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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乾隆帝文化专制政策之文字狱
【摘要】文字狱，就是由于文字缘故而构成的罪案，是封建社会没有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必然产物，也是专制皇权用以镇摄官吏、知识分子的重要手段。[1]清代的文化专制政策尤为严重，特别在乾隆皇帝时期作为文化专制政策之一的文字狱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但更多的是使得臣子们和知识分子不敢评议当时的社会问题，脱离现实，埋头于古书堆中，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造成了社会恐怖，摧残了人才，不利于优良学术学风文化传统的发展，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关键词】乾隆 文化专制政策 文字狱
乾隆皇帝姓爱新觉罗，名弘历。清康熙五十年生，嘉庆四年死（1711-1799），年88岁。他在位60年，传位于皇十五子颙琰（即嘉庆帝），又当了三年多太上皇。他是中国历代帝王中寿命最长的一个，在位时间比祖父康熙少一年而居第二，但做太上皇时仍独揽大权，因此，他实际掌握权利的时间比所有的帝王都长。[2]乾隆皇帝统治中国的六十年里，文网之密，文祸之多，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仅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与之相比要逊色得多，就是在中国古代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3]他在位时发生的文字狱对当时人们的思想、活动，以及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乾隆朝大兴文字狱的原因
处于盛世时期的乾隆时代却屡兴文字狱，有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以及乾隆本人的因素。
(一)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君主专制的需要
清朝是封建社会的末期，到乾隆时期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更加成熟和完善。清代前期经过一系列的军事政治斗争，政治上得到了统一。为了维护君主专制，加强中央集权，清初从议政王大臣会议到军机处，再到乾隆朝议政王大臣会议被撤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了顶峰。
随着君主专制的空前加强，也派生出极端残酷的文化专制政策，不断采取高压政策，来保障中央集权制度的实现。因此，从清朝建立初的顺治、康熙、雍正到乾隆时期，文字狱愈演愈烈。
(二)推崇儒家思想，加强思想控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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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入主中原后，马上接过了历代封建统治者惯用的武器——儒家王道，儒家王道政治的重要一条就是要坚持天下统一，反对分封割据，这种大一统的思想符合统治的需要，于是大力提倡尊孔读经，尊孔子为“至圣先师”。康熙曾御笔亲书“万世师表”匾额悬挂在孔府大成殿正中；雍正曾下令避孔丘之讳，改丘为邱读qi；到乾隆时期多次举行祭祀孔子的活动，同时还把宋代程朱理学，抬到与孔学同样的地位，尊孔学和程朱理学为正统，一切文化学术活动必须以孔学和程朱理学为标准，不能有违背之意，否则就是“犯禁”，难逃文字狱的罗网。
(三)乾隆帝本人对汉人的猜忌和恐惧
在清初，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相互交织，加上清初汉族知识分子的不合作态度，使得统治者对汉族反清思想的防范意识发展到了病态的猜忌和恐惧，而这一思想在乾隆身上得以继承和发展。十八世纪的中国，汉族人口依然占据着古老帝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满族以极少数人统治着古老的帝国，他们存在着随时被占绝对人口的汉族消化掉的危险，”[4]因此十分恐惧，于是乾隆皇帝要用文字狱来继续泯灭汉人的民族意识，消灭不利于统治的因素，通过精神上的禁锢和文化意识上的阉割来软化一个民族的骨骼，从思想文化上将统治纳入他的统治轨道上。乾隆朝发生的一系列文字狱案件恰恰表明了他对汉人的猜忌和恐惧，于是千方百计的采取措施寻找借口进行思想文化上的扼杀。例如徐述夔（kui）《一柱楼诗》中有句“明朝期振翩，一举去清都”，乾隆认为这明显有显明朝，去本朝之意，“实为罪大恶极”， [5]徐氏父子虽死，却被锉碎尸骨，枭首示众。
(四)对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的不自信
清朝于1635年自称满洲，1636年将国号改为清。“在建国后，统治者又将过去书籍中所出现的与之有关的‘女真’字样统统删去，这些都表现出统治者对自己民族文化历史的强烈不自信”。[6]乾隆时代，清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已经空前发展繁荣，出现了“乾隆盛世”，但是“文化水平越高，汉化程度越深，对自己文化历史的不自信更是发展到了一种无法摆脱的自卑心理。他只要看到文人士子的诗文中有‘清’、‘明’、‘胡’、‘汉’、‘女真’等字样时就会非常忌讳，产生许多联想，并对此大兴文字狱，疯狂进行镇压”，[7]譬如“一把心肠论浊清”，“对明月为良友，吸清风为醉侯”，“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长明宁易得”，“今已胡妆薄汉妆”等等，诗文的作者及与其相关的人都最后被处以极刑。
