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日 文章第3章ADHD的病因更新完毕开始阅读bcb91e23192e45361066f5a5
母亲在围产期不会很好地照顾自己，引发较多的并发症，而孩子出现ADHD是由于遗传造成的。正如前面讨论的，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联系。
实际上几乎没有迹象表明这些并发症可以导致ADHD。20世纪70年代由联邦政府指导进行的一项大型研究“围产期协作项目”表明，下面陈述的并发症可以（轻度）增加儿童罹患ADHD的危险性：母亲每天的吸烟量、母亲的抽搐发作、母孕期间住院次数、分娩过程中和分娩后孩子的呼吸困难、分娩后受检胎盘的重量和健康状况。如果这些方面出现问题，就会增加儿童出现ADHD症状的概率；母亲的情况越糟，孩子的症状就越严重。
对早产儿和低体重儿的研究表明，这些儿童在童年后期很有可能成为ADHD——一般是普通儿童人群的5～7倍。近期的一项研究提示，其原因可能是这些婴儿脑内少量出血的危险性很高。研究发现在这些脑内少量出血的婴儿中有40%在童年后期符合ADHD（同时存在其它发育和学习问题），而没有颅内出血的孩子很少出现这些问题。
婴幼儿期的特点
科学家们同样明确了这些孩子发育早期的一些特征，这些特征可以预示将来发展为ADHD的高危因素。“围产期协作项目”发现下列问题是和儿童后期多动相关的危险因素，包括：运动发育迟缓、出生和一岁时头围小、羊水被胎粪（胎儿肠道内的物质）污染、出生后神经受损的体征、呼吸问题、低体重等。然而，即使这些体征存在，这种危险性也很小。那些婴儿期或学龄前健康状态欠佳、运动协调能力发育缓慢的儿童，其童年期形成ADHD和ADHD症状迁延的危险性很大。
当然，过度活泼的儿童，即使是在婴儿期，其形成ADHD的危险性也很高。同样，那些关注外界事物或玩具时间短暂、不能一直追踪视野范围内物体、或对外界刺激有强烈反应的孩子都是高危人群。婴幼儿期过分苛求父母的孩子将来也会出现ADHD。我们不相信儿童的这些特点或他们早期发育特征能够导致将来出现ADHD症状。的确，许多心理学家确信这些表现恰好是ADHD的早期症状，ADHD症状不可能在婴幼儿期就充分发展、形成。幼小儿童只能显示与他们大脑发育相称的行为表现。ADHD的“种子”已经在这些孩子当中“萌芽”，但是只有在注意持久性、对活动和行为的抑制和控制能力充分形成期，才会暴露ADHD（参见表1，？页），在这些方面，ADHD儿童比其他儿童发育迟缓。
学龄前的特点
在学龄前期（2～5岁），多动的形成、症状迁延以及和其他儿童相处的特点都可以表明形成ADHD的危险性。同样不足为奇的是，伴有高度注意力不集中和情绪障碍（如：经常易怒或发脾气，或容易沮丧）的年幼儿也容易长大后形成ADHD。
另外，性情消极、尖刻的儿童以后容易被诊断为ADHD。“性情/气质”指早期形成的持续存在的人格特征，包括活动水平、对刺激的反应强度、持续或注意持久性、对别人的要求、情绪特点（易激惹、易怒或情绪外露）、适应能力、睡眠-醒觉周期和排泄（控制大小便的能力）的规律性。作为预测因素，这些特征在学龄前和婴幼儿期都是同样重要的。在这些特征当中，尤其是过度活动、反应强度高、注意力不集中、消极情绪和适应能力差，还可以预示儿童后期ADHD的转归。当然，那些有严重注意力不集中或多动症状的儿童足可以被诊断为ADHD，而且在随后的5～10年间依然会满足该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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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早期这些人格特征的形成是后来发展为ADHD的高危因素。例如，匹兹堡大学的Susan Campbell研究了46名儿童，家长反应他们在2～3岁期间有过度活动、注意力不集中和对抗行为。她同时研究了22名无明显行为问题的儿童。对所有的儿童，她一直追踪到6岁，并进行临床评估。在6岁时，那些早期有行为问题的儿童大约有50%仍然存在多动或满足ADHD的诊断，这就提示2岁就出现多动和难以管教的儿童在6岁入学年龄期至少有50%的概率符合ADHD或出现多动。
