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日 文章如何看待“一党制”与“多党制”？更新完毕开始阅读c08d6b30c281e53a5902ff0f
高官问责制日益完善，官员不称职或者失职，犯错，随时会被追责。这就是爲什么，当台风袭击前夜，大陆的官员严阵以待，理由是：避免灾害发生。因爲发生了灾害，当地官员是要被追责的。台湾的官员则度假赴宴。理由是：灾害还没有发生。
当然，西方由于任期制的限制，官员往往有短期的过客心态。像台湾，除了台北和台中，各县市都巨额亏损，但各候选人仍然不断福利许诺，根本不管钱从何来，如何清偿账务。自己做的好，也未必连任（克林顿时代尽管如此成功，劫无法保证民主党候选人戈尔的胜利），做的不好，如小布什，劫仍然可以连任。政党利益往往高于国家利益。关于这一点，在奥巴马上任以来第一次的国情咨文中有著明确的评论：「我知道，两党的分歧是根深蒂固的，……，但是，令国民沮丧的是如今在华盛顿，好像每天都是选举日。我们不能每天只想着让对手成爲媒体嘲弄的物件，不能永远抱著分出胜负一决高下的心态。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因爲有权反对就拖延或阻挠所有法案的通过。在华盛顿，人们可能会认爲和对方唱反调是游戏规则，无论自己的观点是多么虚僞和恶毒。但是，正是这种做法使得两党都无法对民衆有所帮助，更糟的是，这还会使民衆对政府更加不信任。」美国都变成天天像选举日，都无法承受两党的恶斗，更遑论其它国家。
最后需要一提的是，西方一方面指责中国是党政一体，另一方面又认爲执政党不受制约，但同时又承认中国出台的许多法律都是对行政权力进行约束的。既然是党政一体，对「政」的制约难道就不是对「党」的制约吗？
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五在于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以及避免人才的浪费。中国政治人才的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是高端政治精英，必须要有足够的基层历炼，可以说能力是最主要的标准。但在民主社会中，影响选举的因素衆多，如宗教信仰（奥巴马信***教就肯定选不上）、性别（希拉莉的败选）、种族（黑人、白人）、形象（如马英九）、是否会做秀和演讲才能、是否有足够的金钱支持以及政治裙带（前第一夫人希拉莉、布什父子总统），但最重要的能力劫被边缘化。像奥巴马，仅仅做过参议员，连一天的市长都没有做过，可以说没有丝毫的行政经验，结果劫被选出来管理整个国家。这在中国可能吗？
此外，由于不同政党的存在，整个国家的政治人才被政党切割成几个部分，幷随政党共进退。一党获胜，哪里怕原来的政务官再有能力，也统统大换血。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人才的浪费。毕竟政治精英也是稀缺资源，一个杰出政治人才的産生也是多种因素合成的，而政治精英也有其自然寿命。一个政党连任八年，也就意味著另一个政党的政治精英闲置八年。
选举这种方式産生的领导人，要么无法选出最优秀的人才，要么无人才可选。这就是爲什么民主国家往往选不出杰出人才的原因。至少从现实政治实践看，中国的层层选拔制，有意识的人才培养体系，要胜于西方通过选举方式産生领导人的模式。如果放眼两岸，其对比更是鲜明。
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六在于它可以真正的代表全民。西方的多党制下，每个政党代表的利益群体是不同的。或者代表大衆，或者代表财团。英、法、美三国均如此。台湾则比较独特，国民党代表主张统一的外省人，民进党则代表独立的本省人。但不管代表谁，没有一个政党是全民政党。上台之后，施政只能偏向支持自己的群体。中央政府则借转移支付的手段，对同党执政的地方大力倾斜。
造成多党制无法代表全民的另一个原因则是选举。一个群体的利益要想得到
保护和重视，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有投票权。二是必须有相当的数量。如果达不到这个条件，则无法受到有效保护。以法国爲例，国民议会立法要禁止穆斯林妇女在公共场合著传统罩袍。尽管法国有五百万穆斯林，而且主流持反对意见，但由于立法机构无代表，五百万在法国也是少数族裔，根本无法改变被决定的命运。目前在法国还有一百多万没有投票权的外国人，每年都要办理在法国的居留。但从去年起，每人要交纳三十至七十五欧元不等的费用。但劫没有征得这个群体的任何意见。但是当法国政府决定仅仅增加门诊费一欧元的时候，就在全法国引起广泛争论和政党博弈。之所以如此不同，就是因爲这个群体没有投票权，无法保护自己的利益。
当然选举还造成另一个极端。以印度爲例。印度文盲率一直居高不下，政府的扫盲计划成效甚微。原因在于，扫盲是由地方政府承担的。而地方政府对扫盲幷不热心，原因之一在于文盲越多，选民越容易控制和影响，地方政客越容易得到选票。
