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四 文章北青版新闻培训纪要更新完毕开始阅读bcac07d7b14e852458fb5784
后来在去学校采访的长途车上和认识被告关注该案的司机聊该案的前景，他说：公安都立功发奖了,报纸都登了，要是翻了案,公安怎么向老百姓交代呢。 这话让我一下子找到了角度，就是在法院宣判之前发布很明确的案件告破新闻和警方立功受奖新闻，是否是另一种媒体审判，是否会对审判结果带来不利影响。
再如万载爆炸案，因为媒体所报死亡数字的变化多端使我想弄清真相因此去了万载。采访中发现死亡数字尽管都是媒体发布的，但有的是记者亲自调查的，有的是媒体替官方发布的，于是确定角度，就是媒体出于调查不细致而发布了不实数字，被官方指认为严重失实，但另有媒体替欲盖弥彰的官方发布了同样不实的死亡数字，是否也算严重失实？这个责任该由谁负？
怎么培养自己的角度敏感？平时要多思想，多看书，多看各报的新闻评论栏目，多看观点版，掌握基本的法律准则，注重新锐的法律视角，以此拓展自己的眼界，开阔思维空间。思想敏锐，角度才会独到。 关于采访
我在采访中把握几点
独立采访。尽量不和其他媒体记者联合采访，尽量谢绝当地媒体记者陪同采访。
关注的角度不同，工作方式和节奏不同，共同采访会互相牵制，影响效果。对于一些恶性事件，共同采访目标太大，不易深入。 2．不让当事人陪同采访，尽可能对每个当事人的采访都是没有第三者在场的独立采访。 采访过程中尽量不让当事人（哪怕是向你反映线索的人）掌握你的准确行程，一竿子扎到最基层，从下到上进行采访，一是可以看到原始的东西，二是避免当地主管部门掌握你的信息进而给你的采访设障碍。在我的一次采访中，提供线索的人得知我到当地的时间后好心通知了省级媒体，省级媒体又以监督的姿态通知了当地政府部门，结果该部门派车一路追我到县乡，进而又使县乡获知我的采访消息，一路设障，给采访造成被动。 反复采访。很多事件都有对立方，在不可能让对立方同场辩驳的时候，需要记者反复验证，因此可能形成对一个采访对象一而再、再而三的采访。
深度报道基本上是第二落点的报道，采访前，记者的所有问题只是在现有报道基础上形成的，比如采访甲，提完了现有问题和在对话中发现的新问题，再采访甲的对立方乙，乙会对甲所述提出新的事实和不同意见。如不能发现乙所述的明显纰漏，记者就需带着疑问再采访甲，当然中间还会有丙、丁等的介入。如此反复，尽量使采访所得一步步趋近真相
有些记者在采访时，觉得把几方当事人都采访到了、他们或多或少都说了话，这样就算完成任务，其实这不是扎实的新闻采访，当然很多时候记者是无力让一个事件真相水落石出的，但要尽力去做，以在最后的成文中，把事实的分歧减到最小。
平等对待采访对象，不要带有过于鲜明的感情色彩，不要以打抱不平的姿态去采访。不管是平常概念中的好人还是坏人，都把他们平等地看作采访对象，都在采访中给予他们人格上的足够尊重。
公开采访。让被采访者知道他在面对记者面对采访，这样他可以选择说与不说，可以选择趋利避害的表达方式，可以有更严谨更负责任的表达。道听途说的东西，朋友间的悄悄话，或者非正式场合说的话，绝不能冠在某个实实在在的人身上公开发表，这是对采访对象的也是对人的尊重。当然，有些现场的东西，有些公开的演讲或议论，负责任地引用应是没问题的。
我以为，记者的功力、记者的成绩不在于以隐身的方式“骗”取当事人的只言片语，而在于能说服当事人公开接受你的采访。
采访不急功近利，不要让被采访对象感觉你就为套他一句话，而不是想耐心地听他的说法。有时候采访就是聊天，要让被采访对象感觉到你会充分为他做表达的诚意。
民间有权决定是否接受采访，但在很多重大的关系民生的问题上，政府机构有向公众述职的义务，所以，采访政府机关不必心虚，要理直气壮，当然也要讲究一些策略。
比如我在某地采访垮桥，被三推两推推到市委宣传部，宣传部对央视采访极为重视，有求必应，对我却置之不理，称该说的都说了，上网看就行。我说我想知道的网上没有，比如该桥设计承载和流量之类的基本数据。对方说这些东西都在柜子里锁着。我问事法五天还没找出来？那怎么做事故原因分析？对方说哪那么容易找。我说，假如您能确定刚才说的话，那么这条消息可能明天就会出现在北京的报纸上，就是据某某市委宣传部某某某称：在垮桥的第五天上，分析事故原因最重要的原始设计资料还锁在柜子里。 对方当时无话。冷场片刻，他收回刚才所说，然后改变了态度，接受了采访。
