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二 文章论十七年文学机制和文学生产更新完毕开始阅读c55f513831126edb6f1a1064
反而有点萧条。”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往往是外行的行政干部在艺术问题上有着比艺术家更大的发言权??出版社的过分专业化与集中造成它的垄断，编辑的疏忽可以埋没一个作家”，“过分的整齐划一妨碍自由竞赛从而给艺术的繁荣造成损失”，“有权有势的教条主义左右风云不可一世??即使艺术界与社会舆论的态度完全相反，个别领导人也可以把一种意见或一部作品置于死地”[24]。对出版界的这种尖锐抨击，可能有言过其实的地方，但它从出版状况、出版体制以及编辑与作家的关系等方面提出了发人深思的问题。
针对出版运作的弊端，一些作家也提出了批评。在“十七年”中，那些想干预生活、揭露生活中阴暗面的作品，很难有面世的机会，即便是有幸出版了也会遭到批判。对此，有一位党员老作家呼吁道：“是否可以容许我们出版一些不公开发行的‘内部参考小说’呢？”[25]萧乾则回顾了1930年代与商务印书馆打交道的情况，他的三本书《书评研究》、《篱下集》、《小树叶》都是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那是个纯资本主义式的关系”，但出版商替作者服务的意识是很强的，给人“非常尊重作家权益的印象”。另外，还有文化生活出版社，作者与它的关系，“绝对不是单靠版税来维系的，这中间，还有一种可贵的感情”。作为对照，萧乾又举了1949年以后他亲身经历的出版社在经营作风上的例子：出版社约稿时，口气上它时常让人感到是种恩赐；稿子一旦送到它手里，它时常让作者感到的是粗暴；书出了以后，让人感到它对著译者的权益漠不关心。这也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所说的“出版社好像衙门”，副社长王任叔所说的出版界“大一统”的局势。如何使出版社真正成为作家通往读者的一道桥梁而不是关口呢？萧乾认为，“单靠端正态度，改进作风是不够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必得从根本制度上着手——必须改变出版社实际上处于垄断者的这个客观形势”[26]。作者的这段话后来成了斗争的靶子，“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出版商招魂”等罪名集于一身。
在整齐划一的出版模式中，那些受到政治裁决的作家，其作品更是被限制生产、传播的。王蒙的《青春万岁》于1956年9月修改定稿，可是就在准备付印时，作者成了“右派”，这部小说被推迟了22年才得以出版。与王蒙的情况相类似，姚雪垠的长篇小说《捕虎记》本来要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在即将发排之际，也因为反右斗争开始而停止了。姚雪垠被错划为“极右分子”，他是在痛哭中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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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写《李自成》的，他当时没有料到在他生前《李自成》会有出版机会[27]。
在不同的政治气候中，作家社会地位的变化，同一部作品也会经历不同的传播命运。1952年4月，丁玲对《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略加修订，将书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至1954年9月，两年多的时间印数累计近30万册。但在随后的1955年至1957年间，由于丁玲政治境遇的变化，她因“丁陈反党集团”受到批判，该书的发行量即降至4万册。到1957年7月丁玲被打成右派以后，《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一书，也在书店与图书馆中“消失”[28]。直到1979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才重印此书。与《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相类似，杜鹏程的《保卫延安》也因为时代语境变化而遭受迥异的传播命运。《保卫延安》1954年初分别在《解放军文艺》和《人民文学》连载，人民文学出版社于当年出版了单行本，短时间内印行100多万册。然而，这部畅销一时的小说因塑造了彭德怀的形象，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连遭厄运，先是停止发行，后被文化部明令封禁、销毁。有的地方在执行“销毁”命令时，还专门派了保卫工作人员“监烧”[29]。这种对文学作品极端的、毁灭性的“高压”处理方式，其实已经是“文革”的先声。
“十七年”中，出版事业、传播系统和书籍市场的状况，受社会政治运动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作为整个社会文化生产和再生产的一部分，出版社的方针、选题和发稿，与社会的动态发展、权力话语的运作逻辑息息相关。社会思潮变动过速，权力话语干涉过多，出版界便会无所适从。1960年代初期担任过文化部出版局副局长的陈原后来回忆说：“1963年9月27日，毛泽东主席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这是对我和我的同事们第一个晴天霹雳——虽说批评的是戏剧工作，但是神化了的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所有的批评都适用于一切方面。我心中暗忖，出版工作怎么做呀，如果不出外国死人的书，不出谈帝王将相的书，不出描写广泛意义的才子佳人的书，那末，我们出什么书呀？”[30]政治形势逆转，作家如履薄冰，出版界诚惶诚恐，文学生产、传播逐步陷入困顿状态。
在“左”的倾向日益加剧的社会场域中，出版社处于僵化的权力话语宰制之中，面临着整顿、改造或撤销、遣散的命运。随着“文革”的全面发动，各个出版机构的文学出版业务基本停顿，新书出版全线收缩，大量作品被视为“封、资、修毒草”而受到封存。“文革”开始的第一年，全国出版图书的种数，由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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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20143种骤降到11055种。到1967年，又猛降到2925种。其后几年，始终徘徊在三四千种左右[31]。“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的漫画式语言，则成了描述当年文学出版状况的一种绝妙讽刺。在文化专制力量的禁锢下，文学和出版共同经历了一场劫难。
