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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夹缝中求生存
——从《巴黎圣母院》中的格兰古瓦看诗歌的生存状况
南苑学校 潘月芹
《巴黎圣母院》是法国资产阶级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维克多·雨果最富浪漫主义的小说，情节曲折生动、风波迭起，人物性格夸张、个性鲜明。作者精心塑造也是历代读者津津乐道的是美丽善良、坚贞纯洁的女主人公爱丝梅拉达，道貌岸然、蛇蝎心肠的副主教克洛德，外表丑陋而内心高尚的敲钟人卡西莫多，对于逢场作戏的花花公子弗比斯也都是众口一词的唾弃和批判。但是对于爱丝梅拉达的“丈夫”皮埃尔·格兰古瓦（又译“甘果瓦”）的评判却一向寥寥。这一方面大概是由于格兰古瓦在小说中是个线索人物，对于爱丝梅拉达的命运没有直接影响，另一方面是作者对他的褒贬似乎并不十分明确，读者也就不能立场鲜明地对他加以评判。笔者从这个“流浪汉诗人”的命运中隐约窥见了欧洲封建社会诗歌的生存状况，并由此联想到我国诗歌的发展状况。
格兰古瓦在小说开头以圣迹剧作者的身份出场，他对于演出抱着极高的期望值，但由于红衣主教、卡西莫多和爱丝梅拉达的相继出场他失去了所有的观众。作者用近似于插科打诨的笔法表现了格兰古瓦的对于创作的自我陶醉以及他的心血遭遇失败之后的自嘲，借他之口道出了十五世纪法国诗人的生存状况：“身为诗人，如有什么成绩可言，只抵得上一个卖狗皮膏药的！”在奇迹宫廷为保性命他情愿加入黑话帮，但是他连当流浪汉都够不上资格，幸亏爱丝梅拉达愿意要他做“丈夫”才免于一死。在新婚之夜，他向爱丝梅拉达讲述自己的身世时说：“因为眼见自己没有一点出息，就心甘情愿当个诗人，写起韵文来了。这种职业，只要是流浪汉，谁都随时随地可以干，这总比偷东西强吧！”后来这个走投无路的诗人真的练起了杂耍。在小说最后，他遇到了他的恩师副主教克洛德，后者问起他的谋生手段，他说：“依然随时写些史诗和悲剧；不过收入最多的，还是牙齿上摞椅子叠的金字塔。”这些由诗人亲口说出的自轻之语，让笔者联想到曾经在中国大地上广为流传的“制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同样形象地揭示了精神与物质之间的错位关系。
格兰古瓦自命为诗人，但是当时的社会却没有供他以诗人的身份生存的土壤。在王权和神权的双重压迫之下，民众没有自由呼吸的空气，他们的精神状况就像鲁迅先生《阿Q正传》里未庄的人们一样，是麻木愚钝的，他们在面对真善美被送上绞刑架时也充当着“无聊的看客”；诗歌和哲学对人们的吸引力远远比
不上外表畸形的狂人教皇卡西莫多和充满青春活力的吉普赛女郎爱丝梅拉达，诗人自然也无法靠诗歌创作来养活自己。格兰古瓦善于审时度势，看风使舵，从不放弃一线生的希望，在玫瑰和面包之间总是很“明智”地选择后者。作者对他貌似极尽调侃与嘲讽，却也道尽了诗人这一身份的辛酸与无奈。
与《巴黎圣母院》所反映的十五世纪的法国封建社会不同的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诗歌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发挥了很大的“教化”功能，从《诗经》到汉乐府，再到唐诗、宋词、元曲，诗人们创造了一次又一次的辉煌。各个时代的诗人们虽则不全以写诗为生，却多少因诗而受到尊崇，即便落魄也还保留着诗人的清高，穷酸如杜甫，潦倒如柳永，在民间都不乏知音与“粉丝”，大概不至于像格兰古瓦那样沦为流浪卖艺者。
令人惋惜的是，除却上个世纪从20年代到40年代涌现的一大批新诗巨擘，如徐志摩、戴望舒、艾青、穆旦等，还有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北岛和舒婷、顾城等人为代表的朦胧诗派，现代社会的中国，诗坛已经沉寂多年。其实放眼世界，诗歌创作似乎也进入了低谷。读者群的缺失应是诗人们诗情夭折的主要原因。表面看，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经济繁荣了，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竞争压力加大，难以静下心来读诗；究其根底，是物质文明的高度繁荣带来的人文精神的荒漠化。
