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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步青后到台湾任国防部中将参议，国策顾问，中央评议委员等，1977年在台湾逝世。
31．殉道者---人物结局之二
本文前面罗列的除马氏兄弟、父子以外的青马群龙有三十人，其中四人流亡海外，四人在青马崩溃前病亡或战亡，剩下投诚的有二十二人。留下来投诚的新老高级头目相当一部分没有好下场。这二十二人中，四人被击毙于叛乱战场，至少七人被镇压，两人死于监狱（不包括文革时期入狱的）。即投诚的二十二人中没好下场的至少有十三人。
被镇压和被投入死牢的，除了冤案外，不能完全归咎于共产党不讲信用，搞秋后算账。事情的演变极其复杂。
应当指出，在青马残部投诚后，最初共产党因于民族政策，对待青马高层人员的方式相当规范且宽大，没有一个关押，只为这些人办了几个月的学习班，期间行动相当自由。其后，象马振武、赵遂、马文鼎等高级军官都被委以西北军区参议或参谋军职，其下各级军官和士兵都有不少按其特长吸收加入解放军，如任骑兵教官等。不关押，行动自由，客观上助长了一些人的对抗心理。如果象被俘国军将领一样，一开始就关押，最后他们倒未必能走上绝路。
如前已述，搞明的，骑八旅旅长马英，原骑十四旅旅长马成贤和青马老干部马忠义和马元祥在解放军的平叛剿灭中被击毙；马良被俘后死于狱中。100师师长谭呈祥，他的新官衔是反共地下军一军军长，和老干部韩进禄、韩起禄、孟全义等在叛乱后被打得走投无路，只好再次投诚。青马主力部队应有大约二十多名团长，但建国后在文史资料上发表回忆的没有几个，而从现今出现的大量各类文字资料披露，在平叛战斗中被击毙的就不少，可见多数团长参与了叛乱。
搞暗的，应当以赵遂、杨修戎为代表了。政府方面提供的材料说，当马英叛乱时，曾担心对青马军官学习班的这些人不利，而赵遂托人带话给马英，“你事情闹腾得越大，我们越安全”。这口气跟当年毛泽东在重庆时对延安和刘邓的指示，“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一模一样。
无论反叛是搞明的还是搞暗的，结果在1950年就都已经见了分晓。但当1951年镇反运动高潮来临时，已被击垮的反叛者的厄运来了。本文前面罗列的青马高干们在“镇反”运动里“中彩”被镇压的有：韩起功、赵遂、杨修戎、谭呈祥、韩进禄、韩起禄等。另有两人韩德铭、孟全义，两人中至少有一人被镇压。
以上中，赵遂和韩德铭、孟全义没查到明文被镇压记载。但从其他材料和文字描述中可推断赵遂是这种结果。廖汉生当时的讲话中有这样的话“??如果当他们尚不能感谢人民给他这个自新之路而仍一心作恶，以人民宽大为软弱可欺，象赵遂等匪徒，为什么不给予镇压？如果不给予镇压，人民政府就将不成为人民政府了”。这段话摘自1951年5月7日《青海日报》，由此可断定，赵遂确被镇压了。
“镇反”运动确实冤杀了一些原国军将领（指在没有反叛行为的情况下被镇压）。从改革开放后有大量这类案件平反可以说明这一点。韩起功、赵遂、杨修戎三人中，韩起功有历史帐（打西路军），但最后也投诚了。即使有“历史血债”，按政策也可以不杀。但政府公告说韩在关押期间煽动暴乱。同样是政府方面提供的材料说，赵遂、杨修戎曾参与了解放初期阴谋
在西宁剧院新政权集会时搞爆炸、谋害共产党军政首脑的活动。这些情况如果属实，被镇压那就怨不得别人了。不过，这些罪名很容易是莫须有的。
另外三人，谭呈祥、韩进禄、韩起禄三人是叛乱后经与政府谈判后第二次投诚的，仅就此点来说，杀掉他们有点过了。因为谈判时肯定有承诺，或至少是表示要保障其生命的，否则谁肯投降。谭呈祥历史帐也很大，西路军和宁县屠俘他都有份。其余参加叛乱、第二次投诚的头目大概也都被镇压了，因为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们确是“待机而动”的。
镇压这些人合理性的正方观点是，当时新政权对少数民族还是比较慎重的，至今似乎没有为他们平反，可见政府至今认为有理由杀他们；其次，谭呈祥、马英等可以叛乱，当时一个“团体”的其他伙伴，赵遂、杨修戎，甚至马振武、马文鼎的心境能差到哪里？只不过是愿不愿、敢不敢公开叛乱罢了。没有根据说明他们仅仅是因共产党算旧账把他们镇压的，这些人当时明里暗里参与叛乱既有思想基础也有现实条件，而且也的确有一些言论和行为是事实。
