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六 文章贬谪诗鉴赏(教师版)更新完毕开始阅读ca55e5600342a8956bec0975f46527d3250ca643
入宫廷供奉，并送往各寺庙，要官民敬香礼拜。韩愈看到这种信佛行为，便写了一篇《论佛骨表》，劝谏阻止唐宪宗，指出信佛对国家无益，而且自东汉以来信佛的皇帝都短命，结果触怒了唐宪宗，韩愈几乎被处死。经裴度等人说情，最后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责求即日上道。潮州在广东东部，距离当时的京师长安有八千里之遥。韩愈只身一人，仓促上路。走到蓝田关口时，他的侄孙韩湘匆匆赶来，来陪伴这孤苦的老人。韩愈于是写下了这首诗，悲歌当哭，送给侄孙韩湘。贬谪到潮州，对韩愈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那是何等的大起大落，更何况左迁途中还死了一个女儿。韩愈此时，悲歌当哭，慷慨激昂地写下名篇《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 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 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奏岭家何在？ 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 好收吾骨瘴江边。 “家何在”、“马不前”六字，流露出的是怎样的英雄失路之悲？末句“好收吾骨瘴江边”更是向侄孙交代后事，进一步吐露了凄楚难言的激愤之情。
此外，韩愈还作有一首七言绝句《湘中》，写的是“猿愁鱼踊水翻波，自古流传是汨罗。苹藻满盘无处奠，空闻渔父扣舷歌。”自从汉代贾谊被贬长沙写了《吊屈原赋》之后，凭借吊祭屈原来寄托失意之感，就成了迁谪诗中常见的手法。韩愈此诗别具匠心，不写凭吊，反倒写无处祭奠；典故也不直接用，象末句“渔父”几乎看不出在用典。全诗以神秘空灵的意境烘托心头的迷惘惆怅，这就更深刻地表现了世无知音的寂寞和悲凉。
四、柳宗元、刘禹锡：一生贬谪
永贞元年（805年）正月，唐顺宗李诵即位，他在东宫20年，比较关心朝政，从旁观者的角度对唐朝政治的黑暗有深切的认识，即位后就立刻重用王叔文、王伾等人进行改革。他们和刘禹锡、柳宗元等人一起，形成了以“二王刘柳”为核心的革新派势力集团。他们维护统一，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反对宦官专权。但革新遭到了掌握实权的宦官们的抵制，宪宗即位后，革新派纷纷被贬斥，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马，第二年被赐死。王伾贬为开州（四川开县）司马，不久病死。其余柳宗元、刘禹锡等六人都被贬为边远州的司马。
柳宗元与刘禹锡的政治遭遇十分近似，他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穷僻荒远的贬所度过的，但两人的思想性格却有着明显的差异。二人虽同经忧患，但刘禹锡仍然保持着倔强刚猛之气，对时弊的讥弹，对新贵的嘲讽，以及傲视困苦的昂扬奋进，虽然使他屡受打击，但毕竟令心中的郁结获得宣泄与超越。柳宗元的性格比较沉郁，而对社会人事的深思敏悟，又加深了他这种性格气质，他只能将感愤时事、自伤身世的激切与愁苦，寄托在孤傲高洁、幽峭孤直的怀抱中，但是他对那场导致自己终身沉沦的政治悲剧始终难以忘怀，因而很难超拔出来。
（一）柳宗元的怨怼忿愤
柳诗描写其贬谪中的痛苦，读来很令人震撼，如《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觇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苈墙。 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诗中以“惊风”“密雨”刻画忧患煎迫之状十分传神，这两句既可以象征险恶的政治环境，也深刻地传达了诗人饱受惊惧的心情，而“岭树”一联则描绘出远贬蛮荒之地的凄凉孤独。全诗被凄风苦雨、萧骚不宁的气氛所笼罩，传达出内心的“茫茫愁思”。确如沈德潜所说：“柳诗长于哀怨，得骚之余意。”
