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四 文章瞭望时评2010-2011更新完毕开始阅读aeb2601da76e58fafab00348
虽然当前爆炸物品管控形势基本平稳，但是受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基础还很不牢固。个别地方发生的爆炸事件，再度敲响爆炸物品管控的警钟。
要扭转部分地区涉爆案件频出、事故高发的被动局面，首要之处，在于相关职能部门应加大对非法制贩、非法持有私藏、非法使用爆炸物品等涉爆案件的查处打击力度。一些地区涉爆案件之所以屡禁不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其查处打击力度不够。
对此，相关部门已经有所行动。7月28日至29日，公安部全国涉爆涉枪重点地区现场会在昆明召开，对涉爆涉枪重点地区打击整治工作作了进一步部署。此前，公安部已经部署从3月1日至12月31日，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治爆缉枪专项行动，以切实加强爆炸物品、枪支弹药等危险物品管理，严防涉爆涉枪涉刀等案件、事故发生。同时发布了《关于收缴爆炸物品、枪支弹药等危险物品的通告》，将在治爆缉枪专项行动期间开展爆炸物、枪支弹药等危险品的集中清查收缴行动；《群众举报涉爆涉枪涉刀违法犯罪奖励标准》，对举报有功人员最高给予2万元重奖。
需要注意的是，开展治爆防爆工作不是短期的事情，也不是一个或几个执法部门的事情，它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各部门密切配合起来，狠抓不懈，持续地做好查处打击工作。而在重拳打击之外，要减轻、杜绝此类案件的发生，还应多方入手。
加大法律的宣传力度，让老百姓心中有法，明白不只是买卖爆炸物品并做违法事情才是犯罪，就连非法持有爆炸物品也已经触犯了刑法，进一步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犯罪。
加大对爆炸物品管理的力度，尤其是对案件多发地区进行严格的清理整顿。可采取定期重新登记的方法，做到对爆炸物品的严格管理。同时，充分发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效能，突出乡(镇)、村基层党组织、村民委员会、治保积极分子的作用，摸清底数、提前教育、防微杜渐。□
耕地“两本账”乃决策隐患
近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西部一个省份调研中发现，该地区耕地面积竟然有两本账：一本是农业部门掌握的农户承包土地面积，俗称计税面积，约2000万亩；另一本是国土部门测绘数据，实际耕地面积约3400万亩。两者相差高达1400万亩。
令人吃惊的是，有关人士透露，这种耕地面积“两本账”现象并非该省独有，而是在全国不同程度普遍存在。原因有二：其一，当年土地承包之初，因丈量方式简陋和土地肥瘦折算亩数而导致计税面积与实际面积不符；其二，第二轮土地承包期间为了少缴农业税，故意瞒报、少报的土地面积。也因此，对于“计税面积”和“实际面积”两本账的情况，农村基层普遍熟知，而国家高层行政管理部门却不清楚。
农业承包面积小于实际面积，对农户个人而言，侵害了其财产权，特别是在征地补偿、土地出租、种粮补贴时难免吃亏，易引发矛盾；对国家而言，“糊涂”的耕地面积，不利于建立切实的耕地保护政策和粮食安全政策。
然而，由于涉及范围广，工作量大，解决难度非常大。除了人力物力投入巨大之外，重新准确丈量可能在基层政府遇到较大阻力。据了解，现在一些农村地区正在利用土地整理工作获取资金。如在西部地区，平均1亩地可获得1.8万元的整理费用。而这些地区所整理出来的土地，很大一部分就是计税账面后面的土地。如果把这些土地全部重新亮出来，地方政府将失去重大财源。
土地问题是中国重大的问题，是判断城市化速度是否得当、粮食安全是否有保障的重要依据。这一战略性基础数据不清，将会大大影响甚至误导国家对当前“三农”问题的判断和决策。
一方面，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对土地的需求不可避免，尤其是一些大城市郊区、平原地区，更需要土地资源对发展的支撑。对这些地区的土地利用政策如何制定？放量多大合适？如果不重实际控制过紧，会影响发展；盲目放松控制指标，又担心滥占耕地。这些都需要建立在一个准确的统计数据基础之上；另一方面，耕地多少与粮食安全直接相关，这是一个涉及稳定、全世界关心的重大问题。说不清楚，就可能误导国家有关粮食政策，影响国家粮食安全风险评估的准确性。
特别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民重要的财产权。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土地抵押贷款、土地入股等创新方式出现后，土地亩数的多少决定着农民权益的多少，如果搞不清这个家底，难免对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形成一定的冲击。 因此，统一实际耕地面积口径，已是时不我待的重大社会经济工作。□
