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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遵义会议的主要经过
实际上应该把遵义会议看作是一组会议的总称。从1934年12月1日全军渡过湘江，至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一个半月之间，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了三个重要会议：
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 12月18日的黎平会议；
1935年1月1日的猴场会议；
这些都是最后遵义会议的铺垫和准备。
（一）通道会议
在这个讨论红军行动方向的紧急会议上，李德提出让平行追击的薛岳部超过去，红军在其背后向北转，与贺龙、萧克会合。毛泽东坚决反对，力主西进，向敌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这个建议除张闻天、王稼祥外，又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毛泽东第一次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
（二）黎平会议
黎平会议是第二个重要场所。周恩来以会议主持者的身份采纳毛、张、王的意见，西进渡乌江北上。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说：?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毛泽东的意见被中央采纳，中央政治局在战略方向上基本统一思想，明确了红军前进的方向，实现了战略方向的转移。
同时在黎平会议上还有一个重要决定：根据中央领导内部从湘南开始、在通道激化了的有关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的争论，决定渡过乌江到遵义地区后，再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黎平会议后，毛泽东参与最高领导层工作。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直接领导下，按毛泽东“避实就虚”的正确主张行动，挥戈西进。胜利中，广大指战员逐渐认识到“左”倾军事路线错误给红军带来的危害，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而掌握红军领导权和指挥权的李德、博古仍顽固坚持“左”倾错误，他们的行为引起部队思想混乱。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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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不解决，将直接影响即将进行的乌江战役。
（三）猴场会议
1935年1月1日的中央政治局猴场会议，通过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在实际上取消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为遵义会议作出最后准备，从而使结局已经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四）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接着，周恩来来作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反报告），并由常委审查通过。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当时应无常委之说)，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会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至此，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组织整顿工作大体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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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遵义会议的主要内容 （一）遵义会议的主要成果
会议中最大的成果是在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后来在长征途中的扎西会议上通过。
陈云手稿记载的遵义会议作出的四条决定： (1)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3)常委中再进行分工；
(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二）决议的主要内容
1.《决议》否定了博古的报告，认为基本上是错误的。《决议》列举大量事实，说明红军在主观上、客观上均具备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条件，明确指出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我们以分散兵力的作战方针代替集中兵力的作战方针，违背了我军战略上持久，战术上速决的基本原则。放弃诱敌深入的方针，而搞“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造成严重损失，使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根据地。
2. 《决议》指出，政治上，“左”倾机会主义者提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没有利用敌人内部的第一矛盾冲突，拒绝援助福建事变，丧失了打破“围剿”的良机。
3. 《决议》指出，在战略转变和实行突围问题上，“左”倾机会主义者同样犯了原则错误。“在苏区内同敌人拼命抗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恐慌失措的逃跑的与搬家式的行动。在干部中群众中关于这种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织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的部队变成掩护队。
4. 《决议》指出，在领导作风上，“华夫（李德）同志恶劣的领导方式”，在军委内造成了不正常现象，博古同志不但不批评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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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支持。他们的错误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5. 《决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要求红军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为创建新的根据地而斗争。
6.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改为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遵义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是李德、博古、周恩来3人，而李德、博古负主要责任。
六、遵义会议几个问题的探究
（一）在最迫切要解决的军事领导人的更换上，为什么在取消三人团，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后，没有直接任命毛泽东担任军事最高领导人，而是选择了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确定了周恩来是最高军事领导者？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这样的安排是有道理的。因为毛泽东自1932年宁都会议被撤消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后，在军内无领导职务。而朱、周是中革军委主席和副主席，周恩来又是长征以来全权指挥作战的三人团成员，且已认识到五次反“围剿”和西征以来军事战略上的错误，因此得到了与会者的信任。
（二）在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更换上，为什么会议并没有立即作出撤博古，由其他人接替的决定，而是决定会后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为什么常委分工时没有选择毛泽东，而是选择洛甫代替博古负总责？
对遵义扩大会议应当撤换党中央领导人而没有撤换，在会议参加者的回忆中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大家拥护毛泽东接替博古出任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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