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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扬州的徽商及其后裔述略
徽商是指在政府监督下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商人，这却是明代以来的事。从表六可知，明初就有徽商到扬州，但那时很难说是盐商，而明中叶起就有不少盐商了。表五中陕西籍的黄谏、茂彪、曹英，山西籍的张颐、季春等人都中式在十五世纪五十年代前后，可知他们的先人应当在这以前到达两淮经商，而要成为扬州人的商人子弟以科举中式，就表明商人不会是极少数，而会有一批了。这是我们的推论，相信是符合实际的，但毕竟证据不足，所以不满意于文献的搜求。
前面六个图表中，有四个是属于科举仕宦人物的，在新移民中，如果本人不是官员流落在异乡，一般成分的工商业者，不仅本身不会成为科举出仕者，第二代也很难做得到，而会在第三代、第四代开始，或以后才有可能。另外，两个表中的人物，特别是仪征人表，所列颇有非科举仕宦的，然而他们也很难是第一代移民，因为要在地方史志中取得一席之地，得有特殊行动，作为平民百姓，只能是有官方和社会所推崇的孝义行为，诸如在地方上有重大义举等，而这是新移民所难于胜任的。因此，不论是那一种情况，我们在表里所能见到的人物，所标志的时间，综合来看，在那个时间里，这个人的家庭或家族已经在扬州生活一个时期了，而不是这时才开始的，换句话说，他的先人要比他早到扬州若干年。由此可知，明代中期，图表所示人物不多，远未真实地反映当时实况：要比实际到达的盐商少一些，或者少得很多，这是不如人意的另一个方面。
笔者所利用的文献，大多产生在乾嘉时期，又多系地方史志，众所周知，此时盛行考据学，人们著书立说，提倡言必有据，要经得起考证，新移民的事，口碑多而文献少，著书人为慎重起见，对传说和某些文字记载就不敢使用。地方修志，有一些禁忌，害怕把别的地区的人和事写到本地志书里，让其他地方的人笑话，如若将外地名人写进来，为本地增光，岂不惹出“借才”之讥，在考据学流行时，这种顾虑更多。这种严肃认真的治学精神，提高了著作质量，但如果实行不善，也会有负面效应，至少是遗漏史实。笔者所利用的嘉庆《江都县续志·凡例》，有意识地规定：“邑虽分甘泉，其人物彼此互入，不能划然，凡已见续甘志者不复复出，至近而仪征，远而歙县，且自乾隆三十年以前未裁商籍，又多山陕流寓，实隶本邑，并非借才”①。特别交代本县人物与甘泉、仪征、歙县、山西、陕西人的某种不可分割的联系，因而有关系的就要写进来，请外地人不要以为是乱拉人，借才沾光。看来，他们的担心并非是多余的，因为当地移民多，籍属关系复杂，弄不清楚，就会让人看笑话。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可能就因为过分小心，遗漏了不少史实。据乾隆《江都县志》卷十二《选举》记载，1526年中式的山西籍蒋应奎②，1532年中式的陕西榆林籍何诚③，1658年中式的山西籍高晫④，1746年中式的陕西籍梁棠荫和山西大同籍李梦昺⑤，1703年中式的歙县籍吴蔚起⑥，1700年中式的山西籍史宏义⑦，1709年中式的大同籍李同声、歙县籍程喈⑧。均不见于嘉庆扬州府志，对其中的某些人，府志特意作出不载的说明，如康熙庚辰榜下注云：“案：旧志有江都人李梦昺、李珍、梁棠荫三人，考题名碑录，梦昺山西人，棠荫陕西人，故俱不录”⑨。“其实这三人在嘉庆《两淮盐法志》里有著录，笔者也将他们移植在表六中了。嘉庆庆府志是没有下功夫考证他们的居地和籍贯，因他们回原籍应试，以为他们与扬州没有关系， ①②
嘉庆《江都县续志·凡例》，第1册第7页。 乾隆《江都县志》卷12《选举表》，成文出版社“中国方志丛书”本，华中地方第393号第2册第522页。 ③
乾隆《江都县志》卷12《选举表》，第2册第522页。 ④
乾隆《江都县志》卷12《选举表》，第2册第526页。 ⑤
乾隆《江都县志》卷12《选举表》，第2册第528页。 ⑥
乾隆《江都县志》卷12《选举表》，第2册第528页。 ⑦
乾隆《江都县志》卷12《选举表》，第2册第528页。 ⑧
