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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举制：汉代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都可以向皇帝举荐贤士。这种由地方官僚察访人才，向朝廷举荐的方式，称为“察举”。汉代察举制度是中国科举制度的雏形，它为隋唐时期的科举制的出现作了重要的铺垫。 九品中正制：在曹魏时期建立的一套较察举制度严格的选官制度。中央在各州郡设立“中正官”，负责察访本地人士，按其才德声望评定九个等级，然后根据士人的品级，向吏部举荐。九品中正制从其本质上
看，同样维护的是士族的利益。
明经科：在于察举通晓儒家经典的人才，东汉开始设置。隋唐以后，汉代察举考试中强调的儒家经学
仍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
诗赋取士：唐代科举考试中最重视的是进士科，进士试主要是诗文，是一种文学考试，因此唐代崇尚文学成为一代风气。在诗赋取士的利益驱动下，唐人创作热情高涨，唐诗时代的形成与科举制度有相当的
关系。
行卷：唐代的科举考试没有后代那样严格，考前的举荐相当重要。为了获得达官贵人、社会名流的赏
识与推荐，士人们在应试前，带着自己平时所作的诗文投献给名公巨卿，这种诗文称为“行卷”。 科举制的特点：科举制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重大变革，与前代选官制度比较，具有以下三个显明的特点：一、士人自由报名应试，应试者不论出身、地位、家业，不必由官员推荐；二、考试定期举行，不必等候皇帝下达诏令；三、严格考试，录取与否以考试成绩为标准，声名德望以不再是任职的主要依据。 科举制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在科举制度之下，古代中国建立起稳固的文官体制，这种文官考试制度在人类制度史上有着重要的开创意义，它在世界文明史上产生了广泛影响。科举制造就了文官政治，文官政治又培育了一个超越地域、家族与军事势力的知识阶层，这一阶层的利益、活动都与中央集权相联系，因此科举考试的价值导向与精神意旨对社会文化形态发生着直接的影响。（1）科举制培育与维系了传统文化。科举制将儒家思想全面推动到社会各层面，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科举制强化了读书尚文的文化传统，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造就了大批的优秀人才。这是其正面作用。（2）科举考试耗费了士人几乎全部的精力，读书做官成为知识阶层的最终目标，造成传统文化畸形发展；科举制是对极端专制王权
的维护；知识阶层在科举制的牢笼之下，缺乏主体意识与创造性思维，这是其负面作用。 法律：是由国家统治者为协调社会秩序、保证社会秩序而创制出来的带有强制性的制度规范。 （商朝的《汤经》大概是中国最早的国家法律，西周有《九刑》、《吕刑》，郑国子产铸《刑书》开
创了公布成文法的先例）
《法经》：战国时期，在各国普遍制定与公布成文法的基础上，魏国李悝对诸国的成文法进行了总结，
制作了《法经》六篇，《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初具体系的封建法典。
《唐律疏义》：唐高宗命长孙无忌对《唐律》进行考证、疏议，著成《唐律疏议》一书，公元454年唐高宗颁行《唐律疏议》。它是汉代以来对于法律注释解说的集大成著作，它具有与法律同等的效力，是
儒家经义法典化的范本。
“春秋决狱”：从董仲舒开始即以《春秋》的精神与事例附会法律，《春秋》经义不但成为法律的补充，
其权威性甚至还高于法律。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文化特色：第一，以儒家伦理学说作为立法指导思想；第二，家族本位的伦理法
占重要地位；第三，皇权至上，法自君出；第四，强调等级特权，主张同罪异罚。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伦理特性：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以儒家伦理学说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具体表现为：其一，以“三纲”为核心的封建礼教作为指导立法、司法活动的基本原则；其二，贯穿“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的精神，以德为主，德刑并用是统治者所倡导的统治方法；其三，通过引经断狱、引经注律等方式使儒
家经典法典化。
第二节 中国社会传统的礼俗规约
传统礼俗规约的起源：作为调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准则与规范的礼俗规约，它起源
于人们群居的社会需要。传统的礼俗规约有着鲜明的农业-宗法社会的特色。
传统礼俗规约的特点：传统礼俗的核心是保障宗法伦理关系，因此传统礼俗规约有着鲜明的伦理色彩。其特点是：第一，传统礼俗的等差性，严整的的礼俗制度维持的是不平等的社会秩序；第二，传统礼俗的调和性，注意等级之间的协调；第三，传统礼俗的规范性，这是传统礼俗最根本的特性。礼俗对社会生活
的规范是通过礼义原则与礼俗规制的内外结合实现的。
传统社会礼与俗的区别与关系：（1）礼起源于俗，但礼不同于俗。两者的区别在于：俗是民众自发形成的行为习惯，具有纷繁的复杂性特点；礼是自上而下的一套社会行为规范，其中贯穿着特定的整合社会的理念。礼具有规整、严密、适于操作的特点。（2）礼与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文化混沌未分时，不存在俗与礼的区别；伴随着阶级分化、文化分层的过程，礼逐渐从原始习俗中提纯出来。礼最初是人神关