诗歌是语言艺术最精致的产物，是创作者情感最强烈的抒写，它需要读者纯情的投入。然而当今社会的功利主义导致人心浮躁，人们没有闲情逸致品味诗歌，空虚的心灵更喜欢快餐文化，喜欢影视剧的光影变幻，喜欢恶搞经典来刺激麻木的感官。这与《巴黎圣母院》中的民众弃圣迹剧而追随狂人教皇卡西莫多和吉普赛女郎爱丝梅拉达如出一辙。不同的是，格兰古瓦还不时把自己的诗人身份亮出来炫耀，现在的不少诗人却羞于向人承认自己写诗，因为写出的诗换不了银子，还要投入相当的真情，让世俗之人觉得难以理解。当有人公开宣称 “宁可坐在宝马上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上笑”的时候，有多少诗人因之而捂住空空的钱包低下羞赧的头颅！
有人说幸福的秘诀在于保持轻度的贫困，那是因为轻度贫困中的人更容易获得满足。过度的困窘则会使人丧失尊严，像格兰古瓦那样，在国王路易十一生杀予夺的权力面前大唱违心的赞歌来保全自己卑微的性命——我们亦曾有过那样的历史阶段，诗歌沦为政治的附庸，完全失去自由，也就失去了艺术的生命力。而过于丰裕的物质生活则会使人耽于享受，在追求物质享受的过程中，心灵因缺少滋养而枯竭，生命苍白而贫瘠。就像如今这个物化的时代，“城市化”的进程
将很多人推进“房奴”“孩奴”的深渊，如同负着重壳的蜗牛，心灵无论如何也轻盈不起来，诗歌赖以飞翔的翅膀（想象）早已折断。人们以贫困为耻，以金钱为荣，纯情的诗歌，只能游离在精神家园的边缘，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生存。
从这个角度来看，格兰古瓦比我们很多人幸运得多。他在乞丐王国的生活“穷，倒不假；苦，并不苦”，他不必面对繁难的人生命题，无须高考，不用房贷，也不担心失业和养老，只凭自己的兴趣驻足研究雕像，也随兴致创作诗歌和剧本，他“身穿破衣烂衫，专攻哲学和独立自主”，在制度的夹缝中生存并以此为乐。但是我们的现实是，物质条件越来越丰厚，精神生活越来越贫瘠，我们的诗歌已经成为文化遗产，只留下汉唐宋元的标本供我们瞻仰。
但同为诗人，雨果本人又要比格兰古瓦幸运得多。十九世纪的法国，已经从封建王权与神权的双重桎梏中解放出来，人性得到宣扬，诗歌也应运蓬勃发展；由于杰出的文学创作和英勇的政治斗争，雨果成为了法兰西的民族英雄，死后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参加葬礼的人多达200万人！
历史是螺旋式发展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下中国的社会形势只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当物质发展到一定程度，当社会体制取得更大的进步，当人们对精神世界的渴求超越对物质的依赖，我们失落的精神家园终将回归，诗歌作为最原始最质朴的抒情文体，会走出寂寞，走向繁荣，带着新的风采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来。这个过程是漫长的，也还需要我们从现在做起，在努力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追寻个性的解放，将我们的灵魂从功利场中解救出来。
我们不会像格兰古瓦那样挣扎在生活的最底层，也不必像他那样自恋而自私（他拒绝为解救对他有救命之恩的爱丝梅拉达而舍身），却应该向他学习享受当下幸福的心态，“空气啦、天空啦、清晨啦、夜晚啦、月光啦，我那些流浪汉好友啦，我们和娘儿的调情啦，巴黎的漂亮建筑有待研究啦，三大部书要写啦??”都是他活着的理由，作者的确赋予了格兰古瓦一部分诗人的气质。如此，也许我们写不出诗歌，却可以在诗歌的意境中寻得一种生活的趣味。每个人的内心，原本都是诗人。我们寻找的，是失落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