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日 文章第19讲 巴金更新完毕开始阅读c1b8a771f705cc17552709f2
看自己心爱的人受苦与死亡，而无能为力：忧郁/吐血，清醒的痛苦）。后来他父亲早逝，他又不得不挑起长房生活的重担。不过，另一方面，虽然在“五四”思潮的启迪下，他也明白是“整个制度，整个礼教，整个迷信”夺去了他的青春，但是为了维护家族的利益，面对专制压迫和家族内部的倾轧，他仍然不得不采取刘半农的“作揖主义”和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来敷衍和应酬。青春生命和忠孝观念在他的心中构成了激烈的冲突，在他委曲求全之中压抑着剧烈的内心痛苦，表面上顺从家族意志说服弟妹，暗中却帮助他们的反抗斗争。（暗中帮助/资助“叛逆者”/“我们这个家需要一个叛徒。我一定要帮助三弟成功。他也可以替我出一口气。”）最后他在看到自己的忍辱退让只是换来更多血淋淋的牺牲之后，终于冲破传统伦理观念的束缚，公开顶撞了长辈克安、克定，平静地搬出了这个他曾深深眷念过的“家”。（如同《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觉新是以作家的大哥为原型塑造的。这也是一个在新旧交替时代具有普遍意义的一种性格。作者的目的正在于通过觉新的悲剧来唤醒他大哥式的人物。
“激流三部曲”既是对一个垂死的制度的控诉，又是一曲对叛逆者的青春颂歌；既是对这个制度必然崩溃、新的人生必然诞生的历史趋势的宏观审视，又是对一个家族在这一趋势中必然分化的微观解剖。因而在艺术上形成了一种气魄宏大、脉络清晰、穿插丰富的长河式结构。从主干上看，虽然“三部曲”的各“乐章”表面上具有相对独立性，但实际上却以高老太爷为首的高氏大家族的历史崩溃和以觉慧、觉民为代表的青年一代的觉醒、反抗和成长一线贯通。围绕这一主线，“三部曲”在横向上展开了这个庞大家族各成员之间的复杂纠葛，并旁涉周（伯涛）、陈（克家）、冯（乐山）三家的一些人物和事件，以及四川学生运动、军阀战乱等情景，从而编织出一条支脉错综、主干浩荡的艺术“激流”。 “激流三部曲”是以作家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写成的。他说：“我写《家》的时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同受苦，一同在魔爪下面挣扎，我陪着那些可爱的年青生命欢笑，也陪着他们哀哭。”作家的这种切身体验和情感融注到作品中就构成了浓郁的主观抒情性，无论是叙述，还是描写；是行动的勾勒，还是心理的剖白；是人物的塑造，还是景物的描绘，都侵染着浓郁的情感色彩：或愤怒中含着蔑视，或哀怨中流露出赤热，或鞭笞中又隐藏着同情，使人仿佛感到一条时而奔放、时而低沉、时而湍急、时而舒缓的情感长河的撞击与奔涌。实际上正是一种赤诚之心的袒露与交流。相对于“爱情三部曲”的粗犷来说，“激流三部曲”的热情更加细腻一些，特别是与高家花园的美丽景色和游园、划船、“消夜”、婚丧礼仪等日常家庭生活融合起来，显现出浓郁的社会风俗文化价值。
★《家》写成于1931年，同年在上海《时报》上连载，最初名为《激流》，后出单行本时才更名为《家》。1938和1940年继续《家》的情节，巴金写成了《春》和《秋》，合称《激流三部曲》。
1、巴金构思家族题材小说受到过法国作家左拉的影响，他也试图以《卢贡卡家马尔家族的命运》那样的长篇形式，写一个家族的衰变过程，揭示人性的堕落。不同的是巴金更注重表现青年的希望和新生革命力量的成长。