系的调节，后来扩展到人，最后扩展到社会，成为严格的社会行为规范。
通过传统社会礼与俗的关系，体会两个文化层面的关系：礼制化为民俗，与中国古代家族势力通过家法、族规对礼制的维护有关，古代社会的家礼是国家礼制精神与庶民日常生活的结合。在家国一体的政治
格局下，家族制度上升为国家礼制，然后又由国家礼制下降为民间家礼俗规。
“五礼”：是古代国家礼仪制度，大约定制于周代。五礼分为：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五种。
祭祀典礼的类别：天神、地袛、人鬼
天神祭祀包括天帝祭祀、日月星辰祭祀、气象神祭祀三种。 地神祭祀主要包括大地祭祀、社稷祭祀、山川祭祀等。
人神祭祀主要有宗庙祭祖、祭先王先师等。
冠婚礼的意义：周公六礼、冠礼
“周公六礼”，古代贵族婚礼的六道仪式：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
冠礼是古代的成人礼。
皇家贵族礼仪的文化特性：皇家贵族礼制可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无不以明示等级尊卑为宗旨，皇家贵族的礼仪活动注意规模与程式，将礼仪过程视为国家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强化王权，明晰统
治集团内的等级与名分关系，礼制成为维系传统社会的强有力的文化纽带。
庶族平民礼俗的轨范性有如下三方面的表现：（1）岁时礼俗的伦理性。岁时节日礼仪对民众的伦理轨范有两重意义，一是自然伦理属性，二是社会伦理属性；（2）人生礼俗的家族性，人生礼俗包括诞生礼、成年礼、婚礼和丧礼。在个体的人生礼仪上，有着浓厚的家族色彩；（3）家训族规的礼俗教育与礼俗规范
具有一定功能。
家训族规的规范功能：一是以孝悌之道为礼俗之本，强化家族内部的伦理关系；二是以诚信忠厚为修身之本，塑造传统社会的理想人格；三是以劝戒惩罚的礼俗规条，规范家族成员行为，补充国法。 庶族平民礼俗与社会上层礼制的关系：民间的礼俗虽然在形式与内容上与贵族礼制有着显著的差异，但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首先，它们来源于同一文化母体，所依托的是同一宗法社会结构，贵族不过是特殊家庭，皇帝是特别的家长，贵族社会的礼制精神，以及相当比重的礼仪行为都是从家族文化中产生出来的，如“亲亲”、“尊尊”等宗法原则，一直是传统社会礼法制度的思想基础。其次，统治阶层非常重视礼仪的示范作用，以严格的礼制规定，与公开盛大的礼仪形式，向社会显示礼法的森严，达到软控社会的目的。因此上层礼法思想渗透民间，家族社会模范国家礼制，制定自己的家法族规。其三，随着社会
的变迁，朝代的更替，士庶差别的消失，贵族礼制除保留在统治集团内部外，相当部分俗化为庶民的行为
规范，如“周公六礼”成为一般婚俗模式。 第五章 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与精神文化 第一节 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
中国古代整体思维：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是一种重整体、重体悟、以经验为基础的直观思维。所谓的整体思维，是指把天地、人、社会看作密切贯通的整体，认为天地人我、人身人心都处在一个整体系统之
中，各系统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联系。
中国古代重体悟的、以经验为基础的直观思维特征：古代整体思维认为，对于宇宙本体，对于“天-地-人”的系统，仅仅依靠语言、概念、逻辑推理去认知是无法穷尽其奥义的，必须凭借对于“象”的直觉、顿悟
去把握。
中国古代类比思维：类比思维是指根据事物的外部特征或内在属性进行比照与联系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思维善于抓住事物之间的某种相关进行类比象征，以达到由此及彼、由近及远的分析与表述的目的。 中国古代类比思维的内容和特征：常见的主要是在“天象”、“地法”、“人事”之间作类比。这种类比思维是从“天、地、人”系统整体思维衍生出来的，是体现系统整体思维的。在类比思维中，有一种叫做“观物比德”，是人与物的类比，是说用物的外部特征与内部属性来类比人的品德、志行。（《诗经》的比、兴则
是类比思维在诗歌创作中的运用）。类比思维中包含了类推。
中国古代辨证思维：所谓辨证思维，就是运用对立而统一的观点、方法来认识、分析各种自然现象及
其变化。中国古代辨证思维来源于对天地万物两两对立而又统一的自然现象的考察与理解。
第二节 中国传统的哲学观念
中国古代传统的哲学观念：（1）“天人合一”的宇宙观；（2）中庸之道的价值观；（3）“知行合一”
的实践观。
中国古代关于天人关系的几种观点及影响最大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1）中国古代关于天人关系的几种观点：一是“天人合一”，提出者为宋代张载；二是“天人交胜”，提
出者为唐代刘禹锡；三是“天人之分”，提出者为战国时代的荀子。
（2）“天人合一”观念对中国文化的积极影响有：第一，造成了中国文化中整体系统的、辨证发展的思维方式；第二，造成了追求和谐社会的理想主义倾向；第三，造成“诚明合能”的人生修养哲学，推动人们
在成己成物、人我交融中实现人格、品德的完善。