有质疑精神。不仅问题事件里有可质疑之处，所谓的正面报道中也会有，要靠自己把事件从头上搞清。 关于写作
写作开始要有明确的主线，并依次对采访素材进行取舍，深度报道忌无主次罗列采访素材，力争让读者看到你欲通过报道想表达的东西。
用事实说话，通过你的采访挖掘出的事实来表达你的观点，记者自己不要跳出来，不要在叙述事实时夹带评议，更不要在文章中做主观的总结。
一句对事实的叙述都要有出处，忌捕风捉影，当然更不能有丝毫的杜撰。
平等体现矛盾双方的看法，让对立观点在文字的分配上权重平衡。你赞成他的观点不要锦上填花，不赞成他的观点也不要落井下石，让各方观点的精华得到最充分的体现，这样，被采访对象或许不赞同你整个文章的立意，但会对你没有隐瞒或歪曲他的思想表示认可。这也是新闻减少诉讼的重要环节。
比如我去某市采访记者被害事件，该记者的家属非常希望我能为记者伸冤，采访却发现是记者的职业背景使记者被害的影响被放大了，在该案中，涉嫌雇凶杀记者的一方似乎也是受害方，因此我的文章没有落在为记者伸冤上，而是落在挖掘职业背景的作用上。文章发出后，记者的家属流露出失望，因为我没有象其他记者一样强调被害记者是职业被害，但他们对我文章的客观叙述表示了认可。而被一些媒体疑为雇凶杀人的一方（后被否定），也对我能唯一采访他们，听取和反映他们的说法表示感谢。
再如我采访“泼粪事件”的当事人，尽管我很不认同他的行为方式，但我觉得应该尊重他的思想。我到他的驻地很平等地和他做了两次长谈，我说我不会把你描述成民族英雄，但会用最强烈的质疑来挖掘你的思想，也会在写作时让你思想的精华得到体现。文章发出后，很多人攻击我替赵薇辩护，而我的当事人却对我的文章表示理解，因为把他想说的都表现出来了。听说也有人怀疑我的采访的真伪，他还两次主动打电话问我是否有麻烦，如有，他随时愿意为我作证。
5．在写作中，对于涉嫌人身攻击或未经核实与主题无关的揭人隐私的说法，或者一些粗口，不予转述
除非文章着重于观点的争辩，除非专家本身主动介入过该事件，在一般的事件报道中，尽量不把专家请出来说话。很多时候，记者觉得自己的文章不够分量，打电话给专家，把事实简述一遍，马上让专家发表看法。如果没有关注过该事件，匆忙中专家不可能拿出有说服力的看法，于是专家在很多时候成了点缀。其实，假如采访足够扎实，用事实来左右读者的评判比用专家来影响读者的评判更有力。
最后，我觉得记者应该审慎使用媒体提供给自己的话语权，注意到新闻的伤害问题。就我自己做记者的感觉来说，不是越来越驾轻就熟，而是越来越小心谨慎，越来越多禁忌，很多禁忌是我自己给自己所加的限制。比如当我意识到在我国目前冤假错案还很多的司法环境下，在法庭审理宣判之前发布的案件告破新闻都有可能影响最终的审判结果，并构成对嫌疑人的伤害时，我就要求自己，在不能直接采访到嫌疑人的情况下，不做单纯的案件侦破报道，不做以案件告破为基本事实的深度报道。
而且，我所理解的记者的正义感、记者的道德良心，不是体现在是否为民请愿、为民伸冤上，而是体现在不以自己的感情、好恶来左右采访，给所有的当事人以平等表达的机会，把采访到的事实公正地予以表述上。
深度报道记者要具备的几个素质 刘峰
其实让我来讲课我觉得挺为难的，因为我这个人不太擅长总结。一般我只是跟记者说具体选题的时候会具体地去说，所以让我坐这儿跟大家一二三四地讲，我觉得特为难。可能会给大家讲得非常杂，而且刘鹤也没有给我定一个主题，这样的话可能讲得又更泛了。所以大家多多原谅。
但是之所以答应来讲，一方面是因为这个集体，大家现在叫专题部，在我的概念里它一直叫“新闻周刊”或“老周刊”，一直觉得这个集体特别好，而且这是我到北京青年报来，最早进的部门，在这儿呆的时间也最长，可以说是度过了上个世纪末。这个部门应该说给了我很多厚爱，我在这儿也学到很多东西。我觉得有义务把我学到的这些东西跟大家分享。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我非常“高兴”地得知刘鹤要去总编室值夜班了，这也鼓励我今天过来，因为我觉得那边的工作压力也会非常大的，如果大家通过这样的培训能够有些收获的话，我们实际上就帮他减轻了一些压力。