乾隆《江都县志》卷12《选举表》，第2册第529页。 ⑨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39《选举》，成文出版社“中国方志丛书”本，华中地方第145号第8册第27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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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写出来被人讪笑，精神可嘉，而漏载是事实。又如康熙癸巳榜，府志有按语云：“旧志有江都人程崟、景考祥，考题名碑录，崟，歙县人；考祥，河南人，故皆不录”①。程崟是歙县籍的扬州人，应当记录在府志里。乾隆的扬州史志，审慎精到，然不无遗珠之憾，致使山陕徽州赴扬经商及移民的资料有了不应有的欠缺。
第二，西商先至两淮，徽商后来居上，且多集中在扬州。
看表五科举中式者的籍贯和时间，十五、十六世纪是山陕商人为多，而见不到徽州士子的身影，这当然不能说在这两个世纪中扬州没有徽商，而是表明，至少在十五世纪他们要比西商少得多。从表二看，嘉靖时徽商已不止一人定居仪征，而这时是十六世纪中叶，此后的万历及明末徽商又到了一批。再看表一，前面八位都是在十六世纪下半叶中举，证明十六世纪是徽商涌入扬州的时代。据嘉庆《两淮盐法志》卷四十九《仕宦表》制作的表三，徽州籍两淮人出仕的第一人是在天启崇祯时，其实此书同时记载，就有大同人李堰举贤良方正，官知县。而在嘉靖时绥德人阎琮流落扬州，占籍江都，其子阎金任侠好义，1558年倭寇骚扰江淮，知府发动民众守城，“时西北贾客扬州者数百人，金召其豪，共登陴，射杀其渠魁”，倭退去。故乾隆时修江都县志，为阎金立传②。其时扬州有西北商人数百人，难怪会出科举人才和官员，如阎金子九德于万历年间出任府照磨。可知两淮的山陕籍人出仕早于（至少不晚于）徽州籍的两淮人。西商先到两淮，应当不成问题，可是表六显示，两淮西商子弟科举的出现，远远晚于徽商，这同我们的西商早到的说法是不协调的，或者说是矛盾的，对此笔者理解尚浅，估计一种可能是文献本身的不完善。《两淮盐法志》的编者在作《科第表》时就预计到遗漏、差错及其原因：“明万历中定商灶籍，两淮不立运学，附入扬州府学，故盐务无册籍可稽，且有西商，无徽商，亦偏而不全。我朝相沿明制，嗣于乾隆四十四年商灶裁归民籍，更无区别”③。“关于西商的文献较少，其子弟中式了却可能失于记录，而徽州人这这方面损失要少一些，因为他们“贾而好儒”，自身文献多，失载的情况相对要少。这是就双方的情形讲的。再从扬州地方看，人文之盛，是出在清代，而明朝不行，很少有进士面世，而在清代，鼎甲之人已是屡见不鲜了。拙文《清代仪征人才的兴起及原因》已有所涉及，这里不再复述。徽州人后到，地方文化也发达了，自身再重视，故而显得人文盛于山陕。 以上是就某些历史资料作出的辨析，再从盐商特点来看。两淮盐商之盛，起于明朝政府实行的“开中盐法”，即商人运粮北部和西部边疆，作为军储，政府给予淮盐，以为交换。正统间，政府因西北边军缺马，又令商人纳马中盐④。山陕商人地处边境，出入交粮地区方便，而且易于把握边境情势，所以有条件应政府之征，纳粮戍边，取得盐引，成为两淮盐商。相比较而言，徽商就不如西商有那样的便利条件，及至看到山陕商人的牟利，才会参与这种商务，这自然要在时间上比山陕商人晚一个阶段，成为两淮后到的盐商。弘治中户部尚书叶淇改变开中盐法，“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而给商人盐引，这样商人可以不用将沉重的粮食运到边境，或者也不必雇人在边地种粮食交纳，交银子就可以了⑤。此种办法，令边地商人失去优势，内地商人则得到交银的便利，有利于徽州两淮盐商的发展了。 总之，笔者同意王廷元、田培栋等观点，认为西商早于徽商到达两淮，十五世纪及十六世纪上半叶他们是两淮盐商的主角，而十六世纪下半叶角色发生变化，徽商日益起主要作用，至十七、十八世纪，后者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了。
第三，徽商在扬州以业盐为主，成为当地社会新成员，新的社会活泼因素。
扬州与盐有不解之缘，在扬州的徽商亦然。历史上，人们讲到扬州，往往提到盐业，似乎不说盐业就不能说明扬州的特点。《汉书》吴王刘濞传，说到他的包括扬州在内的辖区有 ①②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39《选举》，第8册第2783页。 乾隆《江都县志》卷22《尚义》，第3册第1152页。 ③
嘉庆《两淮盐法志》卷47《科第表上·又按》，同治九年扬州书局版。 ④
《明史》卷80《食货·盐法》，中华书局点校本，第7册第1535、1536页。 ⑤