中国三十年来，经济政策总体来看没有特别地倾向任何一个利益群体。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农村最早受益。随著改革的深入，城市出现下岗群体，国家又开始建立保障体系，到后来更随著经济实力的增长，废除农业税，建立农村医疗新农合，试点农村退休保障。整体上讲，中共保持了中性的角色和客观的作用。这也是海内外研究学者所公认的。中国的这一特点如果和其它施行西方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更爲明显。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要么被民粹主义挟持，往往造成过量的分配，以至于损害政府长期分配的能力。要么被社会精英所把持，进一步加大社会的不平等。而社会不平等的存在，又反过来刺激民粹主义的盛行。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操纵选票和误导民衆更爲容易。这已被无数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所验证。
随著中国一步步的成功，制度性原因也越来越成爲西方研究中国的焦点。2009年年底，圣诞节前夜，法国时事周刊《视点》以八十页的规模推出中国特刊，其最突出的特点是没有西方价值观说教，完全从客观的角度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对于中国的成功，则通过对汉学家Cyrille J.D JAVARY先生的采访，做如是说：「中国两千多年来，被单一政党领导。以前中国的领导阶层是文人儒臣，现在是中国共产党。在古代中国的国家科举制度，选拔了当年国家的最优秀人才，幷通过一系列严格的遴选、任命制度，爲国家选备人才。今日中国，要加入共产党幷不容易，候选者要经过被深入调查表现和多年预备期考评。对「共产党」一词的理解也颇有新意：「共」代表「共同的，给所有人的」，「産」字，表示「産能，或者‘生産方式’」，「党」字，代表「政党」。在1921年创立共产党的时候，就将它定义爲：「爲全民谋求共同生産方式」的政党。今天，我们甚至也可以理解爲，「领导中国爲全世界生産産品的」政党。
此外，2010年1月29号《纽约时报》文章发表卡特琳·本霍尔德的文章《随著中国崛起，与西方经济冲突也在增多》。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人认爲，中国缺乏‘民主’是一个优势，让它可以做出不得人心但必不可少的变革。香港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诸立力说：‘民主政体面临更大的挑战，因爲它每天都要面临公衆的压力，每隔一段时间要爱接受民意调查的检验。中国很幸运，可以作出长期的战略决策，然后将这些决策付诸实施。’」。什么是「不得人心但必不可少的变革？」比如计划生育。另一个人口大国印度，几次推动计划生育都以失败而告终，因爲百姓会用选票把这样负责任的政党选下来。
来自德国的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师，德国埃森高级人文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斯拉沃热·齐泽克，也认爲「中国之所以发展得如此地快，不是因爲其脱离了威权主义的统治，相反，而是由于这种威权主义统治所带来的。」
不管他们使用什么语言，从什么意识形态出发，都认识到了中国的一党制才是中国成功的真正原因。当然，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民族和文化的不同，有些看法仍然是隔靴搔痒。至少在我看来，中国一党制的成功，还在于做到保持了政治的独立性。
其实不管什么制度形式，从政治本身上来讲就两种。一是政治基本上处于独立状态。二是政治处于非独立状态。无论东西方，政治都是长期居有独立性地位的。西方政治失去独立地位的原因一是资本崛起，一是普选的産生。前者令政治受制于财团，后者受制于选民大衆。
虽然随著人类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致，专业化程度越来越强。政治这一行业也不例外。但在民主制度中，由于必须有选举，而选举上受财团的影响，下受大衆的制约，从而导致政治本身失去了独立性。其后果就是社会的完全福利化（大衆的需求）和经济危机化（财团疯狂追求利润必然的后果），然后经济危机和福利制度又相辅相呈，共同扼杀民主政治的生机。
中国传统上政治都是处于独立状态的。爲了避免政治自身的不受控制，发展了「民本主义」（民爲贵，君爲轻）、「天命」理论（西方是三权分立和制衡）。即政治的合法性建立在爲民和执政的有效性，一旦违背，其合法性即丧失，被取代就是合理的。同时还发展出一套政治权力的自我制衡。
清朝的覆灭、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也没有改变中国政治独立性的状态和传统。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资本力量开始崛起，其影响力日增。但仍受政治权力的最终制约。
正是由于中国政治的独立性和中立性，不被某些利益集团所左右，才能充当中立的决策者和裁判者，也才能制订国家的长远发展规划，而不是进行短期的财富分配。如果中国采取西方的制度，2万多亿外汇储备将很快被各政党竞相许诺、挥霍一空。当然中国的的一党制也与其它国家的一党制有所不同。这既有民族传统的「民本思想」的影响，也有历史上，中共本身就是源自工农的政党。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创造，最终会形成什么模式，现在很难下定论。正如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所说的「你是无法用旧模式中的辞汇来理解一个新模式的」。中国显然正在开创出一条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