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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战争与中国东北的政治局面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36）
摘 要：1904年2月到1905年9月的日俄战争，是日俄两国为了重新分配其在东北亚尤其是中国东北的利益而进行的一场帝国主义争霸战争。这场战争以中国东北为主战场，所以中国东北遭受的战争创伤最重，本文主要论述日俄战争对中国东北政治局面的影响。
关键词：日俄战争 中国东北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9-0000-01
发生在1904年2月到1905年9月的日俄战争，是日本和沙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重新划分其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势力范围、以中国东北为主战场进行的一场侵略战争。这场战争以双方签订《朴茨茅斯合约》、重新分配其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而结束。虽然争霸国是日俄两国，主战场却在中国东北，因此中国东北地区遭受的灾难最为严重，东北地区的政治局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 东北地方领土主权的丧失
日俄开战，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清政府为了维护东北的独立和主权宣布“局外中立”：现在日俄失和用兵，朝廷较念彼此均系友邦，应按局外中立之例办理。[1]然而中国东北地区的领土主权在战中和战后都遭到了严重侵犯。
国际法规定交战国双方不得为战争目的而侵犯中立国的领土 ，但是日俄开战后两国在东北地区任意驻扎军队，侵占了东北地区大片领土。
俄方因不承认辽西为“中立区”，战争一开始就派兵进驻，清政府派兵驻扎进行反击却遭到俄国公使的威胁“自牛庄至山海关，中国如果派兵，俄先派兵三万名至北京驻守”[2]。俄方把辽西地区作为战场的要求遭到清政府的拒绝后于2月中旬发兵侵占了辽西的许多城镇。据统计俄军驻屯达到 660人，“伪称测量队之俄兵300名侵入伊犁各地，且为久居之计”[3]。其行径破坏了清政府的中立规章，面对清政府的质问俄方狡辩称不承认辽西为中立区。清政府只好派兵维护该地区中立，直到1904年5月以俄军撤出辽西八所大城、清政府派一个营常备军进驻辽西为结局。但此后不久俄军又屡次侵入该地区。 日军也无视清政府的“中立”政策，公然蔑视国际法任意侵犯东北地方主权。如1905年12月13日，日本官军马队二百余人未向清方通报就违规进入辽西彰武县，还肆无忌惮地住在当地民户家中。[4]此种例子数不胜数。随着战争形势朝着利于日本的方向转化，俄军撤出辽西地区却被日本进驻，中国在该地区的中立得而复失。
日俄两国虽然表面上称“尊重”中国的主权，但实际上并未表现出丝毫的诚意，充分暴露了其侵略本性。不仅在交战中两国侵犯中国东北的领土主权，就是在战后两国也未停止对中国东北领土主
权的侵略。
1905年8月日俄和谈正式开始，中国作为主权所有者理应加入，清政府也曾于1905年7月6日向日俄及其他列强发出照会要求参与和谈。然而日俄两国却无视清政府的声明，于1905年9月5日私下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中国本可以失而复得的领土主权又一次失去了：俄国在中国旅顺口、大连湾并其附近领土及领水的租借权内一部分的一切权利都转移给了日本政府，库页岛南部及其附近一切岛屿、并各该处的一切公共营造物及财产主权永远让给了日本政府。
二 东北地方防卫的加强
日俄战争使中国东北丧失了诸多领土主权，这种特殊的局面使得清政府不得不做出反应。日俄战前，清政府在东北三省设置的官职职权相互交叉，造成了各自为政的局面。而战争中两国在东北竞相蚕食鲸吞的局面，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为了避免东三省沦为日俄的殖民地，清政府开始采取挽救措施。
1905年5月清政府任命赵尔巽为盛京将军，同时裁撤了盛京五部；6月清政府下诏裁撤奉天府尹改设奉天知府；盛京五部、府尹的事务均归将军统管。由此提高了将军的职权，也有利于清政府加强控制。
1906年底载振与徐世昌奉命对东三省进行详细考察后向清政府上了《密陈考察东三省情形折》，并提出了建立行省制度的必要性。
清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并于1907年4月下诏，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在奉天、吉林、黑龙江各设巡抚一名。诏令指出：“东三省吏治因循，民生困苦，函应认真整顿，以除积弊而专责成盛京将军著致为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随时分驻三省行台，增设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巡抚，并以徐世昌补授东三省总督，唐绍仪补授奉天巡抚，朱家宝署理吉林巡抚，段芝贵署理黑龙江巡抚……及用副委任，其应如何分设职司之处，著该督等妥议具奏。”[5]于是徐世昌等遵照东三省新官制奏请清政府，拟“分别成立奉天、吉林、黑龙江行省公署，以总督为长官，巡抚为次官。”[6] 将军制的废除、东三省行省制度的正式建立，使清政府对东三省的控制加强，也使东三省与内地的联系密切，有利于抵制日俄侵略。
三 清政府对东北外交政策的调整
日俄战争暴露了日俄两国的侵略野心，也促使清廷开始加强警惕。清政府对内采取措施加强防卫，对外开始调整在东北的外交政策。
日俄开战后清政府虽然宣布“局外中立”，但是依然企图借日本打败俄国进而收复东三省。湖广总督张之洞等极力主张联日抗俄，“结近缘（日本）御远患（俄国）”[7] 。但是也有部分官员反对，于是在对待日俄的策略上清政府内部分歧很大。
1905年9月签订的《朴茨茅斯和约》私下将沙俄在南满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