二、乾隆朝文字狱之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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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即位之初的文字狱
乾隆继位之初，为了赢得人们对新政权的支持，曾经立煞雍正后期文祸蔓延之风，他首先命人把悬挂在菜市口已经几十年的汪景祺等人的头骨取下掩埋。接着又“释汪景祺、查嗣庭亲族回籍”。[8]同时还批准了刑部的建议：“今天凡告发别人诗文悖逆讥讽者，若查无实迹，一律按诬告反坐；如果呈审的官员率行比附成狱，也要按情节轻重予以惩处”。[9]如此以来，文祸蔓延的形势立刻被制住了。
在他初政的十几年，能够称得上文字狱的大概只有谢济世私撰《大学注》、《中庸疏》了，但是乾隆对此案的处理还是宽容的，最终结果只是把谢济世的著作烧毁，至于本人，乾隆认为他“为人朴直自爱，其居官操守甚好，奉职亦勤诚为圣谕可保无他”，[10]使得身家性命得以保全，且得以依旧担任湖南粮道的原官职。
这几十年间，文字狱几乎绝迹的主要原因是继位之初的乾隆对其父雍正峻急的统治方略带来的弊端有较清醒的认识。为了缓和官场中的紧张关系和汉族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继位之后便迅速调整了统治政策，为政以缓为主。再者是由于乾隆出政之际，政治形势比较平稳，各种社会矛盾相对缓和，他新掌国政，兢兢业业，惟恐出现失误，故决策谨慎而且合于实际。
（二）执政中期的文字狱
1、在乾隆十六年（1751年）文字狱高峰突起，至四十一年（1776年）有案可查的文字狱就有七十起左右，这就形成了乾隆朝文字狱高潮中的第一个高峰。最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有以下几起，伪造孙嘉淦奏稿案、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案、王锡侯《字贯》案等等。就伪造孙嘉淦案作以简单叙述。
伪造孙嘉淦奏稿案，它是乾隆朝文字狱高潮中第一个高峰的起点。乾隆十五年，社会上流传所谓孙嘉淦伪奏稿。孙曾做官至工部尚书，生性耿直，敢于犯颜直奏，因此社会上有人冒其名写奏稿，指斥乾隆“五不解十大过”（据传主要是批评他南巡扰民，奢侈浪费和赏罚不公等内容）。乾隆对此十分恼火，说“此案之诬谤朕躬，全属捏造”，[11]于是下令各巡抚、各级官员严查伪稿的炮制者和传播者。同年十一月，仅四川一省就逮捕了疑犯200多人。山东也曾发现，但巡抚以为“毋庸深究”结果被乾隆革职查办，连劝谏者也被革职服役。在续查中江南巡抚鄂容泰奏报有长淮千总卢鲁生父子传抄伪稿，在刑讯诱供中又得知南昌备守刘时达父子同谋，次年三年，卢鲁生被凌迟，刘时达等俱定秋后处决，家属连坐，对牵涉中办案不力的官员都牵连问罪。但是此案疑点颇多。乾隆帝虽没有治孙嘉淦的罪，“但是吓得孙心惊肉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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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身边哭泣的妻儿，自悔以前不该耿直敢奏，致使别人冒己名写伪奏稿，就在结案当年（乾隆十八年），孙因惊惧而死，在文字狱的威慑下，以后敢于直言进谏者更少了”。[12]
乾隆由此案得出结论，必须大力加强思想意识的控制，厉行对文化思想的专制统治政策。此案之后随即发生了一连串的文字狱案件。有因“一世天明”、“一把心肠论浊清”的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案，结果“胡中藻斩立决，其友满族功臣已故大学士鄂尔泰之侄鄂昌赐自尽，鄂尔泰也从贤良祠中撤出”。[13]有因收藏明末野史而被斩的彭家屏案，还有蔡显《闲渔闲闲录》案等等七十起左右的文字狱案频频发生，搞得朝野上下，风声鹤唳，胆颤心惊。
2、乾隆朝文字狱高潮的第二个高峰出现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到四十七年（1782年）。在短短七年间，见于记载的文字狱多达五十几起。这一时期是清代文字狱乃至中国古代文字狱的空前高峰，也是最后一个高峰。在乾隆四十二年，文字狱激增的直接原因是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的查书禁书运动。查办和销毁某种或几种禁书在清初便时有发生，但开动整个国家机器，欲将一切旧刻编的禁书搜缴销毁净尽，则是乾隆皇帝的独创。
乾隆对危及清朝统治的禁书的注意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彭家屏私藏明末野史案就开始了，彭被处死，也从此开始了大规模搜毁反清书籍运动。而且范围广，来势猛。“其搜采各书，并自挟种族之愧，不愿人以‘胡’字、‘虏’字、‘夷’字加诸汉族以外族人，触其禁讳，于是毁弃灭迹者有之，砍削篇幅者有之，至明代野史、明季杂史，防禁尤力，海内有收藏者，坐以大逆，诛戮累累”。 [14]此举导致的人才典籍损失程度可想而知。然而查缴禁书的工作并不能令乾隆满意。在乾隆39年乾隆下令全国让私家献书，以便“江登册府”。为了排除种种障碍又从四十二年起连续制造了由编纂字典引发的血腥大狱——王锡侯《字贯》案，“明朝期振翩，一举去清都”——徐述夔《一柱楼诗》案，“大道日以没，谁与相维持”的石卓槐《芥圃诗抄》案等一系列案件。
乾隆三十七年，乾隆亲自发起的修纂《四库全书》活动这一时期正在进行。《四库全书》的修纂活动，更是一场无孔不入的禁书毁书运动。“在编纂期间，乾隆出于政治目的，禁毁书籍总数，据地方官上报的数字共计2629种”。[15]据《四库全书纂修考》的作者郭伯恭统计，“全部毁书计2453种，抽毁书目402种，销毁书版目50种，销毁石刻24种，共计2629种，每种数部或数十部不等，所销毁总数至少当在十万部左右”。[16]本来编纂书籍是一种继承和发扬文化遗产的美举，但借编书之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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