价值”，在于人是生命的主体，而使人成为“生命的主体”的各种特征，如“期望”、“愿望”、“记忆”、“未来意识”、“感情生活”等，动物也具有，所以动物也是生命的主体，也具有道德权利。只有假定动物也拥有权利，才能从根本上杜绝人类对动物的无谓伤害。动物的权利虽不可侵犯，但个体的权利可被侵犯，不过这时必须满足下列三个条件：
1、对该个体的权利的侵犯将阻止对其他无辜个体的更大伤害；
2、对该个体的权利的侵犯是一系列措施中的一个必要环节，这些措施将从总体上阻止对其他无辜个体的更大伤害；
3、只有侵犯该个体的权利，我们才有希望阻止其他无辜个体的更大伤害。 上述规定，从质的方面规定了侵犯个体（人或动物）的权利的边界。但在现实的道德生活中，善善相伤、恶恶相权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为此动物权利者又提出两个原则作为补充：
1、伤害少数原理；
2、环境较差者优先原理
动物解放权利论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关心动物个体的福利和权利，把道德关怀的视野从人类推进到人类之外的动物，实现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但是，无论是从理论本身还是实践操作上它们都存在不足。首先，不捕杀动物并不必然能保障生态系统的整体稳定性，反而可能导致生态系统的崩溃。其次，人作为杂食动物，不可能不吃肉。那些被人饲养的禽畜即使不被人吃，也会被其他肉食动物吃掉，这些动物的权利并没有真正获得保障。再次，当普遍动物个体和濒危动物个体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动物解放权利无法提供一种有效的论据来说明优先考虑濒危物种的合理性。因而，动物解放/权利对生态和环境保护的作用并不显著，是一种难于操作的理论进步。
十二、 所有生命都是道德关心的对象—生物中心主义
生物中心主义者泰勒认为：自然界是一个相互依赖的系统，人只是其中一个成员，因此人并非天生比其他生物优越，所有有机个体都是生命的目的中心，所有的生命都是道德关怀的对象。所以尊重生命应遵循四条原则：不伤害原则、不干涉原则、忠诚原则、补偿正义原则。在维护人类的价值和权利与维护生物的价值和权利发生冲突时，泰勒提出五条原则：自我防御原则；对称原则；最小伤害原则；分配正义原则；补偿原则。
敬畏生命、尊重阻燃的伦理思想是通过对以往人类错误行为及恶果的反思，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也对人们思考以往的道德伦理缺失具有启示作用。但是，它对生命的敬畏、对自然的尊重不是依靠社会规范的调控和干预，而是依靠个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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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信仰，带有明显的理想主要成分。另外，它所关心的仍然是个体，把物种、种群、生态系统及其利益还原归纳为个体以及个体利益，由于否认生物共同体的实在性，所以生物中心主义否认人对物种本身和生态系统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它坚持的是个体主义的伦理学方法。它同样存在困境—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不得不毁灭某些生物个体的生命的困境—人类的生存行为与敬畏自然的道德之间的矛盾。
十三、 觉醒的“激进主义”—大地伦理学和深层生态学
20世纪30年代诞生的生态中心主义（包括大地伦理学和深层生态学）代表着环境意识领域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激进反思。
大地伦理学认为：人类是生态系统、生物圈和生态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理应遵循生物共同体的行为规则，平等地对待其他成员，不应仅仅强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界限，而应将伦理学的应用范围扩展到人与非人存在物，必须从道德上关心无生命的生态系统、自然过程以及其他自然存在物。伦理环境学必须是整体主义的，即它不仅要承认存在于自然客体之间的关系，而且要把物种和生态系统这类生态“整体”视为拥有直接的道德地位的道德顾客。因此，与动物解放/权利论和生物中心相比，生态中心主义更加关注生态共同体而非有机个体，它是一种整体主义的而非个体主义的伦理学。
这种整体主义同样适用于人类。大地伦理学认为，人与大地是一个共同体，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一员和公民。这意味着人不仅要尊重共同体的其他同伴，而且要尊重共同体本身。
生态中心第二个体现是“深层生态学”，深层生态学之所以是“深层的”，就在于它对浅层生态学不愿过问的根本性问题提出质疑并不断向深层追问。深层生态学所坚持的是生态中心主义的立场，它对在人类中心主义框架下所做出的任何决定都保持警惕。“深层生态学运动力图探明那些支撑着我们的经济行为的价值观、哲学与宗教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基本假设”。如我们为什么认为经济增长与较高的消费水平是如此重要？当代社会是否满足了诸如爱、安全、接近自然这类基本的人类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宗教和教育才是有益于地球上所有生命的？为实现必要的文化改革，我们需要做那些事情？因此，深层生态学实质上是包含了价值论、政治学、社会学、自然观等广泛内容的社会运动，其目标是要倡导一种与自然协调的新生活方式。
十四、 如何重构人类的主体性以更好地保护环境？
在人类主体性问题，一个极端是把人的主体性夸大为宇宙的中心和世界的中心。这种观念必然引导人们对自然客体的控制与征服，造成环境的破坏；而环境的破坏又必然导致对人的压迫，造成主体性异化。另一个极端是后现代主义对人类主体性的“摧毁运动”，取消人在对象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性，这必然会走向消极主义的预成论、宿命论，回到古人主客不分的蒙昧状态。事实上不承认一个与自然客体相区别并高于自然客体的主体，就不存在人类对客体的认识和改造的前提，也不能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保护环境。应在承认人类主体、自然客体相对可分的基础上，在承认人的自发性、受动性的基础上，更大地发挥人的能动性、创造性，构建一个与自然和社会和谐相处的主体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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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人类主体性，一是强调主客体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个人与他人、他物的关系是内在的、本质的、构成性的，作为主体的人既是一种实体的存在，也是一种关系的存在，这种关系的存在使他与社会、自然存在作用与反作用，以及不可分离的关系。这就将内在关系赋予各个等级上的个体，打破了它们之间的壁垒，克服了主体与客体的分离，随之也就克服了真理与德行的分离、价值与事实的分离、伦理与实际的分离，从对立走向和谐，有利于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
