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日 文章三峡建成后对下游河床演变的影响更新完毕开始阅读d0fcd90ce2bd960590c67737
这里有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对一般的游客来说，昔日浑黄的长江水变清，雄伟的长江三峡变成了美丽清纯的俏佳人，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是在专家的眼里，这事得两说，可谓喜忧参半。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郑守仁介绍说，三峡大坝蓄水后，库区水位抬高，流速减缓，上游进入水库的泥沙会大量淤积在库区，下泄水流含沙量减少，会加剧对坝下游河道的冲刷。三峡工程清水下泄对大坝下游河道冲刷的数量和强度，远较建库前多年平均冲刷值大，且超出了三峡工程论证与初步设计阶段的预估值。清水下泄对大坝下游河道产生冲刷，河床冲深，泄流能力增大，对堤岸的下切和侧蚀力度大幅加强。汛期遭遇同标准洪水时，水位有所降低，总体上对中下游防洪有利。但最主要的是河势调整加速，崩岸比蓄水前有所增多，产生新的险工段，威胁长江堤防安全。郑守仁院士为此专门上书温家宝总理，建议国家应立专项对此进行研究和治理。
其实，对于拦河筑坝蓄水截沙所带来利弊得失分析的分歧并不是自长江三峡大坝始。早在黄河的三门峡大坝建设中就有过激烈的争论。当年作为毛泽东主席钦定的水利工程，很多专家尽管有不同意见，但是都没有直言表达。只有不知天高地厚的黄万里和一个名叫温善章的小技术员，对大坝工程提出反对意见。黄万里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的儿子，1937年就获美国伊利诺依大学工程博士。为了坚持自己的科学主张，黄万里舌战群儒，和苏联专家、中国专家展开激烈的争论。黄万里认为：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不断向上游发展，到时候不但不能发电，还要淹掉大片土地；同时指出，黄河清只是一个虚幻的政治思想，在科学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不用说河水必然夹带一定泥沙的科学原理不能违背，就是从水库流出的清水，由于清水的冲刷力要比夹带泥沙的浊水强大，将猛烈冲刷河床，必然要大片崩塌，清水也必将重新变成浊水。黄万里说出了河水必然夹带一定泥沙的科学原理不能违背这样的真话，也是很多人听了不舒服的实话，黄万里为此付出了一辈子清贫坎坷艰难的代价。同时，他也换回了自己的尊严，换回了自己的良知。
目前，为巩固荆江大堤，解决清水下泄导致的崩岸问题，水利部门用治标方法，水下平顺抛石镇脚，水上削坡护岸，进行整治。但是这显然不是根本性解决问题的方法。
2005年，我们曾经自驾游过长江三峡，当时，来到三峡大坝的坝顶，既为雄伟的大坝自豪，既为现代工业化的发展喝彩，也隐隐地为三峡生态平衡问题担忧。整个三峡工程争执到最后已然超越了技术科学的范畴，也许这就是三峡悲剧之所在。今天我们在谈论荆江大堤的崩塌问题，让我们感到沉重的也是一个技术问题最后需要靠政治方式加以解决。如果问题光是出在技术方面，就人类的智慧而言，在科学技术已经相当发达进步的今天，总能找到适当的解决方法，只有那些掺杂了更多政治因素的技术问题解决起来难度更大。有关部门虽然没有封杀了长江荆江段堤坝崩塌的消息，但是对三峡大坝清水下泄乃罪魁祸首这样的结论讳莫如深，这本身就不是一个科学的态度，在政治清明，和谐发展的今天，我们再也不要做掩耳盗铃的傻事，曲意逢迎的丑事，欲盖弥彰的蠢事了。
黄观鸿：黄万里生前控告张光斗谎言惑众 2008-05-13 15:55
黄观鸿：黄万里生前控告张光斗谎言惑众