镇压这些人合理性的反方观点是，当时的“杀”确是有比例的，当杀人的比例任务下达时，被加上罪名拉去凑数是可能的。从现今的资料看，连黄克诚标榜当时杀人慎重的湖南都有许多冤杀，有资料显示，文革后湖南对解放初期处理的起义投诚的原国军人员案件百分之七十以上给予了平反。国军将领对新政权有抵触情绪是自然的，杜聿明如此；前些时见到一分析文章说起义后的傅作义也谋算着“变天”；那么其他人又有什么奇怪的，不是还有“思想改造”吗？马继援临走时留下的那封“伺机而动”的信，给即使是没有“乱说乱动”的青马旧军官的背景，也浓浓涂上了蛰伏下来待机叛乱的色彩；加上共军与青马的历史血仇，当镇压比例分配下来时，把本不应杀的杀掉是容易发生的。
我目前只见到两起对“镇反”时期处理较高职位青马人员的平反事例，加上音乐家王洛宾算三起吧。总体讲，这些人，至少是一部分，是可不杀的。事实也是，各个地方执政官员开始往往是不愿意多杀的，否则为什么最高层要“纠正右倾”呢？而在1952年年初，高层又发文要“可杀可不杀的不杀”，可见也觉得过去一年中杀的太多了。
1952年后，共产党对国军高级将领变得很宽松，如在四川掀起巨大反叛浪潮的周迅予，王旭夫被俘后都没有杀；另一个反叛风云人物傅秉勋在抓俘过程中自杀了，但按当时西南公安部队副政委、后来的成都军区副政委郭林祥说法，即使傅秉勋被俘，也不会杀他，命长一点还能熬到1975年特赦。青马中马良1953年抓俘后只是关入监狱（后病死），被击毙的马元祥如果是被俘的估计也不会杀（马元祥抗战是有功勋的）。那么，青马那些二次招降的将领如果是在1952年后就应该活下来了。主动投诚，尽管是第二次，总比迫使解放军劳师动众、花费人力财力征伐要好吧。马元祥、马良后来死不投降，就是因为看到二次招降的青马将领和赵遂、杨修戎等都被镇压了。既便从实用主义角度来说，镇反也的确不够策略。
客观地说，旧势力的叛乱当时也闹腾得太厉害了。新政权内忧外患，因朝鲜战争原因，迫切需要迅速安定国内局势，1951年大开杀戒也是对手逼出来的。对死于非命的个人来说，命运是悲哀的，对历史来说，也是必然的。
32．悲哉马振武---人物结局之三
专讲一下马振武，不仅因为这位仁兄在兰州战役中的表现“出彩”，还在于他在青马军队里
的地位。马振武当过82军参谋长，师长，青马军官训练团教育长，和老军官关系好，少壮军官拥护他，因此马氏父子逃走后，马振武被认为是代理人，成了“第三代核心”。此外，马振武的命运和名声跌宕起伏，一直延续到他逝去的几十年后。
马振武的结局是，“1952年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1952年11月在狱中病逝。198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予以平反，恢复国民党起义（应为投诚――笔者）将领名誉。”呜呼哀哉！
马振武是唯一一个被马氏父子邀请飞逃而有所推辞的人。28日，马继援奔西宁前，与马振武在岔口驿分别。马继援要马振武一起走，马振武说，我不出去了，我没钱，也不好意思再向你们张口了。这些话被别人听到后传了出来。似乎马振武一开始就不特别想走。但后来事情的进展表明，正是那次谈话，马继援为马振武做了经河西从酒泉飞逃的安排。根据是，一是马继援到西宁后给众人交代，他走后由谭呈祥出面指挥（按理应是马振武）；二是他派自己的副官给马振武转交了三百两黄金，显然是做外逃的路费；三是在桥头就传出消息说马继援安排马振武在酒泉飞逃，后来的事实说明这条路线的确是可行的。
此外，马振武在桥头会议和随后的三角城会议都宣扬“投降主义”，什么“我们对他们父子也没有效不完的忠”，“共产党不杀，我们还是尕百姓”，有劝导大家当新政权顺民的意思，但他却使桥头会议决议（向共军交械）流产，显然是一方面要安顿或解散青马残部，一方面又不愿意自己落入共产党手里。
从马振武的种种表现来看，此人多小聪明，而少大原则，兰州战役中如此，之后他自身命运的几个关口也是如此。和马继援一起从永登走西宁飞逃，是马振武最好的出逃机会，可以轻松飞去，但他失去了。这仍然和他的小聪明有关。
本来，青马军官眷属都安在青海或临夏，而马振武的家则安在兰州。兰州战役紧张后，他对局势发展没有客观预测，对马继援撤往河西的吵嚷缺个心眼，自作聪明地将眷属按中央系国军撤退路线送到河西武威。他应该先打听一下他那些舅妈和表弟的两房媳妇去了河西没有。整个青马军官团的家属似乎只有马振武这样安排。这导致了在永登马继援邀马振武同去西宁飞逃时，他的眷属却在武威，因而他无法同马继援一起走。如果他的眷属在西宁，或兰州战役时把眷属送往西宁，他肯定和马继援一起走了。没钱不是理由，以其舅舅的财富，到海外养十个马振武都行。