2、主题：与“五四”同类题材比，《家》的思想显得更深刻，他不再是那种人们熟悉的自由恋爱和反抗旧礼教的故事，他的矛头不仅针对旧礼教，而且更指向作为封建统治核心的专制主义；他的意义也不只是主张自由恋爱
，而是号召青年反抗封建专制，投入社会革命洪流。
3、典型人物（P262—265）：觉慧、觉新身上体现着现代知识分子不同的人生追求。
高老太爷——是这个封建大家族的最高统治者，他的专横、衰老和腐朽，象征着旧家庭和专制制度走向崩溃的历史命运。
觉慧——是一个充满朝气的典型。觉慧的热情、叛逆和追求的精神，正是五四时期受新思潮冲击的激进青年的特征。引导青年“应当这样走”的形象
觉新——最见艺术功力的形象，是一个能清醒认识到自己的悲剧命运却又怯于行动的“多余的人”，是封建家庭和旧礼教毒害下人格分裂的悲剧典型。告诫青年“不该那么做”的典型
4、艺术特点：结构上借鉴《红楼梦》的写法，以觉慧和鸣凤的恋爱以及觉新与瑞珏、梅芬之间的纠葛作为情节发展主线，全面交织地展示了高公馆的衰亡过程。人物的内心世界刻画较突出。抒情，热情澎湃的诗的笔调。
5、典型的“青春型”风格：《家》代表了前期的创作风格——只求与青年读者情绪沟通，不求深刻隽永，倾向单纯、热情、坦率，以情动人，情感汪洋恣肆，语言流水行云，虽然有时少锤炼，不耐咀嚼，整体上却有一种冲击力，能渗透读者的心。这种风格自然与巴金激情化的写作状态有关。
三、深沉的悲剧艺术：巴金后期小说创作
1．40年代中期，是巴金的又一个创作高峰。但风格变了，他开始写没有英雄色彩的小人小事，写社会重压下人们司空见惯的“委顿生命”，写“血和痰”，调子也变得悲哀、忧郁，由热情奔放的抒情咏叹，转向深刻冷静的人生世相的揭示。后期创作的题材分为两类：一类是继续顺着《家》的路子写旧家庭没落，《春》、《秋》、《憩园》；另一类是反映抗战时期现实生活的，主要有《火》三部曲，《第四病室》，《寒夜》。
2、《憩园》（1944.5）分析：大公馆旧主人公杨老三，新主人姚国栋及其儿子姚小虎
与激流三部曲不同的是，《憩园》集中揭示了封建阶级本身所经历的人格的堕落及人性的扭曲的过程。巴金不再是一味正面抨击封建阶级的角色，他意识到人性与人事变迁的复杂性，因此，在现实批判的同时，他又夹带了对人性弱点的理解与同情。主角杨老三使厌恶，同时也易让人产生怜悯。——抒情的气氛又带象征的意味的结构形式；哀怨婉约的文字和舒缓自如的笔调。风格深蕴细腻。——叙述者“我”是客居杨家的局外人，其对杨家的衰落的观察与评论是一种“感情间隔”的思考。
3、《寒夜》(1946.12)分析 ：汪文宣与曾树生的悲剧，是处于黑暗现实中而又追求个性解放的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上被摧残、肉体上被吞噬的悲剧。性格悲剧，更是社会悲剧。同时蕴涵有对人性对家庭伦理关系的深层思考（来自家庭的婆媳“战争”）。作品注意发掘人物内心冲突，意境凄凉。
人物分析：曾树生性格的多样性及其性格层次的构成动因。 酣畅、奔放、浩瀚（杨义），以情动人是巴金前后一贯一风格。 《寒夜》等后期小说分析
抗战爆发后，巴金辗转上海、广州、桂林、昆明、重庆和贵阳各地，从事抗日文化工作。开始推出了“抗战三部曲”《火》（1940、1941、1943）叙述冯文淑等一群男女青年参加“战地工作团”，在敌后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以及他们在群众