注释
[1] 胡愈之：《在新华书店总管理处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见《胡愈之文集（第五卷）》，三联书店，1996年，第339页。
[2] 胡风：《致阿垅（1949年9月4日自上海）》，见《胡风全集（第九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1页。
[3] 周而复：《小说道路上的足迹》，见《周而复六十年文艺漫笔》，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第566页。
[4] 赵家璧：《老舍和我》，《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3期。
[5] 张羽、梁斌：《关于〈红旗谱〉的通信》，《编辑之友》1985年第2期。 [6] 杜鹏程：《〈保卫延安〉的写作及其它——重印后记》，《延河》1979年3月号。 [7] 舒济：《记老舍作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见丁景唐等著：《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298页。
[8] 巴金：《谈版权》，见《随想录（1—5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503页。 [9] 赵俊贤：《论杜鹏程的审美理想》，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第177页。 [10][11] 楼适夷：《零零碎碎的记忆——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1期。
[12] 胡乔木：《改进出版工作的几个问题（1951年8月28日）》，见《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新闻出版》，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62页。
[13]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中）》，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424页。
[14] 秦牧：《谈谈文学创作的一些问题——1979年7月12日在天津师院中文系作的报告》，《天津师院学报》1979年第2期。
[15] 张羽：《萧也牧之死》，《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4期。
[16] 梁斌：《一个小说家的自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第546页。 [17] 姚雪垠：《〈李自成〉第一卷的出版》，《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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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姚北桦等编：《姚雪垠研究专集》，黄河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54页，第629—630页。
[19] 王仿子：《王仿子出版文集续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5页。 [20] 沈从文：《19570430·上海·致张兆和》，见《沈从文全集（第二十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69页。
[21] 《文化部关于中央一级出版社工作的检查报告》，见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七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1年，第143页。
[22] 《文化部党组关于召开地方出版社工作座谈会的报告（1956年5月17日）》，见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八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1年，第106页。
[23] 社论：《克服书籍出版中的重复紊乱现象》，《光明日报》1956年11月24日。 [24] 刘宾雁、陈伯鸿：《上海在沉思中》，《中国青年报》1957年5月13日。 [25] 秋耘：《刺在哪里？》，《文艺学习》1957年第6期。
[26] 萧乾：《“人民”的出版社为什么会成了衙门？——从个人经历谈谈出版界的今昔》，《文汇报》1957年5月20日。
[27] 姚雪垠：《我的道路》，见徐州师院编：《中国现代作家传略》，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
[28] 龚明德：《〈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版本变迁》，《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1期。 [29] 杜鹏程：《〈保卫延安〉重印后记》，见《杜鹏程文集》第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37页。
[30] 陈原：《悲剧性的“冲突”》，见《记胡愈之》，三联书店，1994年，第83页。 [31] 方厚枢：《新中国出版事业四十年》，见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编：《中国出版年鉴（1990—1991）》，中国书籍出版社，1993年，第8页。
载《文学评论》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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