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复习题 联系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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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消沉中无辜消磨着生命(《在酒楼上》);甚至“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借此“复仇”,虽“胜利”了,却又“真的失败了”(《孤独者》);“五四”时期勇敢地冲出旧家庭的青年男女,眼光局限于小家庭凝固的安宁与幸福,既无力抵御社会经济的压力,爱情也失去附丽,只能又回到旧家庭中(《伤逝》)。对人的精神创伤与病态的无止境的开掘,使鲁迅的小说具有一种内向性;它是显示灵魂的深的。鲁迅的目的正是要打破“瞒和骗”,逼迫读者与他小说的人物,连同作家自己,正视人心、人性的卑污,承受精神的苦刑,在灵魂的搅动中发生精神的变化。这样,他的小说实质上就是对现代中国人(首先是农民与知识者)的灵魂的伟大拷问,鲁迅称之为“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其实是最深刻地显示了他的小说的现代性的(注:鲁迅:《〈穷人〉小引》,《鲁迅全集》第7卷,104页)。但鲁迅揭示人的精神病态,是为了揭露造成精神病态的病态的社会:鲁迅由此而开掘出“封建社会吃人”的主题,不仅是对人的肉体的摧残,更是“咀嚼人的灵魂”(见《阿Q正传》最后的描写)。这也是显示了鲁迅的独特性的:他确实残酷地鞭打着人的灵魂,但他并不以拷问自身为目的,更从不鉴赏人的精神痛苦,也反对任何形式的忍从,他的最终指向是“绝望的反抗”:对于社会,更是对人自身的反抗。

4、《茶馆》的主人公王利发这一人物形象具有怎样的典型意义?

王利发是《茶馆》众多人物中最有光彩的艺术形象。他作为裕泰茶馆的掌柜,是贯穿全剧的重要人物。他一生经历了中国历史上的三个时代(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国民党统治时期),善于经营,为人谨小慎微,八面讨好、圆滑变通是他的经商原则和处世哲学。他从二十多岁起继承父业经营裕泰大茶馆,第一幕便点出了他在各类人物面前八面玲珑、左右逢源的商人特点,他懂得“在街面上混饭吃,人缘顶要紧”,所以处处按着父亲遗留下来的老办法处世,以为“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的喜欢,就不会出岔子”。他自以为不能改变社会,只好要求自己当“顺民”适应社会,也奉劝茶客们“莫谈国事”。他每天满脸堆笑地在官僚权贵、外国势力、地痞恶霸、特务警察中间周旋,在他们不断的搅扰和剥削下忍气吞声地做生意。他虽然精打细算,但心地不坏,只是对穷人们的苦难司空见惯,因此比较冷漠,出于商人自私的目的而很少帮助他们,如对茶馆里发生的卖儿女悲剧毫不动情,甚至规劝客人不要管这件事。但他还是个本分商人,有基本的道

德良知,希望社会安定,生意兴隆。为了使茶馆长期经营下去,王利发不但需要在待人接物方面极力讨好,而且更要顺应时代变化而不断改变经营方式,戊戌政变后他对茶馆进行了全面的改良,条凳改为藤椅,墙上的“醉八仙”大画和财神龛不时兴了,就换上时装美人、外国香烟广告。茶馆前堂卖茶,后屋改为公寓。其他的城区大茶馆全都破产停业了,他还勉为其难地苦撑着。到了晚年,眼看着茶馆完全支持不下去了,他还是不嫌丢人地准备添用女招待。正如他本人所说的那样,“改良,我老了没忘了改良。总不肯落在人家后头,卖茶不行啊,开公寓。公寓没啦,添评书!评书也不叫座儿呀,好,不怕丢人,想添女招待!我总得活着吧?我变尽了方法??该贿赂的,我就递包袱??” 他努力通过改良迎合茶客心理,希望以此挽救茶馆。但是,他的改良依然救不了茶馆,国民党党棍创办的“三皇道”公开扬言要砸他的茶馆,特务们也上门勒索敲诈,流氓开办的人贩子公司也在计划着霸占他的地盘,旧社会的黑暗势力最终吞噬了他的全部家业,这么一位“做一辈子顺民”、始终小心谨慎的王利发终于在无比绝望中自尽了。 王利发的悲惨命运充分说明在黑暗的旧社会,连一个精明能干而又委曲求全的老好人也无法生存,他的个人奋斗、“改良维新”道路在当时也是走不通的。 5、试论宗璞小说《红豆》的文学史意义及其中的江玫与齐虹这两个人物形象 ①文学史意义:a.发表于1957年,是“双百方针”提出的第二年,文艺界出现了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思想的活跃和解放,该小说是在“写真实”和“干预生活”的创作主张影响下出现的;b.是当时表现爱情生活的小说中的代表性作品。其表现爱情的特点。