当然，因为没什么主题，随便说，所以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以其他各位讲的为准。 今天上午刘鹤让刘虹给我拿过来近期的报纸我看了看，就是咱们的三个刊，我总的觉得是挺棒的，可读性非常强，可以看得出来大家跑得也挺辛苦的，回来的活儿应该是说还比较细。但是给我的一个整体感觉，是总的看下来我们会觉得在新闻选题的方向和新闻的题材上，过于单纯、单一。我们看到很多类似于新闻特写、新闻故事这样的东西。而在选题方面，也比较集中在社会新闻上。我觉得这可能跟北青报整个部门分工有一定的关系，它给专题部、给深度报道的职责和分工是不是就提出了这样的导向。对于这一点我不太清楚，所以我强调一下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但是，为什么还要说这个问题呢？我是希望大家如果真想做一个职业的记者，可能需要大家有意识自己努力的去尝试不同题材和不同方向、不同领域的报道，这样从长期看对于你自己的成长有利。而且在这些不同尝试中，我还想强调一点，就是无论你做记者、做版面编辑，可能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要有一种灵魂的东西，就像做人一样有性格，要让你的读者有一种期待，对你的报道。 像《青年时讯》，这张报纸可能一般，但是它的广告词有一句话说得挺好的：“新闻就这么多，看看时讯怎么说”。虽然它说得不怎么样，但是它提的这个理念我觉得是值得提倡的。因为原来我在周刊呆过很长时间，后来也在总编室呆过一段，去年开始做英文周报，身份更客观和从容，所谓“旁观者清”吧。有时候感觉咱们的报纸新闻非常多，但是给人感觉是比较杂，就是觉得北青翻着很热闹，包括版面也很花哨，但是有时候的热闹是有内容、有东西的，但有时候的热闹就仅仅是热闹。所以我觉得做一张报纸，包括做一个记者，可能在你初期的时候你需要这种热闹，需要比较多的这种量吧。但我觉得可能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可能你需要确定自己的这种所谓的“魂”，叫灵魂也好，说自己的个性也好。我觉得可能这个是需要大家在一开始就把这个想法确立下来。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北京晚报》。《北京晚报》曾经是一张非常市民的报纸，非常老年化的报纸。后来肖培过去以后，我们会看到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在去年和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说是达到了一种高峰。偶然拿出它的一期报纸你看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即便是它的热线版，它也跟其它报的是不一样的。它也有一些鸡零狗碎的热线，但是放在非常后的一个版面，而前面的热线版面，实际上开辟成一个“现场”版。而“现场”所选择的读者打来的热线，不是普通百姓的那种，不是比较低层次的那些东西，而是白领的新动向这类的东西。
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性格”或者“灵魂”这种东西非常地重要，它通过每一条消息、甚至每一个标题的制作来体现。我觉得现在肖培走了以后，你会发现晚报有些东西在流失，在涣散下去。这是让人非常遗憾的。
对大家来说，我觉得有这么一种理念可能会更好，因为它会渗透到你具体的每一步操作当中，甚至包括选题的选择。比如按通常北青非常多的一种操作模式，只要是热点新闻
我就上去扑，不管扑成什么样吧，不管扑出个什么态度来，只要是热点新闻我肯定做。我觉得，可能报纸崛起的初期需要这样做，但到了一定的程度，可能有些东西是需要舍弃的。如果你做到了一定的“份儿”，或者一定的程度上，可能你对某些事儿一字不提，根本不报它，本身就是一种表态。因为有时候，你非要去说一些什么东西，可能反倒适得其反。有的新闻很热闹很轰动，但是在我们看来它没有什么意义，或者你可能做不出什么新的意义来、新的东西来，那我们可能选择要放弃。实际上是为了维持，或者说打造你和你的报社的这种性格，或者灵魂。
当然这是一个特别大的话题了。我先跟大家交流一下。而且我觉得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大家将来也会有自己的体会。也许过一段时间我可能也不这么想了。我只是跟大家说一下我现在这种想法。作为一个记者最初需要确立自己的目标，就是说你应该是做一个有灵魂、有性格的记者。因为新闻就是易碎品，如果你自己再没有这种魂的东西的话，时间长了你会觉得非常倦。所以我觉得先确立这一点非常重要。
