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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看法
（一）海外视阈下的中国模式
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以及在社会民生诸问题上所取得的成就， 国内外学术界开始从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和现代化战略的大视野来探讨中国发展的经验及其根源。 1. 福山
作为右翼新保守派的理论代表人物、“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近两年来对中国模式的反思，引起很多关注。日裔美籍学者福山于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之争，以西方的自由民主“成为普世性的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而告终，认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理想”。与此同时，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国社会经济的过渡似乎在实践上应验了福山的观点，以为中国也会走向“华盛顿共识”。然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并非建立在对世界政治制度发展历史精细研究的基础之上。
与福山预料相反，中国没有走向自由市场经济，而是走向了可调控的市场经济。这种类型的市场经济，不仅使中国成功地应对了1997年的金融危机，而且也实现了经济的腾飞。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西欧也不能幸免。而不被福山和西方主流看好的中国却发展迅速。西方国家的社会动乱和民粹主义造成的议会僵局难以打破，政府软弱无力，分权与制衡所产生的低效率无法有效应付地震、飓风等自然灾害以及金融海啸与恐怖袭击等人为灾难。这与中国政府的危机处理能力形成鲜明对比。 2. 雷默
2004年，乔舒亚·库珀·雷默首先提出了中国模式。他有三点看法：一是中国模式是从基层产生和政府主导的创新，这是中国模式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和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关注社会政治。三是中国的独立性，所谓的独立性就是说中国在做自己发展的事情时，不愿意受外界干扰，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指手画脚。 这就是所谓的“北京共识” (Beijing Consensus)。雷默在其《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中提出了“北京共识” 的三个定理：大胆实验，使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求变、求新和创新是体现实力的基本要素；超越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衡量尺度，把重点放在生活质量上，追求公平与可持续的发展；发展不对称力量是应付复杂安全环境的最有效办法。更为重要的是，雷默用这一概念来概括中国的发展经验和发展道路，认为“北京共识” 是超越“华盛顿共识”的全新的发展模式，从而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反响。
（二） 是否存在中国模式
1.充分肯定中国模式的存在，认为中国模式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替代品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中国经济问题专家盖保德表示，中国模式是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里高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在过去30年里，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扩张和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中国模式也在朝着市场复杂化和自由化的方向不断调整变化，这是确保其成功的关键。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提出，中国经验不仅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鲜活的榜样、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现代化模式，更为它们发展与中国的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中国的经验为缩小南北差距、打破“金元帝国”对世界格局的垄断树立了榜样。中国60年的经验,特别是30年改革的经验,就是实行了最大限度地调动个人积极性的政策———由此,中国模式最主要的特色之一就是中国人民自觉成为改革的主人和参加者。
蒙古国政府公务员奥云巴特说：“中国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其成功的秘诀就是选择了改革开放政策，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其成功的秘诀就是选择了改革开放政策，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说，中国以本国特色的政策、管理创造了安全的投资环境，吸引了大量外国资本，从而使中国经济充满活力。“北京、上海、广州等很多城市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多元化的国际大都市。
印度中国问题研究所所长斯里马蒂·查克拉巴蒂说，今天的中国模式就是“增长—发展—繁荣”。中国始终强调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致力于降低文盲率、提供卫生保障等，这些都是印度需要效仿和学习的。