（3）“天人合一”观念对中国文化及其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一、思维方式过分强调整体联系与统一，缺乏必要的分析与论证，致使我们没有能经过近代的实验科学而进入现代科学。二、过分强调社会的和谐与统一，而使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资本主义萌芽生长缓慢，在一个长时期内民族心理自视过高而缺乏进取精神。三、空想的理想主义使主观易于脱离实际，而不得不违心地去美化现实。四、“心性之学”重体验，不重客观观察，把道德实践作为根本的实践活动，很难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矛盾，也限制了实证科学的
发展。
中庸：意为“中是可以长久行涌的典法”。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价值准则，是由孔子提出来的。“中
庸之道”又可称为“中和”之道，它要求人们做什么事情都不要过激，要求其适中，“无偏无颇”。 中和：意为“经过两端的调整而达到的和谐”。要在“两端”里面“允执其中”，即确实把握好“中”，就需
要往返地调整以渐趋于和谐。
中国古代哲学的“知行”问题，不仅是认识论的问题，更是一个伦理道德的问题。
中国古代关于知行关系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1）“知易行难”说，提出者为《尚书。说命上》；（2） “知轻行重”说，提出者为荀子；（3）“知先行后”说，提出者为宋代程颐，朱熹继承了这一主张；（4）
“知行合一”说，代表人物为王阳明；（5）“行先知后”说，提出者为明清之际的王夫之。
中国传统知行合一实践观的特点：（1）中国古代“知行合一”说的主要内容是关于道德修养、道德实践方面的；（2）中国古代的“知行合一”说，并不注重于建构理论体系，而强调身体力行，以便真切地认识并实践“天道”和“人道”；（3）“知行合一”说是以“天人合一”说为前提的，或者说是从“天人合一”说派生出来
的。
第三节 中国传统的宗教信仰
中国古代原始宗教的状况：早在远古时代，我国就出现过自然神崇拜、动物神崇拜、鬼魂崇拜、上帝崇拜、祖先崇拜等原始的宗教形式。而在古代的原始宗教中，对后来的社会有较大影响的，主要有上帝崇
拜、鬼魂崇拜、祖先崇拜、前兆迷信和占卜等。
中国古代原始宗教的社会作用：一是保护统治者和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二是麻醉与驯服被统治
者。
道教的形成和信仰特征及其与古代医学、化学、药物学、文学艺术的关系：
（1）秦汉以后出现的道教，是将古代的鬼魂崇拜，秦汉时期的神仙崇拜、黄老道术以及经学、墨学的
某些观点融合以后而成的。它的倡导者、创立者为东汉时期的张道陵。
（2）道教的信仰特征是，由信仰“道”演化为尊奉“三清尊神”。（道教奉老子为教主，尊称“太上老君”；以《老子五千文》、《正一经》和《太平洞极经》为主要经典。道教的基本教义是长生久视、全性葆镇。） （3）道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对古代文化中的科技文化影响较大。道教丰富了传统医学的理论和医疗手段；炼丹方法和中医实践相结合，推动了古代化学制药技术的发展；道教广泛、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古代民俗的形成与发展；从六朝直到宋明，文学作品的内容、情景、表现手法也深受道教的
影响。
佛教的形成和基本教义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1）佛教相传由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的王子悉达多。乔答摩所创立。佛
教的基本教义是“四谛”法，即指“苦、集、灭、道”。
（2）佛教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正式传入中国之后，由于中国经济、政治条件及传统文化的影响，而逐步走上中国化的道路。隋唐之后，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遂演变为中国化的佛教。这一演变过程的主要环节：在汉代，佛教在宗教观念上依附道术，在政治伦理上迎合儒学；在魏晋时，佛教则着重依附玄学，由此而扩大传播，并对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影响。唐宋之际，佛、道、儒三教在“修心养性”上形成大体一致的看法。三教之间的关系，也由魏晋时斗争激烈，到唐太宗年间实行三教并行政策，三教并行的趋势推动了三教在思想上的合流。三教由并行、合流而合一，促使佛教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3）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佛教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佛教传入后，许多道教经典是在佛经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佛教对儒家的影响，突出表现于新儒学——宋明理学的渗透。佛教禅宗的“直指本心”论，启发理学家以人格的自我完善为齐国治家的出发点，以遵循“天理”为人格完善的惟一途径。佛教禅定的修炼模式，也为理学家所吸取，而提倡主静、主敬，使小我与大我——天地宇宙相通。汉魏以后，诗歌、书法、绘画带上了佛教的明显印痕。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平话、小说、戏曲多源自佛教的俗
讲、变文，民间文学作品也受到禅宗语录的影响。
带有宗教色彩的先秦儒学：（1）先秦儒家的“天命观”虽不是宗教，却有着明显的宗教色彩。（2）董
仲舒的阴阳五行说与今文经师的谶纬使儒学宗教化。（3）宋明理学的宗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