二是承认主体性是自主性与依附性、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自主性是人类源于自然而又超越（认识、改造）自然。但这不是完全独立的自主，人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是自然的一部分。没有人类，地球生态过程可以照常进行，而没有绿色植物、微生物，人类至多只能活几个月，人类对自然认识、改造具有目的性、选择性、计划性、预见性，但应考虑到大自然的复杂性，按照生态规律办事，这后一方面体现了主体的受动性。
三是承认交互性的主体性。在人类认识、改造自然中，不仅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体现了人与人的关系，并且将两者融合了起来，体现了“主—主”的关系结构（相对于人与人之间而言的）。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十五、 如何看待“增长的极限”和“没有极限的增长”？
1972年，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运用数学模型对各种因素综合以后得出四条结论：
1、如果在世界人口、粮食生产、工业化、污染和不可再生自然资源消耗方面现在的趋势持续下去，这个星球上增长的极限将在今后100年中发生。
2、改变这种增长趋势和建立稳定的生态和经济条件，以支撑遥远的未来是可能的。
3、如果世界人口追求第二种结果而工作得愈快，他们成功的可能性就愈大。 4、技术不能防止人口和工业指标的最终下降，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崩溃的时间推迟到2100年以后，技术有其副作用，甚至有助于扩大不平等。今后有许多问题并没有技术上的解决办法，例如核军备竞赛、种族的紧张状态和失业（技术悲观论）。
与罗马俱乐部把人类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归咎于技术的滥用，认为经济增长必然走向极限相反，技术乐观主义者西蒙认为技术世界的力量足以克服任何危机，经济前景没呈现没有极限的增长（技术进步能使原材料变得更易得到而不是短缺，并能生产替代品解决能源危机，人口控制将带来基础设施的有效利用，造成规模化经济）。
《增长的极限》在全球范围内敲响了人和自然关系的危机的警钟，使西方社会长期流行“自然资源是无限的，科技进步和物质财富增长是无止境的”盲目乐观思潮受到极为强烈的冲突，也使人们对科技解决人类问题的能力产生新的深刻反思。
那么人类真的面临增长的极限吗？还是存在没有极限的增长？对于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反对罗马俱乐部的观点认为：
1、研究报告用了一个简单的模型，仅仅用人口、粮食生产、工业化、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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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消耗这五种变量太少，且这五种变量未必都呈指数增长。
2、它没有足够重现原来储存的可能性，只重视资源的“已知储量”，而忽略了“可以发现的储量”。
3、人口增长、资源消耗增加，将使人们推动技术进步，寻找更多的更廉价的资源。
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反对者的见解同样存在问题：
首先《增长的极限》一书中所使用的模型简单，但不必然会导致它的结论错误。
其次该书中某些预测（资源短缺、环境破坏）已成现实，现在人类生存的整体自然环境并没有比罗马俱乐部30多年前的预告更好。再次，人口增长刺激技术创新有一定道理，但并不总是这样。原因之一是如果较快的人口增长不能提高技术创新的速度从而使收入增长快于人口增长的速度，那么就有可能导致人均国民收入的停滞甚至实际减少，形成恶性循环。原因之二是技术创新的原动力不主要地由人口因素所引起的资源短缺决定，而是由其他非常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决定。人口增长、资源短缺并不一定导致技术创新，相反很有可能阻碍技术创新。
十六、 科技解决环境问题的限度
技术悲观主义和技术乐观主义的论争，实质上是对科技决绝人类现实问题的深层次拷问，科技在解决人类某些问题的功能和给人类带来的危机都是无可比拟的。科技在下列问题面前是无能的：
1、非理性因素起决定作用的问题。
2、带有深刻社会含义的文化、政治问题。 3、面对价值观和实际价值做出选择的问题； 4、政策、法令的贯彻执行问题等。 科技在解决环境问题也存在一个限度：
第一，科技进步虽能减少单位产品所消耗的资源，但未来的社会资源总量并不一定随科技进步而减少，科技可以延缓不可再生的使用年限，可以找到替代资源，但科技不能改变人类对资源的日益强烈的需求欲望。
第二，信息技术、新能源等尖端技术虽有助于能源的节约，但不能使有限的资源无限化。目前信息领域也需要冶金、采矿、化学等传统工业部门的产品。而且，农田、森林、水和渔业资源的退化是未来几十年社会动荡最主要的根源。
第三，科技的应用已经而且不断产生新的环境问题：如核污染、基因污染等。科技应用对环境的影响通常具有延迟性、长期性、艰巨性。
第四，环境科技应用的成本增加。随着科技的进步，科技获得自然资源和生产新产品的成本逐渐减少，但随着不可再生资源的逐渐减少，生产同样多的产品需要更多的能源和产生更多的废弃物，将需要更多的生产成本和废弃物的处理成本。这一点随着环境的标准的提高而增强。某种技术利益越强大和深远，那它失误后的附带效应可能越严重，治理成本就越昂贵，即使科技能解决这些问题，可经济状况不允许这样做。
第五，科技的应用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限制，因此后三者决定了人们开发什么样的科技以及科技用于什么样的目的；从这一角度看，如果人类仍然抱着征服自然的态度，在一个有限的星球上作无限的物理扩张，就必将导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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