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一 文章文化研究更新完毕开始阅读c3941e1b964bcf84b9d57bd8
是其中的第二本。最能代表这项工作的是对艺术组织和艺术机构的研究。这一研究自70年代中期就被称为“文化生产的方法”(production-of-cultureapproach)。1976年和1978年发行了两本以此为标题的专刊(《美国行为科学家》和《社会调查》)。尽管这并非文化的社会学的唯一模式，我选择它来进行讨论是由于它在这一领域持续占据突出地位。此外，它的局限性也体现在这一二级学科内部大部分的其他工作中。例如，一种典型的研究是去调查两个商业性出版社中出版商作出决定的标准；而另一个例子则是去观察收音机与唱片工业在乡村音乐中扮演的角色。其他的工作脱离了豪沃德·贝克尔1974年出版的经典文章《作为集体行为的艺术》的影响。尽管它们如文中所述投入对文化生产的社会关系的调查，但并不一定局限在一个机构内部——即，去调查关系中作曲家、演奏家、乐器制造者、官僚、提供资金的人等等扮演的角色。如前所述，大多数文化与艺术的社会学家将其工作建立在先于批评的，有时是实证主义的前提的基础上。典型的方法论是去选择一个特别的艺术机构作为分析对象(如，一家歌剧公司，一所艺术学校，一间画廊)，确定其社会等级和作出决定的程序，通常还包括这些超出美学的因素造成的美学效果，(尽管在这种论述中允许谈论美学问题的情况很少见。事实上，在任何艺术作品中讨论这些都是很少见的。)但是，由于社会学家涉及的是微观社会领域，因而机构与其社会和历史背景通常是脱离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其结果却常常造成这项工作既是非历史的，也是非社会的。那种对客观性执着的、社会—科学的信奉，甚至是对定性的(而不是量化的)工作的信奉，阻碍了这类学术研究，使它无法提出某些解释说明与主观性的问题。比较博物馆学的当代的工作(这些工作大都以上述问题为基础)与近期发表的一本关于博物馆调查的社会科学专刊，会带来启发性。这里举出书中的一些标题：艺术博物馆会员与文化区分(artmuseummembershipandcultural“stinction)：它把会员对声望的理解与利益用途联系起来：关于参观博物馆与行为艺术的以学校为基地的艺术指导的效用(theeffectOfschool-basedartsinstructionOnattendanceatmuseumsandtheperformingarts)；以及关于博物馆参观形式的经验可变因素的影响(theimpactofexperientialvariablesOnpatternsOfmuseumattendance)o(jm顷便说一下，很奇怪，甚至布尔迪厄一一他的影响在这些题目中可见一斑——也可能被转变为经验主义的工具：好象他仅仅是由其著作《区分》中的目录和相互关系所代表。而构成这本经验主义著作的以阶级、体质、文化资本和康德式美学的社会评论为根据的综合分析却占据了次要位置，让位于对调查鉴定、特大数量的数字计算以及C.瑞特·米尔斯曾经指责过的所谓抽象经验主义的东西的狂热。)书中那些更定性化的研究之一认为去博物馆的人对关于他们的社会、文化以及政治的价值观和态度提出的94个问题作出了反应。这一研究使用了多种分类分析的方法来探讨其中的含义。这里，数字统计的模式似乎对主体问题(subjectmatter)并非不恰当——毕竟以那种方式可以发现有趣的相互关系——而分析的类别自身是非理论化的。
社会学的第二个作为文化前景的区域是社会学理论自身——即社会的理论。在过去的几年中，文化社会学(culturalsociology)的术语变得很突出。但这一术语以及它对文化转向的相关参考，与语言、符号学或后结构主义毫无瓜葛。它描述了一种社会学理论，这一理论的中心焦点是文化——此处是指具有更广泛的价值、信仰、观念等意义的文化，而不是(象在文化的社会学中一样)特指艺术。那麽，文化社会学也许是其他二级专业中所使用的方法——法律社会学、教育社会学、工业社会学——它们与狭义的文化毫无关系。这些社会学理论的目标是要强调日常生活中文化层面的中心地位。它们认为这个中心地位在学科内已经变得次于经济、物质和结构因素了。这批作者中的一些人完全意识到了文化研究的传统，但他们或是认为它的思想底蕴不足，或是坚持主张文化研究中任何有价值的发现都早已被社会学家做过了(通常他们做得更好)。有一种方法值得考虑，在这一方法中，语言有时发挥其作用，提出对这种权威的要求(同时，也作出暗含的假设：先做某事也意味着做得更好)。请注意这些例子中的副词及其他之前的指示语。ASA文化通讯简报中的一篇由麦克里·莱蒙特(前ASA文化分部主席)撰写的小短文中谈到。