然而，仍然有50%儿童的行为问题不会持续存在。Campbell发现，如果早期多动和对抗行为与儿童生活的其它因素互相结合，那么很有可能发展成为ADHD。那么其它因素有哪些呢？最重要的特征是家长的人格特点，尤其是影响抚养孩子的精神障碍或心理障碍。Campbell的研究结果发现，早期母亲的消极、挑剔和严厉的管教模式可以预示多动儿童后期行为问题的存在。充满敌意或有婚姻问题的家长也可以是伴有消极气质学龄前期儿童形成ADHD的危险因素。可以说儿童的气质是一项重要的早期危险预测因素，而且能够通过家长创造的家庭环境以及他们对待困难儿童的反应模式而改善或加重。这种环境氛围可以结合 孩子的早期气质问题而增加后期形成ADHD的危险。家长的这些问题不是导致儿童出现ADHD的必要因素。有可能（1）家长有某种程度的夸大；或（2）家长仅仅是对孩子的ADHD症状作出反应，症状严重度决定ADHD的迁延情况，而不是家长的行为所决定的。更重要的是，这种家庭因素可以增加儿童演变为对抗性障碍的风险（参见第一章）。
近期我和麻萨诸塞州大学医学校的心理学家Terri Shelton及其同事进行合作，共同完成了一项为期5年的学龄前儿童ADHD危险因素的研究。我们对进入Worcester和麻萨诸塞州公共学校幼儿园的4.5～6岁儿童进行筛查，找出那些有严重ADHD症状和攻击行为的孩子。然后我们给这些孩子进行全面的心理学测查，发现其中65%的儿童符合ADHD诊断——在我们随后3年的追踪当中，每年都进行再测查，这些特点基本没有变化。
总而言之这些研究发现提示，在儿童进入幼儿园之前就有可能确定形成早发和持续型ADHD症状的危险性，甚至是在2-3岁期间。综合考虑儿童和家长的各自特点是最有帮助的。下面按照严重性的主次顺序罗列的因素，作为潜在的预测因素，对于判断儿童是否早期形成ADHD以及症状是否持续是很有帮助的：
1、 孩子婴幼儿时期和学龄前期出现活动水平增加和过于苛刻。
2、 在儿童幼年家长的批评/强制性行为，并结合第1项内容（这表明对重度ADHD症
状的一种反应）。 3、 ADHD的家族史。
4、 母孕期吸烟、饮酒、体质差。
5、 母孕期出现超乎正常数量的并发症（尤其是早产和/或与颅内出血有关的低体重）。 6、 单亲家庭，同时文化水平低于正常要求（这可以提示家长可能存在ADHD症状）。 7、 婴儿期身体素质差，运动和言语发育迟缓。
如果上述因素和前面内容（即ADHD不是由家长的教养方式造成的）有冲突，应该注意到在这里我指的是家长对孩子的反应和管教程度可以决定ADHD的形成与否。（这些研究还不能证实家长的哪些做法可以造成ADHD。）研究表明，一旦儿童出现ADHD症状，那么疾病的严重程度和症状的持续时间部分取决于家长对孩子的管教方式。也就是说，家长如何抚养儿童不是病因的根源，但是可以改善或恶化疾病。也有可能父母一方或双方患有ADHD，影响了他们个人的儿童教育技巧，父母这种ADHD的遗传素质决定了儿童的ADHD和家长的不良教养行为，而不单纯是不良教养方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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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生物学因素（大脑发育异常）和ADHD病因密切相关，而且有可能就是ADHD的病因。截止到目前为止的研究表明，遗传因素是强阳性指标——比环境因素或单纯的社会因素作用大。我们知道ADHD儿童大脑额叶区活动下降——准确地说这些脑区负责行为抑制、反应的持续性、拮抗注意力分散和控制活动水平。活动度下降的原因是个别脑区的体积减小，同时化学物质活动水平降低。有一天会发现是前面所述基因的相互作用决定了疾病的发生。
单纯的社会因素（指家长的教养技巧）也是十分重要的，它提示哪些儿童ADHD症状严重和迁延存在——尤其是哪些儿童具有攻击和对抗行为。然而，即使存在这种关系，也不意味着家长管教ADHD儿童的方式是疾病严重度或迁延存在的原因。
我们还要继续了解ADHD和它的潜在病因。然而，近几十年来已经对ADHD的可能病因有了深入的了解。许多迹象表明，以生物学为基础的遗传因素是最主要的，可以解释人群中大部分ADHD。当我们充分了解了疾病原因，我们仍然要继续寻找治疗方案。同时，我们已经掌握了关于ADHD性质的信息（参见第4章），达到最终成功治疗ADHD的目标还有很长的道路——见第II部分到第IV部分的内容（第6～19章）。
（翻译：钱秋谨） （校对：杨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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