接下来说一些基本的东西，按我的体会，我觉得应该是记者的基本素养：
质疑的精神。就是探究真相。我翻了一下报纸，觉得咱们有很多稿子做得挺好的，比如哈佛女孩，还有北大王斌斌，刚开始说他抄袭的时候，丁峰就一直跑到他家楼底下去堵他，当然还有“郑直报道”。因为是“周刊报道”或者叫“深度报道”，经常会碰到所谓做第二落点。我觉得在做第二落点的时候，最重要的，你除了要找到一个非常精到或者非常高妙的切入选题的这个第二落点之外，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是核实你的第一落点的真实性，因为这是你做第二落点的基础。 比如说前一阵儿新华社发过一篇稿子，在某一段时间内集中地出现了几个厂长和经理都被人杀害的事件。新华社为此做了一篇报道，还得出一个结论“社会需要关注一些弱势群体”，这个课题非常新鲜，而且在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里也提到了“弱势群体”，这个概念非常热。很多媒体都转载了这篇稿子，如果我是当时的值班编辑，我也会认为新华社能够发这么一篇类似曝光、类似焦点访谈的稿子应该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做得非常细，还提炼出了一个新的点──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注。但是后来我看到中新社的《中国新闻周刊》，他们就去调查这个
东西，他们刊首语写了两个字──“真相”。说他们志在独立和真相。他们调查这件事的时候发现，这3个厂长经理的被杀，除了一个勉强可以跟新华社后来得出的那个结论──“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不够导致了他们长期内心情绪的这种积压，以致于他们走上这条绝路”挂上钩以外，其他两人根本跟结论扯不上什么关系。像新华这种国家级通讯社都有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它出现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可能背景会比较复杂比较特殊，因为新华经常会事先得到一些中央的宣传要求，比如“下一阶段要重点宣传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他们可能在这个大主题之下找到了一些新鲜的素材，我们用这样的素材来说明这个主题，实际上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附会”，因为“附会”它可能就会出现错误。）那么在这媒体和资讯都泛滥成灾的年代，真相显得更加弥足珍贵。所以我们在做深度报道的时候，如果你不去核实第一落点的真实性，唐突推出后续报道，事后你回过头重新看，一旦你知道了真相的话，你会觉得非常脸红，至少成为你新闻从业史上的一个污点。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前一阵大家都比较关注的“刘永好10亿元打造桂林山水”。我也是让我们英文周刊的记者去做，我当时给她提的唯一的一点要求是，我说：“你要做这个题，你只有拿到协议，就是刘永好跟桂林哪怕是草签的协议的具体内容，你才能决定做不做。你如果没有拿到这个协议，我们不做这个选题。”因为不管是后面的那个论点多么地高，包括“法制周刊”做的非常有影响的“谁能买走桂林山水”，这样的一篇从传统的意义上来说做得非常好、提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的报道，但实际上，如果你看完这篇稿子，你会发现它关于协议的整个内容，仍然是照抄第一篇报道的内容。我们在做这样的稿件的时候，你最后的论点虽然可能非常漂亮，第二落点做得非常好，但是第一落点你是不扎实的，别人当初签的协议可能根本没有涉及到“买卖桂林山水”这个问题的话，那你所有事后的结论都是错，在某种程度上，你的高明、你的漂亮最后变成一种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