近来中央电视二台和华商报等媒体报导什么：“著名水利专家张光斗质疑三门峡水库设计错误，主张废弃三门峡水电站”，甚至：“张光斗当年不赞成修三门峡水 库”。看到这种抄做，任何文革前清华大学的师生员工，尤其是当年清华水利系的学生，谁会认为这些报道尊重历史事实？历史事实是，先有邓子恢副总理报告亮出 “圣人出而黄河清”，后有1957年水利部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讨论会上“歌德派”“但丁派”们主张建高坝。历史事实是，在这70位全国水利专家7天讨论会 上，只有黄万里一人舌战群儒，力排众议，根本反对修坝。另有温善章提出改修低坝。最后黄提出，如果一定要修，则在坝下留底孔排沙。这段历史事实，现已板上 钉钉，记载于《三门峡工程争辩史料》上了。《三峡探索》的木兰评论质问得好：“我们不能理解为何中央台记者谈到三门峡而忽略黄万里。没有黄万里的三门峡是 不可想像的，是不完整的，也是不真实的。稍稍对三门峡有点了解的人都清楚，只要提到三门峡问题，黄万里的名字是越不过，绕不开的。中央台的经济半小时谈三 门峡而不提黄万里，不知是善意的无知还是别有用心的故意”。至于那位年事高到“其言也善”阶段的“水利泰斗”，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也许以为这些报道可以用 来蒙蔽年轻人，洗刷掉他“双院士”的历史污点，或希图混充中国的“布鲁诺”，去见牛克思。人们仿佛看到，跪在杭州岳庙前的秦桧突然站起来说，女士们先生 们，是我当年朱仙镇大破金兵，直捣黄龙府…。
案送中X纪委案一：张光斗在黄河与长江问题上的谎言惑众
（一）1957年黄河三门峡坝计划讨论情况。当时张光斗顺从苏联专家和群众修高坝，留沙库内，放出清水，继又顺从全体保留底孔不堵。
（1）下面是1957年水利部召开的三门峡坝讨论会上的部分意见。当时只有黄万里一人根本反对修筑此坝，没有一人同意黄的反对意见，只有温善章提出该 修低坝。最后黄提出留施工底孔不堵，得全体同意。后来汪胡桢执行时，苏联专家坚持其原设计堵孔。对黄的批判详见《中国水利》1957年第八期。
（2）1010黄万里的发言（未经本人校阅）
三门峡以下河道大家都不同意淤积，为什么又同意把沙淤在三门峡以上呢？
我认为现在的办法是以上游堆沙来换取下游河道的不淤。
水土保持工作即使完成了100％，清水下来还是要带沙，河床是动的现象，三门峡坝把黄河分为二大段，当然水土保持工作完成泥沙会减少了些，迳流也可能 小些，但总要带走泥沙，而淤积在上游，慢慢的造成上游地区闹水灾，等于说把现在的闹灾地位上移了几百公里，时间错后了一些，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我认为最好还是把泥沙一直排下去，上游水灾问题也能解决，三门峡水库寿命也可以延长，下游河道的冲刷问题也可以少一些，除非是真是无能为力没有办法才留在水库里面。坝下留底孔或采用其他的方法可以把沙排下去。
（3）1011张光斗的发言：（未经本人校阅）
1、清水下去有什么坏处呢？我还想不出什么坏的地方。（黄万里在此批道：其意是可以拦沙库内，只让清水出库）
现在讨论中感到未知数太多，说不出一定怎么样最妥当，有人提出排沙，我认为如果不会使下游河道淤高的话可以多排些，水库寿命也可以延长一些。拦沙排沙哪样好？排沙的话能排多少？虽然经过计算或是模型试验，都还不能使人完全信服，因此在这些方面不要把自己束缚的太死。
2、关于综合利用的看法，我认为不一定非要面面具到（不可），如果某一项化（花）不来，就可以不考虑，还是同样是综合利用。
3、问题不一定全能用计算说明的，还要靠一定的判断，在总目标之下慢慢抬高水位走着瞧，用运用中的事实修改计划，由于未知数很多，我们的工程措施也要有弹性才好。近期计划要不妨碍将来的发展。
有了计划也不一定全能照计划办，要看发展的情况而有所调整。
看上去这种想法似乎是摇摆不定，这是由于我们还不能掌握住它的规律，关于水土保持工作把握性不大，工作也非常艰巨，所以希望越早进行越好。
（二）1992年讨论长江三峡高坝时，张光斗在政协会上、人民日报上、电视发言上扯谎的情况
政协全国委员会专门委员会 简报
第十期（经济10期）
经济委员会1992年1月8日
经济委员会三峡工程问题座谈会发言之八 历史经验值得借鉴，但切记硬搬
张光斗委员说，三峡工程是个大工程，各方面有不同意见是好事，深入讨论后可以把问题搞清楚，便于领导决策。对中外历史经验，必须分析研究，虽然很值得 借鉴，但切记生搬硬套。如三门峡工程那时大多数赞成搞高坝大库，少数人不赞成。（黄万里在此批道：这是谎言，当时只有黄万里一人反对修三门峡坝，温善章一 人提请改修低坝。其他全体赞成修高坝，拥护苏联原计划。）后来证明少数人对，而多数人错了。但三门峡的经验教训不能硬搬到三峡来，认为在三峡问题上也是多 数人错而少数人是对的，要分析研究。更不能认为那时对三门峡工程持错误意见的人，今天对三峡工程的观点也不对。我那时是反对修高坝大库