所以在桥头，“第三代核心”实际上一门心思要自己溜。他向亲信部下表示他要离开部队，而“核心”属下的190师两个团长已经商量好了，坚决不让马振武离开部队，“他一走我们就没办法了”，必要时“把他看管起来”。这得到了“核心”的另一名部下、190师参谋长李少白的坚决支持。失败混乱时，青马下级比上司横。因此，马振武已经被自己的部下“关押”了，出走难度极大。马振武向“监管人员”提出“申请”，说他去武威把家眷接回来。这谎话质量低劣，蒙不了“监管人员”。
共产党“接管”了被“关押”的“第三代核心”后，应当说，对他极其重视。为安抚青马旧军政人员和稳定社会局面，为显示政治宽容，为未来的长治久安，都需要在青马群龙中树立一个统战样板。以在青马军事系统中的地位，以和马氏父子的至亲关系，马振武都是最合适的人选。此外马振武没有打西路军的包袱，共产党对他还顺眼。因此，经过学习班的短暂学
习，马振武和赵遂、马文鼎等立即“光荣参军”了，穿上了解放军军装，被解放军“招聘”为西北军区军事参议。
随后，在全国政权组建之初，青海军政委员会乃至西北军政委员会中，马振武均赫然列为民族委员会委员（西北五省40名民族委员之一）。当时对旧政权人员来说，这是很能预示未来地位的。毫无疑问，如果不节外生枝，马振武会以民主人士安然度过解放后除文革之外的各个时期。
马振武何以从共产党的坐上宾一下子成了阶下囚？是什么导致了新政权误解了他？我们不清楚马振武一案的曲折，但此案的背景和一些事情的发生对他显然极不利。一是从1949年底到次年，大量马振武昔日的伙伴和部下走上了武装反叛道路；二是赵遂、杨修戎的“反革命罪行”，以及马继援临走留下的并被追查出来的信，给整个投诚的青马军官团涂抹了“待机而动”的色彩；第三，最要命的是，马振武新疆之行拿到了马继援留给他和其他人的一笔黄金，此事后来被政府知道了。
马继援飞走前，除了将大批白银（白洋）做遣资分发下级官兵外，还对高级军官发送了一些黄金。他让自己的副官带了一笔黄金给马振武。这笔黄金分两部分，一部分82军团以上军官人人有份，团级每人一根，师级以上每人两根。这实际上是马继援对部下多年来效命疆场的酬劳和遣散费。另一部分是给马振武个人的三百两，这显然是出走路费。对后一部分黄金，“第三代核心”的两个伙伴赵遂和马文鼎很生气：都是同样卖命，待遇却天壤之别。马继援副官赶到桥头时没见到马振武，又见高级军官人不齐，又听到下级士兵扬言要抢他带的黄金，就赶紧带着黄金往新疆跑了。
马振武随解放军新疆之行是彭德怀和王震安排的，当时新疆起义还不明朗，请他去是给骑5军做工作。半路上，骑5军已经参加起义，马振武等的游说团改成了慰问团。新疆期间，马继援的副官见到了身着解放军军服的马振武，并转交了黄金。给别人的黄金马振武至少分发出去了一些。
马振武的冤情是否有其他因素和事情不得而知，但估计黄金一事有很大分量。当时新政权把马氏父子运走大批黄金，和一些黄金流失到一些军政人员手中当做一件大案调查，为此镇反中还关押甚至枪毙了一些官职不很高的青马军政人员。黄金当时是极其敏感的问题。
黄金一事被检举出来，马振武是说不清楚的。他自认为黄金是马继援托他转交的和对自己的馈赠，但新政权会这么看吗？叛乱风烟四起时，共产党可以认为这是马振武为让“娃们”“待机而动”的马继援分发叛乱经费并组织叛乱。如果他当时头脑清楚一点，把黄金交出来或许好得多，可这又不符合马振武当时的思想实际。他不会对共产党有太多的好感，况且他本有资格飞走，阴差阳错没走成，心理极不平衡，所以可能抱着先应付一下共产党、以后再寻机会出走的态度。马振武做事情不清楚，处理不好大事。对客观情势没有准确的估量，没有及时下决心当顺民，五心不定，最后输得干干净净。
最后，共产党认为他是一颗定时炸弹。大概找不出马振武直接搞叛乱的证据，或者是1952年对“反革命”们已经宽松了许多，共产党给他留了一条命，但从宣判当年就病逝于狱中的情况看，当时马振武彻底绝望了，精神完全崩溃。马振武心胸小点可能是真的，但如果把北京功德林国军高级战俘都判个死缓，恐怕也会多些当年就“狱中病逝”的。马振武两面不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