②江玫:性格单纯、善良、清高、要求进步,富有同情心,政治上和思想上不断进步,在关键时刻作出了正确选择。 联系作品

③齐虹:解放前后另外一种知识分子的典型,性格上冷漠、自私;政治上厌弃群众和人民,对未来的新社会充满疑惧。 联系作品。 6、“五七”作家群与“知青”作家群比较

王蒙等“五七”作家群在80年代前期所作的这些形式技巧探索,还远远称不上是一股真正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形式上的花样出新固然带来了文坛的活力,

但在80年代初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却不曾超越当时普遍的时代主题的范畴--这些作品还是本着某种“主义”或“责任感”,要去解决社会、历史与政治的具体问题。不妨说,这一代“五七”作家所钟情的仅仅是一些肤浅的西方文学现代派的技巧,而二十世纪西方文学当中那种深刻全面的虚无及幻灭感却为他们所排斥,他们仍是满怀改造国家和集体的“豪情”与使命感来从事文学创作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们的技巧探索仅仅是为其作品打上了“风格化”、“个人化”的烙印。

现在一般论新时期知青文学,都是从卢新华的《伤痕》开始,但只是到了1982年左右,“知青文学”才被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正式命名。而此时知青文学已离开伤痕文学的控诉,走向回归乡村之路。除去知青回归潮作品中所共有的新旧两岸徘徊难决的情感外,它们最为主要的共同方向是乡村民间文化色彩的发现:像张曼菱笔下的景坡山寨风情,张承志的蒙古草原文化,史铁生幽怅的陕北信天游曲调,孔捷生的海南原始森林的荒蛮。如果再联系到以后阿城的“三王”,朱晓平的“桑树坪系列”,李锐的“厚土”系列,其文化意味就更浓郁了。与汪曾祺、陆文夫等人似乎单个人的文化意味的追求不同,知青文学的回归意向,作为一种“潮”而被言说,就更多地具有了“集体行动”的意味,更能显示出新时期文学空间转移的某种程度上的整体性意味。如果不受严格的题材限制,而以作家的身份来看的话,那些知青作家年龄段的文化意味写作就更多了。如郑义的《老井》、李杭育的《最后一个鱼佬儿》等作品。

“五七”作家群的创作仍是一种意识形态写作,而知青文学则有较多的文化意味。 7、论20年代的\自我小说\(\私小说\)创作的主要内容、特征以及历史评价。 在小说创作方面,他们大多以自己身边的生活为题材,通过对自身遭遇、坎坷命运的描写,反映对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和悲愤激越的情怀。他们虽然也反映社会生活,但其目的不在于准确地、逼真地反映社会现实,而多半是借以抒发自己的内心情怀,因而带有强烈的主观倾向和自叙传性质。郁达夫就曾说过:“至于我的对于创作的态度,说出来,或者人家要笑我,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确的。”主要特征:

1.以第一人称的写法。用感伤的笔调娓娓叙谈自己的身世,揭露和抨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对个性的束缚和心灵的摧残,是“自我小说”在创作上的一个显著的特征。

2.“自我小说”另一个主要特征是自我心境的暴露与渲泄。

3.“自我小说”的特征还表现为相当一部作品的情绪低沉,色调灰暗,形成感伤的风格。

4.创造社成员的“自我小说’的特征还表现在艺术上不以精细的客观描写取胜,而是以强烈的主观抒情见长,具有散文化、情绪化的倾向。

历史评价:小说主张再现作者的生活和内心心境,揭示个人内心隐秘和灵与肉的冲突,尤其是处在变态社会中的变态性心理,以此作为向封建旧道德和礼教宣战,同时也丰富和拓宽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创作领域,使中国现代小说出现了多姿多彩,同时为后来现代抒情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8、论80年代中期刘再复提出的\文学主体性\问题。

“文学主体性”理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再复最先阐发。其主要内容为:人的主体性分为实践主体和精神主体两个方面,前者是指人在实践过程中与实践对象建立主客体的关系,是作为一种主体而存在的,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行动的,此时的人是实践的主体;后者则是人在认识过程中与认识对象建立主客体关系,人作为主体而存在,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思考和认识的,此时的人是精神主体。“文学主体性”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发展,20世纪90年代走向衰落。由于刘再复的理论素养和哲学功底不足以及时代历史和认识水平的局限,“文学主体性”的理论尚属初步构建,其提出也只是标志着文艺学研究的重心从客体向主体、从“外”向“内”的转折,但是,随着刘再复对“文学主体性”理论的大力宣扬,“主体性”自80年代起逐渐变得通俗化并且深入人心,主体性精神从“文革”的迷失中逐步走出并走向深化,而人的主体地位也日渐得到恢复、确认。

9、论田汉早期浪漫主义剧作的艺术特色。

作为创造社有代表性的浪漫主义剧作家,作为现代戏剧艺术的奠基人,田汉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