第33期： 切断网络黄毒利益链
国家有关部委去年底以来联合开展打击互联网和手机媒体淫秽色情信息专项行动，破获了一大批网络色情案件。但至今仍有淫秽色情信息在网上涌现，一些中小型色情网站屡打不绝。
当前，网络淫秽色情传播的三个新趋势值得关注。其一，境内淫秽色情网站向境外转移以逃避监管和打击。随着专项打击的不断深入，境内淫秽色情网站和手机WAP网站纷纷向境外转移，将服务器设在境外，增加了打击和封堵的难度。其二，网络色情涉案人员低龄化、高学历化趋势明显。其三，网络第三方支付和网络广告联盟为色情网站“输血送电”的情况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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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情网站有生存空间，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不能“断根”。而这个“根”，就是网站的开办、运营等过程存在各种各种的“利益链条”，包括基础运营商和接入服务商的接入服务、网络支付平台提供的资金结算、网络广告商提供的广告推广等主要环节。
从近期公安机关破获的案件中可以发现，接入服务商将境外服务器、虚拟空间等违法出租给境内网站开办者，替色情网站“开源”；网络支付平台为淫秽网站提供资金结算等服务，替色情网站“输血”；网络广告联盟提供广告链接等服务，替色情网站“送电”。这些环节又因其活动的隐蔽性、低投入高收益等特点，极易逃避监管打击，藏污纳垢，并容易衍生洗钱、赌博、黑客等其他违法犯罪行为，甚至危及我国金融安全、经济秩序、网络安全。
“利益链条”难以根除，亦暴露出当前互联网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严重滞后，这制约了对网络淫秽色情等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和威慑力度，尤其是针对运营商、服务商等服务单位责任义务的行政法规缺位、乏力。
比如，尽管当前从司法解释层面对电信运营商、接入服务商、信息服务商触犯刑法的行为进行了明确规定，但是与此对应的行政法规却尚未进行相应修订，对够不上刑事处罚的服务商仍缺少相应的行政处罚规定。
再如，由于相关部门对互联网站审批、监管不到位，管理尚未形成合力，也使得色情网站“利益链”得以生存延伸。而少数运营商、接入服务商安全管理工作薄弱，主机托管和虚拟空间出租层层转包，也导致一些未备案的教育、医疗保健网站“藏污纳垢”，滋生网络色情活动。
因此，要彻底净化网络色情生存的土壤，当需依法切断网络黄毒利益链。一方面宜尽快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以涵盖打击网络色情违法犯罪整个链条，进一步覆盖法律盲区，加强监管和打击力度。另一方面，相关部门亟待联动，加强沟通协调，适应互联网快捷化发展，以形成管理合力和打击网络色情的长效机制。□
第34期: 打准安全事故的“七寸”
据8月18日媒体报道，国家安监总局通报称，黑龙江伊春烟花爆炸事故初步认定为企业非法生产。
又是非法生产！为什么非法生产总是层出不穷？还有多少企业仍在非法生产？还会有多少矿难、爆炸等悲剧在酝酿？而谁该对这一切负责呢？
该受指责的毫无疑问应属地方安监部门。从伊春爆炸事故看，虽然早在两个月前安监部门就发现了这家名为“华利实业”的鞭炮厂存在问题，并采取了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措施。但是，扣完安全生产许可证之后的跟踪监督缺位，致使那个把安全生产法规束之高阁的企业，为了利益，继续把安监处罚同样束之高阁。
然而，让安监部门承担安全生产事故的全部责任是不公道的，把所有愤怒的口水都向它喷去，恐怕太抬举它了。一方面，有限的安监执法人员根本不可能覆盖所有企业。另一方面，安监人员虽有执法权，却缺少城管或警察那样的强势。记得一位在地方做过安监工作的朋友曾向笔者抱怨，安监很难做，你查处得太认真领导会不高兴。安监部门在基层的处境跟环保部门有一比，你必须看领导脸色行事。
其实，这话才点到了安全生产事故频发的真正症结所在。尽管并非所有的地方领导都这样，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不少地方的一些领导心中，GDP比安全生产重要得多。有的甚至把严格安监执法看作是对投资环境的负面影响。有为了顺利上项目甚至不惜给安监执法部门施加压力的，还有为违法违规者说情甚至直接干预对违法企业查处的。这使安全执法很难到位。而一旦出了事故，这些地方领导通常又会想方设法掩盖事实，隐瞒真相，推脱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改变这样的领导，安全生产的严峻形势就扭转不了，不出事故只是侥幸。