当然，我们与文化理论的关系，以及与更普遍的理论的关系，跟我们与比较文学系、英文系和历史系的学术研究工作的理论关系截然不同。正当社会学理论总是处在我们日常事业的中心时，那些学者对理论的兴趣——不涉及他们对权力、阶级等的兴趣——已经从他们相对近期地对欧洲文本的接触中发展起来(福柯、利科、德里达及其他)。[黑体为引者所加]以及我们需要尽力去解释我们的领域中理论的地位问题，解释被新历史主义、新文化史、文化研究和“种族理论”所挪用的议题如何被概念化、如何被社会学家来经验化研究的问题。[黑体为引者所加]社会学理论家杰弗瑞·亚历山大使用“文化的”这一术语，目的是为了利用同样的修辞方法来断定它对社会学而言并非新事物，而是源自古典社会学的传统，尤其是艾米尔·涂尔干及其追随者的著作：后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的调查都作为理论和实践经验的调查，而更普遍地被看成是详尽说明涂尔干后期社会学所打开的道路之一的方法[黑体为引者所加]。另一个例子可以在一部关于所谓符号互动论的社会学传统的论文集中找到。这一传统是一种与实用主义相联系的美国传统，它来自于约翰·杜威和乔治·赫尔伯特·米德的著作。它强调、并且研究了在社会互动中意义与自我的建构。巧的是，这本书题目就是《符号互动论与文化研究》，尽管其中它与伯明翰传统或美国人文学科内部的文化研究工作毫无关系。在导言中，编者这样说道：我们使用“文化研究”这一术语来指向古典的人文主义的学科。这些学科后来利用其哲学、文学和历史的方法去研究意义的社会建构，研究其它传统上使符号互动论者感兴趣的题目。[黑体为引者所加]社会学对身份与意义的社会建构的关注确实听起来象一种后结构主义文化研究的课题。但是，正如对符号论传统的工作的兴趣一样，对社会建构论的兴趣，并不等于去接纳后结构主义与精神分析理论指导下的彻底地再思考。这种再思考不仅揭示
了社会分类自身的话语的性质，还揭示了文化与话语在社会层面扮演的建构的角色。此外，以米德主义的符号互动论传统去理解的“身份”是一种在社会中可变的，但在精神上不变的实体，其坐标为传统社会学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尽管杰弗瑞·亚历山大在社会学中挪用了“文化研究”这一术语，他对伯明翰文化研究的观点仍然是明确的——而且是完全轻视的——这一观点体现在1993年他与别人合著的一篇对《文化研究》的读者进行评论的文章中(这篇评论来自1990年伊利诺斯会议)。实际上，文章的题目就一目了然，名为《英国又逼近了??文化研究的秘密议程》。如同符号互动论者一样，亚历山大用“文化研究”的术语来识别他所提出的社会学理论与社会学分析的类型。1988年，他主编了一本书，名为《涂尔干式的社会学：文化研究》。此书建立在一个争论的前提之上。他在导论中提出了这一争论，即涂尔干的后期著作——尤其是关于宗教的著作——为当代社会学提供了极好的范例(如果考虑到它最初对符号方法的关注的话)。亚历山大声称涂尔干转向宗教研究是因为他想给予文化进程更多的理论自治性(theoreticalautonomy)。他提出索绪尔、列维·施特劳斯、巴尔特与福柯的著作中有着相似之处。在某些情况下，这并不仅仅是巧合，而是涂尔干潜移默化的影响。他接着回顾了某些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著作；这些人追随了涂尔干后期的理论(爱德华·席尔斯、罗伯特·贝拉、维克特·特纳、玛丽，道格拉斯)。并且，他概述了后期涂尔干式社会理论的一种规划，称之为“文化研究”。但是，除了提到那些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作者的名字外，这一规划忽略了他们的某些中心的理论思想。以下是亚历山大对这种社会学的系统阐述：