欧盟理事会官员费尔南德说：“中国模式是一种被证明了的成功模式，它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成功的典范，并对西方资本主义模式构成挑战。”
美国凯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道格·班都说，中国是个充满活力的国家，中国人民对未来充满希望。中国的经济发展引人注目，在过去的30年里，数以亿计
的中国人摆脱了贫困，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如果中国继续保持这一发展势头，更多的中国人民将从繁荣中受益。
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对中国模式的理解，是中国政府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兰普顿在《中国力量的三面》一书中认为,中国领导人是有战略眼光的，是为人民服务的，是工于心计的。这里不是自私自利的工于心计，而是他们会想办法出主意怎么把事情做好。他的结论是，中国的民主在他有生之年不会到来，但中国没有民主不代表中国不会崛起。
被媒体称为“当代斯诺”的罗伯特·库恩则认为，可持续性的发展和超级强大的中央政府是中国模式的两大特点。他认为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经济的发展，民主迟早是要到中国来的。
2.中国模式尚在形成之中，有许多问题需要克服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看来，在过去60年，国际学术界多次犯过下结论太早的错误，至于北京共识或是中国模式，还需要更长时间的检验。
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研究所东亚学研究所所长托马斯·海贝勒说，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中国的这一转型期将伴随着急剧的社会变革和政治改革，这一过程是渐进的、增量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但同时他也承认中国的发展进程有着自己鲜明的特征，有其特殊性、甚至可以认为是独一无二的。
瑞典乌铺萨拉大学历史学教授琳达·巴克特曼认为，中国模式的概念只能是“虚”的，因为模式本身还在发展变化。但毫无疑问，中国模式的目标是“实”的，就是实现国富民强。中国模式堪称世界上所有发展模式中方向最为坚定、方法最为灵活的一种。当然，它也是唯一适合中国的模式。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传媒学教授安德斯·鲍威尔认为：“中国模式的出现，的确对欧美国家‘唯一正确模式’提出了挑战。因为中国近年来的成就证明，不采用西方搞三权分立的制度，鼓励私营经济的同时坚持公有经济作为基础，同样可以取得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可以说，中国模式给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一个信心，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同时应当看到，中国模式若要获得西方人的彻底信服，还必须进一步提高自我‘纠错能力’，这是使中国模式保持竞争力、
不断自我完善的基础。”
3.根本不存在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只是东亚模式或华盛顿共识的翻版而已 这种观点认为，所谓模式就是固定成形的，其内部构型也是相对稳定的。而中国的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就是像邓小平所说的那样“摸着石头过河”，从来就没有固定的路子。所以说，中国根本没有形成所谓的“中国模式”，甚至连在西方都承认的中国经济模式， 国内极少的学者也强调，“我们还不能认为已经存在一个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
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认为：“说中国发展是一种模式，跟说美国的崛起是一种模式是同样错误的，我们不能说这就是一种模式。”在傅高义看来，如今在中国，个人自由虽然比毛泽东时代要增加很多，但还是少得可怜。他认为，如果这种发展模式不加入政治体制的改革，那对世界的影响力，对世界的魅力是很有限的。
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认为，中国模式没有什么独创的东西，是一个大杂烩，包含半国家资本主义、东亚的新权威主义、拉美的集团主义、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儒家思想和列宁主义。不过，他也说，这样的发展、这样的奇迹并不是没有代价的，比如环境污染、尾气排放、水资源被毒化、民族矛盾激化、贫富差距拉大、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剧增等等问题。
哈佛大学教授奈·约瑟夫（Nye Joseph）说，北京共识是市场列宁主义的模式，只对威权国家有吸引力，对民主国家一文不值；即使中国的GDP超过美国（2030），人均收入到下半叶依然不能赶超美国；中国还处于经济转型期；对汇率的控制也不能使她成为金融大国。
美国俄勒冈大学教授、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阿里夫·德里克完全否定了中国模式这一概念。在他看来，中国模式只是一个想法，而不是一个概念或思想，因为它与概念和思想没有密切联系，相互间或者共同的认识累加并不一定就是共识。
对中国模式批评最厉害的就是前《洛杉矶时报》驻北京记者孟捷慕，他认为中国模式实际上构成了对美国的一种威胁。他说：“我们必须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角度去看中国模式，这不仅事关美国的安全和昌盛，而且事关美国的使命能不能够成功。所谓的美国使命就是建立一个政治上是开放的，人和人都可以持不同政见的世界，如果中国模式成功了，那我们美国代表所有的理念和价值是不会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