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六 文章《文章流别论》挚虞原文 翻译更新完毕开始阅读c6e9e76708a1284ac85043db
晋·挚虞《文章流别论》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着，嘉美终而诔集。祝史陈辞，官箴王阙。《周礼》太师掌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言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颂者，美盛德之形容；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后世之为诗者多矣。其功德者谓之颂，其馀则总谓之诗。颂，诗之美者也。古者圣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颂声兴，于是史录其篇，工歌其章，以奏于宗庙，告于鬼神；故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则以为律吕，或以颂形，或以颂声，其细已甚，非古颂之意。昔班固为《安丰戴侯颂》，史岑为《出师颂》，《和熹邓后颂》，与鲁颂体意相类，而文辞之异，古今之变也。扬雄《赵充国颂》，颂而似雅，傅毅《显宗颂》，文与周颂相似，而杂以风雅之意；若马融《广成》、《上林》之属，纯为今赋之体，而谓之颂，失之远矣。（《艺文类聚》五十六，《御览》五百八十八）
文章，是用来显示天地万象，阐明人与人之间道德关系，穷究天下万物的根本原理，彻底洞明人类的心体本性，以寻求与自然规律适宜的方法的。君王的恩泽流传就出现了《诗》，达到成绩功业《颂》就此兴起，建立功勋而有了铭，赞扬有美好德行的人离世而有了诔文。祝官、史官陈述言辞，官员的告诫规劝指出君王的过失。《周礼》中说太师掌管教授六诗，分别是风、雅、颂、赋、比、兴。吟咏一个城邦的事，表现一个人的情感，就叫?风?，说天下的政事，表现的是四方的习俗，这就叫?雅?。颂，是比拟和赞美盛大之德的容貌；赋，是对事物进行铺叙，直截了当地把它说明白；比，是以此物喻他物；兴，是先言他物后引出思想情感的言辞。后世作诗的人很多。其中歌颂功德的称为?颂?，其余都总称为?诗?。颂，是用以赞美的一种诗歌。古代圣明的帝王，攻业建成，政治安定，歌颂赞美之声便兴起，于是史官就记录这篇文章，乐工为它作曲，在宗庙演
奏，祭告鬼神；所以颂赞美的，是圣明君主的德政。就把它作为乐律，或用颂的形式，或用颂的乐曲，它烦琐得太过分了，并不是古时颂的意思了。过去班固作《安丰戴侯颂》，史岑作《出师颂》，《和熹邓后颂》，和鲁颂的体制意思相近，而文章言辞的差别，是因为古今的变化。扬雄的《赵充国颂》，是颂却与雅相类似，傅毅的《显宗颂》，文制与周颂相似，又采风、雅的意义；像马融《广成》、《上林》之类，完全是今日赋的体制，说它是颂，就差得太远了。
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古之作诗者，发乎情，止乎礼义。情之发，因辞以形之，礼义之旨，须事以明之，故有赋焉。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前世为赋者，有孙卿屈原，尚颇有古诗之义，至宋玉则多淫浮之病矣。《楚辞》之赋，赋之善者也。故扬子称赋莫深于《离骚》。贾谊之作，则屈原俦也。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情义为主，则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为本，则言当而辞无常矣。文之烦省，辞之险易，盖由于此。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是以司马迁割相如之浮说，扬雄疾“辞人之赋丽以淫”。（《艺文类聚》五十六，《御览》五百八十七）
赋，是详尽陈述的一种文体，是古代诗歌的一个流派。古代的作诗的人，发于内心的情感,不超越道德礼仪。抒发情感，用言辞来使其显现，礼仪的教化意义，需要用事例来阐明，因此就有了赋。因此借助各种物象来说尽要说的话，直接详尽地陈述自己的情感。前代写赋的人，孙卿屈原，还稍有古诗的意思，到了宋玉就多了华而不实的弊病。《楚辞》中的赋，是赋中的上品。因此，扬雄说赋没有比《离骚》更好的了。贾谊的作品，则和屈原同类。古代诗歌中的赋，以情感意旨为主要，以事物种类为次要；如今的赋，反义事物形貌为根本，以意旨道理为辅助。以情感意旨为主要，词句省略而文章有了体例；以事物形貌为根本，言辞适当文体却不固定。文章的繁杂简略，词句的善恶，大概都是因为这个。借