主要出发点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此书具有解释世俗社会生活的中心进程的范例作用。其它拥有这种观点的人也自然从中受益。首先，他们专注于所谓的“动机表达性行为”[motivatedexpressivebehavior](与“有意识的战略性行为”[consciousstrategicaction]相比较而言)。此外，这一令感情激动的行为，不被看成是去了解他人心理的，而被看成是仪式化的基础。它被想象成就符号的形式而构成的行为。这些符号形式是表演者们无意中创造的一即使他们曾干预了这些形式的转变。
我认为，此中使用的字眼——“动机表达性行为”、“仪式化的基础”、“就符号的形式而构成的行为”——显示了一种文化与社会的基本概念，这一概念同时也是人本主义的、可能的机械论的，扎根于一种社会层面的“分层的”模式中(基础与上层建筑最简单的概念曾一度导致这一模式的形成)。事实上，书中的一些文章极有意思，非常深奥微妙。但亚历山大的理论公式以及他把社会学视为文化研究的观念，仍然因其对不同阶层的理解而发挥作用——这些阶层包括社会/制度的，及文化／符号的。
我已经花了一些时间来讨论社会学中所谓的“文化转向”，目的是为了说明社会学与文化研究恢复其交流的可能性的基础。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这需要用一种社会学的视点来工作。我已经指出文化的社会学(对艺术的研究)
基本上对其分析类别的批判性修正丧失了兴趣。另一方面，文化社会学，或称为社会学的理论(它构成了文化的前景)宣称自己不但先于文化研究，而且促进了其发展。这一点适用于符号互动论与后期涂尔干主义。但这麽做它会获得一种致命的弱点，这一弱点由于忽视文化研究的中心层面而造成。即，一种话语的理论(atheoryof．representation)。正如斯蒂文·西德曼所说的，“美国的社会学，甚至是今天，也未作出一种符号学的转向。”用英国传媒研究的学者罗杰．西弗尔斯通的话说，文化的社会学仍然在现代主义的安全的分类法中获得安慰。这种分类包括方法和主题两方面。这意味着社会学家一方面理解了意义、甚至是社会自我的社会建构，另一方面获取了一种连贯的、统一的、稳定的对这一问题的概念。官也意味着(这一点由西德曼提出)他们抛弃了文化研究的道德—批判角色，同时保持了传统的社会科学的观念——这一观念把学者视为客观的和价值中立的。而且，它还意味着社会学家无法掌握社会关系与制度的话语的特性。显然，即使在“文化转向”之后，社会学仍无法成为文化研究的模式。
在这种学科上的不妥协的背景之下，我把对社会学与文化研究之间(以及社会学与视觉研究之间)一种不断对话的希望建立在两件事之上：第一，建立在我所认为的文化研究内部对人种论的重要性、对社会进程与制度的研究和对那些文化生活结构特征的理解(这些特征可以被社会学的想象证明)的一种更多地承认的基础上：第二，建立在一些社会学家的著作的基础上。尽管他们人数很少，并处于边缘化地带，他们通过对批判理论全新的投入扩展了其观点和观念框架。我并不是让文学批评家或艺术历史学家都成为社会学家，或者为此使社会学家成为文化研究学者。我们仍将继续持有建立在学科基础上的兴趣与培训。但是，毕竟文化研究一直是对其感兴趣的学者的跨学科的合作。并且，在那一领域进行的大部分的工作是那些智力交换与影响的产物。迄今把文化研究看成是甚至并非无法定义的说法已经成为陈词滥调了，斯图亚特·豪尔(他70年代一直担任伯明翰中心主任，迄今在这一领域仍是主要人物)就曾经这麽说过，并且，各种不同的关于文化研究的论文集的编辑们也这麽说。与其他学科着手建立一种共生关系是文化研究的天性，(我不去讨论文化研究本身是否可以被称为一门学科)，这种共生关系是，并且一直是特别存在的。．
文化研究的这种天赋，据我看来是一种巨大的优点。它意味着文化研究将继续成为一种开放的项目。我希望，社会学家将不断加入它的对话。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已经成为这一集体项目的成员(包括罗彻斯特在内)，但迄今社会学家基本上仍未加入。冒着听起来好象我在建议返回老地方的危险，我要指出伯明翰富有成果的合作从早期并且迄今为止都包括社会学家在内(实际上，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几年前已经与学校的社会学系合并了)。在美国，这种对话将一方面保证文化研究的重新社会化，另一方面也确保了社会学期待已久的理论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