斗争中成长的故事。表现了他们昂扬的爱国热情与不可摧毁的抗争意志。不过由于作家立意在“写一本宣传的东西”，因而存在着明显的概念化倾向，作家自己也认为是失败之作。这时期最重要的作品是被香港的司马长风称为“人间三部曲”的《憩园》、《第四病室》和《寒夜》（都是描写大时代的小人物及其人间悲欢分别，出版于1944年、1946年、1947年），特别是《寒夜》被成为巴金又一代表作。 《憩园》是成都一所带花园的公馆，作品围绕着这所公馆前后两任主人的经历展开了一曲哀婉而又缠绵的故事。旧主人杨梦痴是一位坐吃祖宗福荫的纨绔子弟，他吃光了祖上的遗产，骗取了妻子陪嫁的积蓄，最后被妻子和大儿子赶出家门沦落街头。虽然在小儿子真诚的关心下，他也感到了人生的暖意，但是长期的堕落生活已使他失去了再生的能力，只能隐名改姓地行窃后病死在狱中。新主人姚国栋是一位正在吃着祖宗福荫的世家子弟，虽然他也鄙薄杨家这出名的败家子，但他自己也在不自觉地纵容着自己的儿子虎儿，一步步走向蛮横邪恶、醉生梦死的纨绔子弟的道路，成为姚家不可一世的“小老虎”、“小皇帝”，终于被无情的河水淹死。这样，作品就通过杨姚两个世家的沦落与变迁，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祖宗的荫庇及万贯财产都是不可靠的，“保的住的倒是在某些人看起来极渺茫，极空虚的东西——理想和信仰“（后记）。（万韶华/黎先生：“活着为自己的理想”，才是“一件美丽的事”） 在艺术上，作家选取了一个既是憩园新主人姚国栋的朋友，又是一个爱思索人生的作家黎先生“我”作为视角人物。随着“我”住进憩园对憩园的诸多秘密的探索，一步步地开展情节，从而使整个作品在舒缓之中又显出紧张。而姚家女主人万韶华眼看着姚家少爷堕落而无能为力的内在清醒与焦虑以及杨家小寒儿对父亲的呵护，又在这种探迷似的情节展开中增加了悲剧的深沉。同时，由于杨梦痴的故事基本上是以作家自己家族的故事写成的（杨梦痴/高克定-五叔），作家在叙述中难免流露出叹息与惋惜的情调，因而在《家》中便已显出萌芽的那种诗情画意的因素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早期小说中那种热情的呼号内敛在平静而又略带哀婉的语调之中，语言由奔放而走向了节制与含蓄，憩园也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古老中国的象征。巴金小说的整体风格由此开始进入了一个深沉凝练的时期。 《第四病室》以一个病员住院期间的10天日记映现出战时大后方的众生相。在医院这个本应是救死扶伤、治疗痛苦的神圣地方，却加剧着病员的痛苦。在这所还算有名的医院里，条件简陋，伙食简单，病员拥挤在恶臭的屋子里呻吟着，得不到起码的照料，而且病员要自己买特效药、胶布、手纸，许多病人买不起特效药，在病床上哀号着死去；有的病人给不出小费，工友不清理便器，被大小便憋得呼天抢地，在这本应给人精神和心理带来安慰和体贴的地方却演出着一幕幕人生的惨剧和悲剧。所以作家在“后记”中说：“这一间容纳二十四张病床的外科病房，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缩影。”当然在这阴郁、黑暗的氛围里，也有着人性的闪光，这便是以杨木华医生为代表的对人的关爱、温情与帮助的力量。虽然作品的题材和文笔都是芜杂的，但是芜杂之中也的确刻写下了某种时代的真实。
如果说《第四病室》摄下了战时国统区混乱、恶浊的社会现实的某些面影，那么《寒夜》则是在这一背景中演出的一幕悲剧。它通过一位小职员家庭的悲欢离合展示出国统区人民同样在战争中经受着一个物质与精神的“寒夜”。汪文宣是一位善良而又懦弱的小职员，他也曾是一个有理想的知识分子，企图创办一种“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但是战争所带来的失业与生活的磨难已消去他人生的锐