（二）刘禹锡的豁达明快
白居易给刘禹锡的赠诗中有“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相蹉跎”之句，他认为同僚大都得以升迁，只有刘禹锡在荒寂的和州空耗光阴。显然，他是在为刘禹锡不平，正如他在诗中所说：“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大多。”对此，刘禹锡自己却豁达得多，他在酬诗中乐观地写道：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沉舟”、“病树”，以物喻己，是他人生概括的两个物象，但诗句中却没有表露出怨尤，反而是在劝慰白居易不必为自己的人生失意和仕程失意介怀，表现为一种世事变迁和宦途谪升的豁达开朗，也一如他诗中所云，沉舟之畔，千帆竞发，病树前头，万木萌春。二十余年的谪居生活，并没有让他消沉颓伤，那是因为他亲历了人世荣辱、目睹他人宦海沉浮后早已宠辱不惊。
永贞遭贬对于刘禹锡的打击可谓是致命的，他有一百条理由怨恨、沉沦或遁世，但是诗人没有被击倒。他没有以泪洗面，灰心丧志，也没有隐逸江湖，傲啸林泉，更没有留连诗酒，嘲风弄月，甚至没有停留于呼冤叫屈，倾泄激愤，而是以豪迈乐观的态度对待生活，有悲而不哀，有怨而无悔，绝不沉沦，绝不颓废。在贬谪的诗文里，他寄情的山水是明丽清新的，他纵目洞庭，看到的是“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
刘禹锡不仅以巴山楚水二十三年的时间，刷新了中国文人遭贬期限的最高记录，而且以豪迈乐观的精神，创造了贬谪诗歌豪壮劲健的崭新风貌，打破了贬谪文学沉湎于幽怨、孤愤的套数，开辟了贬谪诗歌写作的新路径。
贬谪对士人来说绝对是一场政治悲剧，心难免被莫名的悲凉哀伤笼罩。著名文人上官仪、李峤、苏味道、宋之问、柳宗元、李德裕等都是经不起生活和心灵的双重磨难，在南方贬所赍志而殁的。就连平日里傲骨铮铮、豪气万丈的李白，一旦长流夜郎也变成了“愿结九江流，添成万行泪”的低徊。至于韩愈，更是一贬而准备就死，嘱侄孙“好收吾骨瘴江边”，只是一片凄楚。早年抨击权豪最切，“惟歌生民病”的白居易，一经贬谪，便已“面上消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躲到庐山与僧人结社唱和，诗酒度日去了。
可见，贬谪之于唐代文人，无异于灭顶之灾。要在如此巨大的生活落差中经受住生命和心灵的磨难，保持平衡乐观的心态和积极向上的精神，是非常困难的。因此，绝大多数的唐代迁谪文学作品，仍然是以“怨愤”为基调的，大体上都是凄怨的倾诉或激愤的抗争。
花无百日红，人无百日好。 再美的花经风雨都要凋零。古代读书人十年寒窗苦读，追求的是“学而优则仕”，但又有几人仕途上始终春风得意呢？ “诗人少达而多穷”，好在诗穷而后工， “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 （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 。
贬谪诗人分类
我们所接触到的贬谪诗人，屈原、柳宗元属于一类，他们个人心理承受能力较弱，几乎承受不了被贬的打击，缺乏逆境适应能力，心情抑郁、悲伤。其他如著名文人上官仪、李峤、苏味道、宋之问、李德裕等都是经不起生活和心灵的双重磨难，在南方贬所赍志而殁的。
刘禹锡，苏轼为一派，他们有较强的心理承受能力，没有被贬斥击倒，表现出旷达乐观、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刘禹锡被贬后还能在《秋词》中唱出“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的励志高歌，表现出对人生得失的超然态度。苏轼也是如此，在苏轼的词中总有一个“从想不开到想开了”的过程，仔细看看他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赤壁赋》，都是这么个思路。一开始忧愤难解，辗转难眠，而后来见到了一个优美的景物，受到感染，摈弃了一切尘累，恢复了内心的淡泊与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