的，（黄万里在此批 道：这是谎言，张光斗和全体都赞成修高坝，只温善章一人提议该修低坝。）赞成设大量底孔，（黄万里在此批道：最后黄万里提议留排水洞不堵，全体赞成，最后 苏联专家坚持原议。并非张光斗一人赞成。）意见是对的。但不能说我现在对三峡工程的意见也是对的，要分析研究。……（余略） 后记
清华大学水利系出了两个极端人物，黄万里与张光斗。
张光斗教授自解放至今54年，历次运动非但毫发未损，且节节高升。君不见，57年颂黄河清顺从苏联专家起家，中苏分裂立马反修战士，大跃进时经周总理 介绍入党，是清华有名的红色教授，文革起紧跟四人帮，成了反17年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积极分子，文革后摇身一变，狠批四人帮更加红的发紫，改革开放，披两 院院士顶戴，任三峡大坝总顾问，自授百万大奖，如今“水利泰斗”东施效颦亲民有加，电视上为民请命，露一副比渭河百姓还苦的哭像[2]。
黄万里教授解放后的1950年任东北水利局任顾问，期间甚不得志。2001年夏家父病重，我从美国赶回伺候时他还对我讲：“东北时，他们党内总要派个 人在你身边，使你无法放手去做，我知道无法同他们合作，才决定去唐山交大教书的”。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家父是唐山交大第一号“思想大老虎”。 当时笔者正读小学，虽眼见唐院内满是批判黄万里的漫画，听到的却是不少大学生称道家父的私语。记得一次父亲与客人说：“听说有的学生背后学我吸烟的姿势， 我知道坏了。”1953年家父到清华大学水利系教书，1957年后，突然变成了全国有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派”。现在人们知道，毁谤皆因说真话，三 门峡会反修坝。当时我在城里北京师大附中上高中，记得周末回家听到父亲激动地重复地说过：“……看谁是真正爱国的嘛！….”。这恐怕就是父亲在那70名水 利专家7天辩论会上，直犯龙鳞，浩然正气发言的袅袅余音。1957年深秋处理右派时期，我已考进北京大学数力系两个月了。我虽逃过此劫，然后面三位弟妹的 命运，就大不如我了。比我聪敏许多的二妹黄无满，在大跃进高校扩大招生的1958年，居然只考得个“二次录取”，哭哭啼啼地去大跃进年头技校“戴帽大学” 北京机械学院报到。轮到二弟黄二陶1960年考大学，接到的通知书干脆就是“未被录取”。20年之后，当二弟赴美前夕，中学班主任找他去话别时透露：“二 陶呀，当年你没考上大学，谁也不怪，只怪你的挡案里有四个字：不宜录取”。小妹黄肖路1963年考大学，更是“未被录取”了。父亲因自己当右派分子，影响 子女考不上大学，十分痛苦。当时我年轻，不理解父亲家国两难的内疚与义愤，反而怪他没争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那时三门峡败象日显，陕西泥沙日积，地方 官忍无可忍，绕过周恩来径向毛告状，毛急了：“三门峡不行就把它炸掉”[5]。1964年我已从北大毕业一年，分配在天津大学教书。一天校党委传达毛主席 “春节座谈会讲话”，毛在会上对我祖父黄炎培说：“你儿子黄万里的诗词我看过了，写得很好，我很爱看”。我一听，喜出望外，心想这回父亲的“帽子”摘定 了。我从天津赶回北京告诉父亲这个“好消息”，父亲说：“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是上边通过你大大（祖父）要我写个检讨，交上去”。这本是父亲“摘帽”的大 好机会，他却附诗赋词上书毛，说三门峡问题其实并无什么高深学问，而1957年三门峡70人会上，除我之外无其他人敢讲真话。请问“国家养仕多年，这是为 什么？”
黄万里教授抱憾辞世中国再无人反对三峡工程（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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