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一 文章石玉荣 浅论二战中后期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更新完毕开始阅读bf92f804f18583d0496459bf
体民族与新疆的少数民族在种族上，宗教上，乃至血缘上，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苏联国内在战后仍然存在着需要解决的民族矛盾，可以想象，如果苏联支持在这些共和国的边疆站立起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会对本国的少数民族产生如何强烈的负面影响。既然新疆的少数民族可以脱离中国而独立，那么苏联的同类民族就不会提出同样的要求吗？就苏联的国际环境而言，与中国的关系既受制于对付苏联在远东的宿敌日本，又不得不考虑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和政策。无论如何，从国际形势发展的大趋势以及处理战后世界格局的总体原则出发，苏联需要的是同中国保持友好和盟国关系，而决不是为新疆问题与中国对立，甚至兵戎相见。
当然，战后成为世界强国的苏联对大而弱的中国不是没有所图的，不过，这里有一个利益限度的问题。从历史上看，俄国的在华利益涉及到与中国接壤的三个地区，即东北、蒙古和新疆。早在19世纪末，俄国就为了在太平洋寻找不冻港和出海口而与日本激烈争夺对中国东北的控制权，而为了保证西伯利亚铁路动脉的安全，则致力于在蒙古地区建立一个广阔的缓冲国。斯大林正是依据俄国在远东的传统外交战略，确定了苏联战后对华政策目标：在东部，以夺取中东铁路和恢复对旅顺口的控制，建立从苏联内地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为目标；在中部，以策动外蒙古脱离中国，建立苏联卵翼下的独立国家为目标。显然，面对战后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和美国对亚洲事务的干预，苏联实现上述两个目标已非易事，如果再搞出一个新疆独立的事件，势必影响全局。因此，苏联对中国西部的目标是满足于保持苏联的军事和经济影响，促成一个在莫斯科控制之下，或至少是亲近苏联的新疆地方政权。从现实的角度看，在新疆实现这样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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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容易，且不会引人注目。
正当三区革命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举行了关于战后安排的重要会议。鉴于对德战争即将胜利结束，而且这次美苏首脑接触是斯大林正式提出苏联在远东地区全面要求的最后机会，因此可以认为，这次会议的结果反映了苏联在华利益的最根本的要求。据苏联的要求，苏美英三国领袖一致通过了苏联加入远东作战的条件：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大连作为商港的国际化并保证苏联的优越权益，苏联租用旅顺港作为军事基地，由苏联和中国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但保证苏联的优越权益和中国在满洲的主权。
为了使中国能够接受雅尔塔协定，苏联开始注意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并且在解决新疆问题上加快了与中国的接触，当蒋经国携带蒋介石的亲笔信抵达迪化时，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的负责人会见了他，双方就苏联与新疆关系问题交换了看法。特别是在旧金山会议上，苏联明显地对中国表现出友好姿态，而这种姿态是为了诱使中国在即将开始的谈判中接受苏联的条件。在处理与中国结成同盟关系的问题上，斯大林始终把苏联对外蒙古和东北的要求作为不可更改的目标，而把新疆及对待中共的态度问题作为谈判的筹码。中苏同盟条约的谈判，大体上就是按照苏联设计的轨迹展开的。
面对苏联的强硬立场和美国政府在谈判初期采取的妥协和不干预态度，地位软弱的中国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了。后蒋介石表明了中国让步的界限：如果苏联能保证中国在东北和新疆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保证不再支持中共和新疆暴动，则中国政府将在抗战胜利后自动提出通过公民投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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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外蒙古独立问题的建议，同时，中国同意大连成为自由港，东北的铁路干线和旅顺港由中苏共同使用，但管理权归中国所有。这样， 在斯大林离开莫斯科参加波茨坦会议之前，中苏双方在重大问题上已达成了一致意见。尽管在中国与外蒙古的边界划分，以及旅顺港的管理等一些细节问题上还有分歧，但蒋介石对新疆问题的担忧似乎是解除了。 三、和平谈判：莫斯科施加影响的缓和手段
1945年8月15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签字以后，蒋介石的注意力主要在东北的接收问题上，认为苏联在新疆问题上的首要目的是以此干扰中国政府接收东北，至于“助长哈匪多占地盘”，实现其“侵新之野心”，“尚在其次”。故决定对新疆问题不可以武力解决，“即使沦陷，只可暂时忍耐”，外交和宣传也作低调处理，同时积极准备在新疆进行政治和宗教改革。他一方面表示允许边疆民族自治，一方面派张治中赴新疆考察，提出解决问题的报告。
如前所说，新疆果真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对苏联实为一种潜在的威胁。因此，当苏联在华的根本利益已经得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保证以后，苏联便决定出面调解新疆冲突，阻止新疆独立。这对莫斯科来说可谓一举三得：一则在世界舆论面前表现出苏联的和平形象及遵守中苏条约的姿态，二则可以免除新疆独立给苏联本身带来的后顾之忧，三则通过充当调解人巩固和加强苏联对新疆的影响和控制。苏政府希望和平解决，其各部门也积极予以配合。和谈期间，张治中经常与苏联领事馆保持接触。凡有新的提案，首先征询苏联方面的意见，并请苏联领事人员从中斡旋和疏解，如此才使谈判得以进行下去。特别是当谈判陷入僵局时，苏联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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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重要作用，斯大林本人也对新疆和平谈判起了推动作用。为了促进战后中苏关系中诸多问题的解决，蒋介石于1945年底派蒋经国访问了莫斯科，蒋经国要求斯大林对新疆谈判代表施加影响。蒋经国说，新疆问题已经基本达成协议，但现在三区代表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希望苏联政府出面调停。斯大林表示，苏联政府将尽力而为，并十分有把握地说，三区方面“不会拒绝苏联政府的调停”。不过，莫斯科放弃对新疆建立独立国家的支持，并非从根本上改变了对新疆的政策，而只是在国际格局和中苏关系发生变化的新形势下，调整了策略和方法。通过在幕后导演和平谈判，苏联进一步加强了对新疆的控制和影响。 四、武装割据：苏联对新疆三区的全面控制
和平条款的签字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新疆问题。1947年2月25日迪化发生了民族冲突的流血事件。与此同时，国共谈判破裂，国民党在各地采取了强硬的高压政策，新疆的各种矛盾日益激化，各地武装冲突再次出现。以至张治中不得不把省主席的位置让给民族人士麦斯武德，参加联合省政府的三区代表也陆续回到伊宁。新疆形成了三区武装割据，与地方当局对峙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已无法实现通过维持联合政府及和平局面来保证对新疆进行控制的策略，便暂时把目标转向以加强对三区的控制为主，静观全局变化。
苏联控制三区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大量发展苏联侨民，甚至鼓励新疆少数民族加入苏联国籍。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以及全盘集体化和驱逐富农时代，有大批俄国人自中亚流入新疆。
中国当地政府向这批苏侨发放了公民证，承认其归化中国，称作归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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