助的物象过大，就与事物相隔甚远；美丽的辞藻过多，就与事物相互违背；辩驳的语言过于有标准，就会失掉文章的意旨；文章过于华丽美艳，就会与表达的情感相悖。这四种过错，是赋之所以违背了重要的义理妨害教化作用的原因，因此司马迁割弃司马相如虚浮不实的言谈，扬雄为?辞人之赋丽以淫?而忧患痛心。
《书》云：“诗言志，歌永言。” 言其志谓之诗。古有采诗之官，王者以知得失。古之诗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诗率以四言为体，而时有一句二句杂在四言之间。后世演之，遂以为篇。古诗之三言者，“振振鹭，鹭于飞”之属是也，汉郊庙歌多用之。五言者，“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多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属是也，乐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黄鸟止于桑”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多用之。古诗之九言者，“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之属是也，不入歌谣之章，故世希为之。夫诗虽以情志为本，而以成声为节；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艺文类聚》五十六）
《书》中说：?诗是用来表达人的志意的，歌是用来咏唱诗的语言的。?表达人的情感就称之为诗。古代有专门负责采诗的官员，君主以此来知晓自己的得失。古代的诗歌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代诗歌一概以四言为主要体式，偶尔有一句二句间杂在四言之中。经过后世的发展，于是就以此为一篇诗文。古诗中的三言，就如?振振鹭，鹭于飞?之类，汉代的郊庙歌多用这种形式。五言的，就如?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之类，俳谐倡乐多用这样的形式。六言的，就如?我姑酌彼金罍?之类，乐府也多用这一提示。七言的，就如?交交黄鸟止于桑?类，俳谐倡乐就是用这样的体式。古诗中的九言，就如?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之类，未被归入歌谣的章体中，因此较为稀少。诗虽然以情感意志为根本，却以形成乐声为关键；那么正音的韵律，以四言为正当，其余虽然具备曲调详备的体式，却不是正音。 《七发》造于枚乘，借吴楚以为客主，先言出舆入辇蹷痿之损，深宫洞房寒暑之疾，靡曼美色晏安之毒，厚味暖服淫曜之害；宜听世之君子，要言妙道，以疏神导引，淹滞之累。既设此辞以显明去就之路，而后说以色声逸游之乐，其说不入，乃陈圣人辨士讲论之娱，而霍然疾瘳。此因膏粱之常疾，以为匡劝；虽有甚泰之辞，而不没其讽谕之义也。其流遂广，其义遂变，率有辞人淫丽之尤矣。崔骃既作《七依》，而假非有先生之言曰：“呜呼！扬雄有言，‘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孔子疾“小言破道，斯文之簇，岂不谓义不足，而辨有余者乎！赋者，将以讽，吾恐其不免于劝也。”（《艺文类聚》五十七，《御览》五百九十）
枚乘作《七发》，借吴客与楚太子为主客，先说出入都乘坐车子疲软不能行走的损害，常住幽深的住宅、清凉的宫室，伤寒、中暑的坏处，贪图美色和安逸享乐的危害，口味浓重衣着温暖就会沉溺放纵的妨害；应当听世上见识广博君子的中肯言论、精妙道理，来疏通思虑援引指导，免去滞留、拖延的牵累。已经筹划了这样的说辞去显明取舍之道，之后又用淫声女色放纵游乐的欢愉来展开说辞，这套说辞没有功效，于是就陈说有识之士，善变之人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是非的乐趣，楚太子突然之间病得痊愈。因为这是富贵子弟经久不愈的弊病，所以对其进行纠正劝导；虽然有过于眼中的言辞，却不无讽谏的意味。流传范围不断变广，意旨不断变化，带领了辞人浮华艳丽的过错。崔骃就作了《七依》，来假借非有先生的话说?呜呼！扬雄曾说，‘不过小孩的雕虫小技’，一会儿又说‘成年人不这样做’。孔子?小而偏的言语有损道义，有涵养的人这样，难道不叫自己的信义不足，却用小而偏的言语去为辩解自己吗！赋，应当用来讽谏，我只怕它不能用来讽喻。? 扬雄依《虞箴》作《十二州十二官箴》而传于世，不具九官。崔氏累世弥缝其阙，胡公又以次其首目而为之解，署曰《百官箴》。（《书钞》原本一百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