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公共行政与新公共行政比较分析 联系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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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公共行政

基本特点:

一是政府组织及其结构应根据韦伯的官僚制(科层制)原则建立起来,严格遵守这一原则是政府运作的最佳方式;

二是公共物品及服务应由政府机构(官僚机构)来提供,即政府是公共物品的唯一提供者;

三是政治(政策制定)与行政(政策执行)分开,并且文官在政治上保持中立,这有助于责任制的落实;

四是行政被当作一种特殊的管理形式,必须由终身受雇的职业化的官僚来担任。

五是政治与行政的分开。文官政治上中立。传统的人事行政模式表现为公务员(文官)的永业(终身受雇)。

新公共管理

基本特点:

第一,政府的管理职能“应是掌舵而不是划桨”。“新公共管理”理论提倡通过“政府公共政策化”将政府从管理的具体事务中解脱出来,从根本上解决机构臃肿、预算超支、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与腐败盛行的顽症。“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策组织与规制组织的职能是负责“掌舵”,而服务提供组织与服从型组织的职能是“划桨”。这样做可以自然而然地达到消肿减肥的目的,减少开支、提高效率。

第二,将企业化的管理方式引入公共部门。“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企业先进的管理方式和手段、服务理念都可以为公共部门所用。应该打破政府部门的垄断,通过公开竞标的方式将公共服务承包出去,实行全面质量管理和目标管理;

对产出和结果高度重视,而不是只管投入,不重产出;人事管理上实现灵活的合同雇佣机制和绩效工资制,而不是终身任职。

第三,营造“顾客导向”的行政文化。“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府的社会职责是根据顾客的需求向顾客提供服务,政府服务以顾客或市场为导向,只有顾客驱动的政府才能满足多样化的社会需求并促进政府服务质量的提高。于是,“新公共管理”理论改变了传统公共行政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政府不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封闭的官僚机构,而是负责任的企业家,公民则是其“顾客”。

第四,采用授权或分权的方式进行管理。“新公共管理”理论提倡以授权、分权的办法来对外界变化迅速做出反应。与集权的机构相比,授权或分权的机构有更多优点,比集权的机构有多得多的灵活性;对于新情况和顾客需求的变化能迅速作出反应;比集权的机构更有效率;比集权的机构更具创新精神;能够比集权的机构产生更强的责任感、更高的生产率。

第五,实施明确的绩效目标控制。“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制,实行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即确定组织、个人的具体目标,与之签定绩效合同,并根据绩效目标对完成情况进行测量和评估。这是组织由过去的“规则驱动型”向“任务驱动型”转变。

第六,考虑外部性问题。“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由于公共产品消费的非排他性,政府可以将一些公共产品实行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实行公共产品消费低收费制,从而减少人们对公共产品消费,增加私人产品消费,同时也改变公共服务者激励机制,减少公共产品带来外部性。

第七,强调人力资源管理。“新公共管理”理论强调人力资源管理,提高了在人员录用、任期、工资及其他人事管理环节上的灵活性,如以短期合同制替代常任制,实行不以固定职位而以工作实绩为依据的绩效工资制等。

传统公共行政与新公共管理的比较

1、理论基础:

传统的公共行政以威尔逊、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二分论和韦伯的科层制论为其理论基础。

新公共管理则以现代经济学和私营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

2、产生背景:

传统公共行政:19世纪末20世纪初, 西方行政面临三大问题:一是行政系统靠个人效忠性的“庇护——依附”关系维持,由此滋长了裙带关系和官场腐败;二是公务人员的职业生涯缺乏保障,吸引不了社会精英的加入,导致行政能力和效率低下;三是“政党分肥”制度的严重影响,为政党胜负所左右,行政人员与选举官员共进退,导致行政系统周期性震荡,政府政策难以连续有效地进行。针对早期行政存在的三大弊端,西方学者寻求的对策是:官僚制、政治——行政分离、文官制度和泰勒主义。

新公共管理: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制度面临困境。自上世纪中叶开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福利国家”制度。它们运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指导国家的经济活动,试图依靠政府的作用来弥补市场的不足。然而过了多年,“福利国家”制度并未取得如愿的经济增长和社会满意度。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经济滞胀、政府扩大支出产生高税收、政府公共服务无效率,造成社会普遍不满,

最终导致意识形态变革。人们开始从政治上批判“福利国家”的政策基础,主张以自由市场、个人责任、个人主义来重塑国家和社会。

在意识形态上崛起的“新右派”思想,主要来源于自由经济思想、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经济学。它强调自由市场的价值,批评政府干预的弊端,主张用市场过程取代政治或政府过程来配置社会资源并且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它认为国家和政府作为非市场力量,会扭曲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高税收将资源从“创造财富”的私营部门转移到“消费财富”的公共部门,妨碍经济增长和削减社会福利。只有让市场进行资源的最佳配置,让消费者和生产者决定福利的供给和需求,才能促进社会和经济的繁荣。于是,市场化成为政府改革的必然选择。公共企业的私营化、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公共部门之间的竞争、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竞争,广泛进入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策略。

市场化改革,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在为政府减负,同时也意味着政府放权。在现代国家,政府扮演着双重角色,即“社会福利的提供者”与“经济稳定和增长的主舵手”。政府在社会保障、社会公平、教育平等、医疗保健、环境保护等方面依然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仍然支配着巨大的社会资源。社会要求政府“花费更少、做得更好”,更有效地使用公共财政资源。对此,政府必须积极从内部管理上挖潜,寻找新的管理理念和管理工具,提升政府的管理能力。私营企业优良的管理绩效和先进的管理方法,自然地成为政府进行管理创新的改革选择。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鼓吹市场化和效法私营企业管理,最终导致新公共管理典范的诞生而不同于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

3、政府行政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