前不久，国务院出台了安全生产新政，重特大事故后果严重，最高将追究省部级领导的责任，表明中央在治理安全生产事故“打蛇打七寸”的英明和决心。但笔者以为，要想安全生产长治久安，光有亡羊补牢式的事后追责还不够，还必须将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强扭”到科学发展观上。具体办法是，在加大反腐力度，坚决打击违法、非法生产后面的“黑保护伞”的同时，坚决实行安全生产“一票否决”——不是事故否决，而是凡安全工作不力就否决；坚决不以GDP作为考核干部的唯一标准，不将GDP作为主要政绩导向。
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能很难。但一个文明的国家，只有拒绝染血的GDP，才能让劳动体面，让生命有尊严。因此，再难也值得做、应该做。□
中日经济排名对换的深意
8月16日，日本内阁府发表了第二季度GDP增长统计速报。而在数字公布的前几天，几乎全球媒体都将报道重点聚焦到了中国和日本谁是“第二”问题上。
根据日本的统计，按美元计算，二季度日本的GDP约为1.2883万亿美元，中国的GDP则达1.339万亿美元。虽然这一计算仅仅是依据原数字的简单换算，未作季节调整，很难进行比较，但数字本身告诉世人，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了日本。与此同时，日本的经济学家们使用剔除季节变动因素的更科学的方法，对两国的全年GDP进行了展望性的比较。结论是，日本为5.2473万亿美元，中国为5.6673万亿美元，中国还是超过了日本。
事实上，去年6月，日本经产省发表的《通商白皮书》就曾预测，2009年中国经济超过日本，排名“世界第二”的可能性很大，已经引起中日两国学者的热议。而若按可进行物价水平比较的“购买力平价”来衡量，2005年中国GDP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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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已经超过日本。按这一方法计算，2009年日本GDP占世界GDP总量的比例为6%，而中国高达13%。显然，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位次已经超过了日本。
不过，各国学者和媒体仍有所不甘，还要进行一番人均GDP的比较。结论是，即使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日本的人均GDP仍高达3.3万美元，而中国的人均GDP只有6600美元，仅相当于日本的1/5；而若按市场的美元计算，中国的人均GDP仅相当于日本的1/10，百姓的富裕感相差悬殊。
关于中日经济地位转换，相对理性的日本经济学者更愿意强调，中国经济超过日本，有利于日本借中国经济增长获取更好的出口条件，更好地享受中国经济增长的好处。而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事实上是依赖中国市场才赢得了复苏的机遇。美国金融危机后，中国创造的需求，堪称日本难得的特需。
从发展经济学角度看，进入新世纪，日本经济已经进入了“成熟期”，其主要表现是，人口出生率下降，劳动人口绝对量减少，经济体制疲劳，技术创新钝化，潜在增长率低滑，社会总需求长期低于社会总供给，通货紧缩常态化。如此，战后一度备受礼赞的“日本模式”开始表现“僵化、腐朽”的一面。而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改革，大胆开放，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勇闯全球化大潮，中国民间底层如岩浆涌动，充满活力，中国经济车轮滚滚。其所支撑的“中国模式”正表现着“积极的进步的”一面。
经济增长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日经济的位势转换，反映了全球化时代的必然进程。□
第35期：农地流转不是诱农取地
针对当前城市建设用地紧张而农村建设用地大量闲置的矛盾，许多地方政府积极运作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文章”。但原本理应“双赢”的政策，由于横亘其间的利益扭曲而变味：无论是“宅基地换房”还是“土地换社保”，一些地方政府专注于谋地的多，着眼于农民利益的少。在改善农民居住环境、增加农民福祉的名义下，却行着竭尽全力以较小代价换取最大用地回报之实。
比如，不少地方政府为了获取眼前的土地“指标”，在农村建设用地流转方法设计上，针对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不同而形成的流转条件差异，肆意按照自己的利益取向设定补偿形式和标准。而本该是主体的农民最终只能担当方案接受者的角色。
在目前农村建设用地流转利益驱动日趋强大背景下，要切实保障农民的利益，至少需要三点关键的前提条件： 其一，目标是什么要明确。流转的目的是为“三农”发展，还是仅仅为“用地指标”，结果自然迥异。一些地方并没有树立为农民谋发展之心，自然不能有“取之于农（地），用之于农（民）”之策，地方政府费尽心机拆旧建新、让农民上楼、“整理倒腾”土地，眼睛紧紧盯着的是城镇发展匮乏的建设用地“指标”，打的算盘是通过“经营土地”，发展房地产，要的是GDP。