《明史》卷80《食货·盐法》，第7册第19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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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可以铸钱，又“东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饶足”①。扬州拥有盐利，此后的文献对此是史不绝书。元人鲜于枢在《扬州五言四十韵》中颂扬“国有鱼盐利”②。明人王世贞的《张孟奇广陵怀古诗序》，认为扬州之繁盛尚未达到先前地步，所谓“然而一盐客薮耳，其于大雅未复也”③。乾隆时一度客居扬州的吴锡麟作《广陵赋》，儆戒当地人的奢华，不能只凭藉“富擅鱼盐”之利④。嘉庆间监修扬州府志的两淮盐政阿克当阿，谓扬州“盐荚之利，邦赋攸赖”⑤。产盐利不仅对扬州，更对国家财政有重大意义。他的同僚德庆则云：“东南三大政，曰漕，曰盐，曰河，广陵本盐荚要区，北距河淮，乃转输之咽吭，实兼三者之难，其视江南北他郡尤雄剧”⑥。说明了扬州在盐政、漕政、河政中的地位。话休絮烦，从古代到明清，扬州的繁荣，离不开盐利和盐政，这是人们的共识。
在广陵盐商中，徽商逐渐占居主体地位，而在徽商中，又以业盐为主。表一、表二及表四中的商人，有不少已注明为盐商，其他未注出的，系身份不明，也许他们的父兄就是盐商，只是所据之资料未载耳。如表四中的有些家族，李斗只瞩目于其家族的文化艺术成就和社交活动，而未及其职业和经济来源，参以其他载籍，不难获知他们中多数是盐商出身，如程崟，1713 年进士，任职部郎，其兄程銮，出仕道员，“先世歙人，商于扬”，这个家族的次等人才，“亦为两淮总商，家门鼎盛。”⑦可知他的家族是以经营盐业为主的。表五中的程葆，乃父程鼎，弃儒从贾，经营的就是盐业⑧。这些是一个个事例，不妨看一看概括的叙述。乾隆五十年代的盐政全德说：“歙在山谷间，垦田盖寡，处者以学，行者以商。??商之地，海内无不至，以业盐于两淮为著”⑨。行商在外的徽州人，虽然遍布各地，但是以在两淮的盐商为最多，也最出名。惺庵居士《望江南百调》咏商人：“扬州好，侨寓半官场，购买园亭宾亦主，经营盐典仕而商，富贵不归乡”⑩。扬州是侨寓商人荟萃之地，其人亦官亦商，并以经营盐业典业为主。文中没有说商人的原籍，以仕商合一来讲，当指徽商，而他们以盐、典为重头产业。嘉庆《两淮盐法志》写到，侨寓扬州的休宁人，“多以盐荚起家”11。王廷元等人说：“扬州是两淮盐业的经营中心，也是徽州盐商最集中的地方”12。笔者亦是如此认识的，不过想补充一句：在扬州的徽州盐商是徽商的主体成分。因此在本文中所说的扬州徽商与在扬州的徽州盐商，可以视为同义语。徽商在扬州人数日多，势力日增，成为重要的社会成员和社会变动的活泼因素，对此下面将有机会作出某种交代，这里不赘。 第四，对于商人，考察其籍里，重要的是把握其落脚于何方。
明清时期行商的籍里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课题，它涉及到户口制度、科举制度和籍贯观念，研究商人的历史，不能不留意于他们的籍里。然而要想弄明白，却颇不易。人们有很强烈的家乡意识，可是子弟回乡里科举考试不容易，在寄居地报考，就要入籍，或拥有商籍，再或者人住一地，到非原籍的另一地占籍，这样，自然使人的籍里复杂起来，记载也难于周详，后世研究者就不易掌握其原籍、寄籍、占籍的变化情形了。前述《两淮盐法志·科第表》按语已道出其难度，嘉庆《江都县续志》亦讲到类似的事情：“扬以流寓、入籍者甚多，虽世居扬而仍系故籍者亦不少。明中盐法行，山陕之商麇至，三原之梁，山西之阎、李，科第 ①②
《汉书》卷35《荆燕吴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7册第1904页。 同治《续纂扬州府志》卷23《艺文志》，成文出版社“中国方志丛书”本，华中地方第2号第3册第1343页。 ③
嘉庆《江都县续志》卷9《艺文》，第2册第349页。 ④
同治《续纂扬州府志》卷23，第3册第1350页。 ⑤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阿克当阿《序》。 ⑥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德庆《序》。 ⑦
嘉庆《江都县续志》卷6《人物》，第198页。 ⑧
同治《续纂扬州府志》卷15《人物》，第2册第840页。 ⑨
嘉庆《两淮盐法志》卷55《碑刻·徽州紫阳书院岁供资用记》。 ⑩
陈恒和编刻《扬州丛刻》，“中国方志丛书”本，华中地方第3号第3册第1048页。 11
嘉庆《两淮盐法志》卷46《人物·孙默传》。 12