气，他卑微的愿望不过是能挣一口饭吃和一家人能平安和睦地生活下去。然而不善于奉迎与疾病的困扰时时使他感受到现实的威胁，而他同样挚爱的母亲与妻子源于新旧时代观念的矛盾冲突更使他陷入难以解脱的痛苦之中。最后他终于在各种力量的夹击下，在抗战胜利消息传来之际，满怀悲愤地寂寞死去。曾树生曾经是汪文宣志同道合的伴侣，但她远比汪文宣坚强，并且始终没有丧失生命的活力，虽然她已年近中年，但她仍然显得年轻、漂亮、富有青春的魅力。虽然她少不了交际与应酬，但始终把持着情感的分寸。她爱自己的丈夫，也曾想遵循传统道德的原则，陪着已病入膏肓的丈夫在寂寞、贫困与卑琐之中混下去。但是来自婆婆的苛刻责怪和丈夫的委琐使她渐渐疏离了这种感情。后来她终于在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潜在欲望的鼓动下和在有钱有势并且年轻的顶头上司的诱惑下，在战争的最艰苦的时刻，离开重病的丈夫而远飞兰州。不过她仍然按期给失业在家的丈夫寄回生活费和医疗费，以表达她对他的一份默默的呵护与温情。汪母是一位勤劳而又守旧的妇女形象。她忍受着贫穷为全家当一个“二等老妈子”，做饭、洗衣、打扫房屋，样样做得出色。然而她又顾及体面，特别反感媳妇打扮得花枝招展地到外面去交际应酬，她甚至鄙视树生那种不举行仪式的自由结婚，骂出曾树生不过是她儿子的姘头那样残忍的话。因而她与媳妇之间构成了一种水火不兼容的紧张关系。
综上所述可以说汪家的几个成员都是“好人”，但结局却是悲惨的，当曾树生在抗战胜利后返回重庆来寻找故居时，汪文宣已经默默死去，而汪母也带着孙子小宣不知流落向何方。那么原因何在呢？无可否认万恶的战争和黑暗的社会是造成这一悲剧的重要根源，这也是过去强调的这部作品表现出深刻的现实主义力量的地方。但是超越社会政治的层面，从人性的角度加以审视，我们就不难发现知识分子自身的懦弱、委琐、调和的民族根性，同样也是造成这一悲剧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实际上汪母与树生的冲突是源于两种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汪母根本就不能理解树生的生活及其方式，非要用一种已经过时了的生活模式来规范媳妇；而已经经受了现代文明熏陶的树生也不可能重新回到贤妻良母的旧式妇女的生活轨道，因而两者的冲突不可避免，不仅在战争的艰苦年代是如此，在其它任何年代也会发生。这种冲突也就带有了一般文化冲突的意义。而处于这两者夹缝之中的汪文宣只期望通过自己的牺牲来调和这种冲突，这无疑是愚蠢而且得不偿失的，结果他只能加剧自己的痛苦，变得更加卑琐、怯懦起来，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他竭力想挽回的树生的爱。在某种意义上，汪文宣的悲剧主要不在外在的经济压迫（虽然他曾失业，但很快又复了业，而且即使他完全失业在家，他妻子也始终在经济上支持着全家，他儿子小宣便读着昂贵的贵族学校），而在于他的这种精神痛苦。实际上，他是在难以超越自己的精神局限而走向死亡的。虽然作家在汪文宣身上投入了过多的感情，或许没有这种清醒的自我批判，然而在客观上还是展示出对知识分子自身这种懦弱、委琐、调和的民族根性的深刻批判。因而它在总体指向上也和《憩园》一样，汇入了当时的文化反思潮流。 艺术上，由于全篇的矛盾焦点都聚集在汪文宣的内心冲突中，因而作品围绕着汪文宣的性格和心理展开了深入的艺术透视与剖析，特别是其中几次“梦”的描写深刻地透露出人物潜在的性格矛盾与心理冲突，这在巴金小说的艺术创作中无疑是一个新的发展。同时，作家虽然深切同情主人公，但是却并没有代这些人物发出痛苦的呼唤，而是把这种感情默默地凝结到冷静的叙述之中，因而它同《憩园》一样是凝练而深沉的。
思考题：简析《寒夜》中曾树生的性格内涵；结合具体作品，比较分析巴金前
后期创作风格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