其二，产权的界定要清晰。土地流转会打破原有的土地户界、村界，因此权属必须清晰，产权制度改革必须置于工作的前端。试想在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含宅基地）、房屋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等的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尚未到位的情况下，在缺少法律保护的状况下，何谈农民的利益保障？
其三，农民自愿的原则。无论是拆迁、上楼还是换社保、引进产业，必须坚持农民完全知情下的自愿原则。有的地方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对农民先期许诺，威逼加利诱让农民签了字，最后承诺不能兑现，农民却投诉无门。 在此之外，由于我国土地尚缺乏市场定价要素，农民缺乏充分定价权，征地主要由地方政府定价，所以，土地的流转条件受地方政府的财力乃至认识水平的影响非常大。如果再加上集体甚至开发商的利益博弈，往往造成农民解决了住房，或者简单地“以宅基地换来了房”，“以土地换回了社保”，但却缺失了更重要的财产权和发展权的保障。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要建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后农民的保障机制，国家层面出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政策和法规势在必行。
生态移民不是一搬就灵
森林过度砍伐、山体千疮百孔，仅仅2平方公里的县城竟然挤下近5万居民并且还在增加……说到底，都是一种
人与人争地、人与自然争利的不和谐画面。许多看过甘肃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现场的地质专家都担心，在类似地形地貌很多的西部，下一个舟曲会在哪里？
到过舟曲的许多人都疑问，既然山大沟深、环境恶劣，何不将村民整体搬迁，生态移民到山清水秀、草长莺飞之地？对于小部分人脱困脱贫，移民固然可以迅速起效；但笔者认为，移民只能是权宜之计，找到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相和谐的那把钥匙才是解决问题之本。
其一，往哪里移是一个大难题。西部地形复杂，本来留给我们生存的空间就不大，建设新的定居点又可能对本来就脆弱的环境造成影响。有人建议移民新疆或者其他地广人稀的地方，但生活习惯、民族传统等又会带来新问题。 其二，就像甘南州一位官员向笔者所说，舟曲当地老百姓人均年收入才1000元，吃饭取暖怎么能不砍树劈柴？盖房子、修路就地开山取材也是迫于成本考虑。不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搬到新地方还是一样要向大自然索取。
其三，很多西部山区险要之地，人类已经生活了上千年，只要尊重生态规律、与自然和谐相处，丰衣足食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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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没有，怎么科技和经济进步了反而不行到要移民的地步？
一位舟曲村民曾对笔者说，那里泥石流历史上很多，但正是泥石流冲击扇形成的土地相对更加肥沃养活了祖祖辈辈。倒是近几年外来人口越来越多，房子越来越密，还都盖在泄洪区域，成为放大灾害的“人祸”，而许多外来村民恰恰是从周边环境更恶劣的地方“移民”过来的。
今年正值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十周年，近期召开的中央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提出了推进西部经济社会向“纵深发展”的战略举措，在西部建立环境生态补偿机制也成为下一个十年新的战略目标。
生态补偿机制必须通盘考虑环境、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绝不能给钱了事。如何实施，成为摆在各级决策者面前新的选择。各级政府在考虑灾后重建规划或是生态移民的过程中，多听听灾民之声，多想想长远之计，切不可草草出台一移就“管”、一搬就“灵”的短视政策。
第36期： 将收入分配改革目标量化