《中国十大商帮》，第4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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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扬州的徽商及其后裔述略
历二百余年。至于河津、兰州之刘，襄陵之乔、高，涇阳之张、郭，西安之申，临潼之张，兼籍故土，实皆居扬，往往父子兄弟分属两地。??此外如歙之程、汪、方、吴诸大姓，累世居扬，而终贯本籍者，尤不可胜数。若但以《题名碑》为据，而于历《志》相沿之旧，概行删去，且或载其父而遗其子，录其弟而外其兄，于情事不合，未便轻为附和也。”意思是对于流寓人员，不能单看他们科举《题名碑》上的籍贯，以为那是唯一准确的，其实他们有入籍的，有保留原籍的，情况不同，要根据多种载籍加以鉴定。比如汪楫，官方史籍说他是“安徽休宁人，寄籍江苏江都县”①。《扬州画舫录》谓汪楫是“江都人”②。嘉庆《重修扬州府志》云其为“江都人，仪征籍”③。嘉庆《两淮盐法志》说他“休宁人，以盐荚占籍仪征”，出仕之前生活在扬州，是世人所称的“邗上三先生”之一④。看来，汪楫原籍休宁，寄寄居扬州，占籍仪征，说他寄籍江都，并不确切。一个人的籍贯，关系他的身分、科举、仕进、职业、发展前途和生活道路，非常重要，但是对于一个流动的商人，一般来讲，寄居的地方可能有更为特殊的意义，他生活于此，事业在这里，如果慢慢地扎下根来，这儿自然要比原籍更有价值。所以我们研究流寓商人的历史，应当明白他的原籍，而寄居与占籍的状况更不可忽视，在一定意义上说，对后一种情况的了解比前者尤为重要。
二、
盐商协办文教事业与开展文化活动
外来的商人要能事业兴旺，在新居地扎下根，安家置业，长子育孙，除了要会做买卖，还要按政府的规定置有不动产和有一定的居住年限，如清朝政府对于客户的入籍规定是：“于寄籍之地，置有坟庐二十年者，准入籍出仕。”⑤仪征县执行办法是：“其客户、外户，有田地坟墓者二十年，准其入籍，俱为民户，无田地者曰‘白水人丁’。”⑥这是政府允许入籍的条件，但外来户要想被当地民众接受，必须融入社会，为地方多做好事，以取悦于土著。所谓好事，主要是大力参与地方建设，投入社会公益事业即文化教育、城乡建设、水陆交通建设、社会慈善救济等。
（一）兴办学校
维修文庙。府州县都有官方建设的文庙，以教育生员。文庙需要不断地维修，教育经费又极其有限，要能有效地维持，需要各方面的赞助，扬州有个优势，就是有中央派出的盐政衙门，该衙与其所管理的盐商可以资助。仪征文庙的修缮，即为县官、盐衙、盐商和仪征籍的原徽州人合力进行的。1653年两淮盐运司运副朱懋文捐出商人公费修葺学宫明伦堂，1675年，原徽州人许承远修缮大成殿；1684年其子松龄与乃舅吴爱重重修明伦堂，1689年知县马章玉会同原徽州人、乡绅郑为旭和许松龄以及许桓龄等捐银1550两，徽商捐银l600两，重建大成殿；1708年原徽州人汪文芷修葺倾圮的居仁、由义二学斋；1714年许松龄之子许彪重建尊经阁；1735年松龄孙华生重修学宫；1790年众商捐银大修文庙，旋因岁修经费不足，又捐l000两生息资补；1805年商人捐银l000两重葺大成殿。在历次维修中，令人注目的是许承远家族，以维修文庙为己任，不只为教育事业尽力，且将仪征视为家乡，成为仪征绅士的表率，所以县令戴仁行表彰许氏“诚大有造于仪邑也”。⑦东台文庙，1752年盐官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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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列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8册第5783页。 《扬州画舫录》，第50页。 ③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39，第8册第2745页。 ④
嘉庆《两淮盐法志》卷46《人物·文艺》。 ⑤
《清史稿》卷120《食货·户口》，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3册第3480页。 ⑥
康熙《仪征县志》卷10《民赋》，清刻本。 ⑦
道光《仪征县志》卷16《学校》，清刻本；嘉庆《两淮盐法志》卷52《祠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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