国民对“十二五”规划编制的最大关注点，应该是分配制度的改革。优化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已成为当前和未来推进我国经济社会稳步发展的重要环节。“十二五”期间，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力度，并将目标量化纳入“十二五”规划，可以说是国民的共同期待。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就是要实行积极的收入分配政策。近年来，我国GDP一直保持较高增长速度，但居民收入水平和劳动报酬增长速度偏慢，出现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两个比重偏低的情况。把收入分配改革量化纳入“十二五”规划，实行积极的收入分配政策，重点改革完善收入所得税政策。从专家层面的共识看，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作出制度性调整与安排。
一是调整政府与企业收入分配。一方面，建立健全国有企业经营利润和国有股权转让收入上缴制度，以及垄断行业资源占用税等制度，其中尤其应明确经营利润上缴比例，由5%提高到20%以上，将各项上缴收入纳入财政预算，主要用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其他转移支付；另一方面，继续加大对低工资行业特别是劳动力密集型中小企业的减免税费力度，逐步提高这类企业职工的工资水平，促进缩小低工资行业与高工资行业工资水平差距。
二是调整企业与劳动者收入分配关系。建立资本所得与劳动报酬增长宏观、微观比较制度，提出资本与劳动报酬分配的合理比例关系，为提高劳动报酬比重提供量化依据和有利条件，防止资本所得侵蚀劳动报酬。
三是在再分配领域继续健全并实施积极的收入分配政策和制度，进一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首先，须继续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各级政府财政预算支出中逐步明确增加用于民生建设的比例及随财政收入增长相应提高的幅度，使之制度化。其次，要明确界定各级政府的民生建设财政支出责任，合理调整政府间财政收入划分，逐步实现各级政府事权与财权的对等，促进全国范围内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再者，要改进完善并分类实施征收和综合征收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还有，要调整消费税，适时开征遗产税、赠予税和物业税等税种，强化对高收入行业、群体的税收调节。
这其中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要将收入分配改革进行目标量化，这样方案可以更容易制订，更容易落实。比如，城乡收入差距比、行业收入差距比、基尼系数等衡量收入分配状况的主要指标，在未来5年或10年应该控制到什么水平，需要有阶段性目标。而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居民收入三者分别怎么调整，亦应制定数量指标。
第37期：农产品价格宜有抓有放
近期，农产品市场又现大幅上涨行情。9月10日，大连商品交易所玉米期货高开震荡，并小幅收高，当天上午收盘，较前一日已上涨6元/吨。
如果说“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和“辣死你”等蔬菜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还主要停留在“民生”层面，那么，以小麦、玉米、水稻为代表的主要粮食价格上涨则直接影响到了“国计”。
去年以来，中国农产品涨势凶狠。为了平抑价格，有关部门政策频出。仅近期而言，就有专门针对农产品市场调控的农产品“国六条”。然而，从效果来看，似乎并不如预期般显著。时至今日，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机理已很清楚。投机资本借供求失衡的现实，通过囤积居奇进一步放大失衡，并巧妙地利用“通胀预期”。
笔者认为，要化解投机资本对中国农产品市场的影响，首先，政府应抓住农产品定价权。作为“民生中的民生”，政府理应把其列为“重点中的重点”。当前，中国大型骨干国有粮食企业，仅靠中粮集团一家之力，目前来看，其作用发挥并不尽如人意。政府应加大培育大型骨干龙头粮企，甚至可考虑参股粮企。在此基础上，政府只需牢牢控制几家龙头企业，便可通过龙头企业在市场中的作用，对农产品价格一锤定音。投机资本即便想囤积居奇，也很难掀起大浪。 与此同时，对产业链重新研究设计，减少流通环节。当前，我国农产品价格的形成，一般要经过收购、储存、运输、加工、销售等环节。从产出至终端销售，农产品价格层级上涨。在此过程中，中间商获利甚至超过农民数倍。过多的流通环节还造成了大量的损失。有数据显示，我国每年约有4亿吨生鲜农产品进入流通领域，其中，果蔬流通腐损率为20%～30%，仅此一项，每年损失就超过1000亿元，令人痛心。
在一些地方，把农产品过境收费当成“自肥”的摇钱树，使农产品仅在物流储运环节上，又无形中增加了不少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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