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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大运动最终都遭到了镇压，它所留下的教训也是深刻的，那就是没有科学的革命理论的指导，无产阶级的斗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因此，创立一种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上的革命理论就成为工人阶级的迫切需要。
与工业革命的影响相媲美的另一场政治大革命——法国大革命给19世纪的政治生活世界同样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法国大革命并不是西方近代史上的唯一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发生于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和1776年的美国独立战争同样属于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不过，法国大革命的意义要重要得多，其影响也深远得多，也只有它被冠以“大革命”的头衔。霍布斯鲍姆在分析这一现象的时候指出，有以下三个主要原因使得法国大革命是如此之重要：首先，它爆发在当时欧洲势力最强大、人口最众多的国家（俄国除外）；其次，和光荣革命、独立战争相比，它是真正意义上的群众性社会革命，而且比其他两场革命要激进得多，出现了雅各宾派恐怖政治，各种政治派别轮番登场，给后世遗留下了名号众多的政治意识形态——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共产主义、立宪主义、改良主义等等，左派与右派的最早区分也是始自法国大革命；最后，在同时代的所有革命中，只有法国大革命是世界性的，它所提出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随着革命的进程逐渐传播到了世界各地，直至今天依然影响着人们的政治判断。“法国大革命对所有国家而言，都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引起了1808年后导致拉丁美洲解放的起义。其直接影响远至孟加拉。”[6]
法国大革命给后人留下的一大重要遗产就是《人权宣言》。1789年7月14日，以巴黎人民攻陷巴士底狱为标志的法国大革命爆发后，8月26日，《人权宣言》正式颁布。《人权宣言》向世人昭示了以下基本原则：天赋人权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人民主权原则、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等等，这些原则共同确立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也宣告了封建君主政权的灭亡。
当时，德国的情况与英国、法国均有所不同。在政治上，19世纪前半期的德国尚处于封建邦国割据的状态，德意志民族的统一要到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之后才能实现，因此，对于19世纪前半叶的德国人来讲，尽快完成德国的统一是摆在人们面前的头等大事。不过，伴随着民族的统一进程，德国资产阶级为争取自身的政治权利和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从来也没有停止过。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法国人采取了输出革命的方式，意欲将“自由、平等、博爱”等进步的资产阶级思想大范围地传播到欧洲的其他封建国家当中去。1794年，法军占领了德意志帝国的莱茵河左岸地区，1801年，拿破仑将该地区正式并入了法国的版图，并于1813年开始在这些地区全面推行《拿破仑法典》。法国的这一系列举动虽然激起了当地德国人民的反抗，但却废除了这些地区的落后的封建领地制度和贡赋制度，贵族和教会的特权也受到了极大的削弱。除此之外，拿破仑还在占领区内大力推广法国大革命的一系列重要成果——现代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
并实行了自由贸易。所有这些，都使得法国的占领地区率先成为德意志帝国境内走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地区，并进而成为德意志帝国内资本主义发展得最好的地区。在此基础之上，现代工业资产阶级在德意志境内慢慢形成了，事实证明，这将对19世纪整个德国的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
然而，近现代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814年，拿破仑的统治垮台之后，德国进入了复辟时期。在沙皇俄国的支持下，德意志各邦国纷纷恢复了自己的封建君主统治，德国人民追求统一与自由的运动遭到了各邦国君主的打击。德国工商业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制定一部宪法，并依据宪法在全德范围内实行资产阶级代议制制度，用以取代之前各邦实际上运作的带有浓厚的封建残余色彩的等级议会制度，但这一愿望迟迟不能实现。当时，莱茵兰地区是德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资产阶级的势力在莱茵兰地区也是发展得最为迅速和强大的。在各种矛盾的相互激发和冲突下，到了19世纪40年代，莱茵资产阶级自由派正式形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当中经常提到的鲁道夫?康普豪森等人就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代表人物。他们提出的政治纲领的中心思想是在德国建立起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并且由普鲁士来领导这一君主立宪制国家。恩格斯对此有个评论，他说当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宣称立宪君主制是最终的、最完善的政体时，实际上是“宣布了德国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时刻即将到来”[7]。很明显，与英国、法国相比较，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起步很晚，而且德国在近代史上也没有发生过类似于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那样的资产阶级革命，原因就在于德国的资产阶级不但人数少，而且非常不集中。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主要原因要从德国内部的历史情境中去寻找。自17世纪欧洲爆发“三十年战争”以来，战争与骚乱便一直伴随着德国历史的发展，连年的争战不但大大耗损了德国的国力，而且也使德国长期处于邦国林立的状态，这种分裂状态大大阻碍了德国经济的发展，使得德国的工商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远远落后于英法两国。因此，当莱茵兰地区的工业资产阶级发展壮大之后，便成为19世纪遍及全德的“统一和自由运动”的领头羊。随着“统一和自由运动”的深入开展，德意志的革命形势也已经酝酿成熟，到了1848年，在法国“二月革命”的影响下，革命的火焰迅速蔓延到了德国，并引发了德国的“三月革命”。但是，由于普鲁士和奥地利等封建势力的镇压和国外沙皇俄国的干预，德意志革命最终失败了。
无论是对于德国，还是对于欧洲来讲，1848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在政治上，1848年革命是对拿破仑之后复辟时代的一次抗议，虽然它最后失败了，但却从许多方面冲击了欧洲的封建势力；在经济上，1848年革命之后，英国、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都发生了新的、更大规模的飞跃，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特点就是快速，欧洲迎来了一个较长时间的经济大繁荣时期。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人数众多、强大、集中而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的生存条件的演变，是
与人数众多、集中而强有力的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的发展同时进行的。”[8]因此，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无产阶级的队伍也越发壮大了起来，并逐渐形成了一股可以与现代工业资产阶级相抗衡的政治力量，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属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才真正来临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年经历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1818年—1883年），1818年5月5日出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的特利尔市。普鲁士的莱茵省是德国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因此，也是受法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文化影响比较深的地方。现代资本主义本身所固有的内在矛盾，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高度发展的地方才会非常明显地显露出来，因此，置身于德国最富庶的莱茵地区的马克思才有可能接触到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并经过自己的深入观察和细致研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之道，这正是马克思与其他生活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的思想家和社会科学家的不同之处。此外，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对于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著作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十分推崇伏尔泰、卢梭等人的人权思想，而且还深受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唯物主义思想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因此，在政治上，他主张德意志的统一以及实行代议制政府。马克思对父亲非常尊重，父亲的思想对马克思的一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837年，马克思转入柏林大学法律系学习。在此期间，马克思阅读了法律、历史、哲学等许多领域的书籍，尤其是投入了许多精力来研读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著作，并从黑格尔的逻辑学（主要是辩证法思想）和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中获得了哲学上的启发，奠定了此后理论研究的基础。1841年，马克思以一篇名为《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论文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1842年5月，马克思参加了科隆《莱茵报》的编辑工作。由于马克思的卓越才能，当年10月，他就成为了《莱茵报》的主编。在马克思的带领下，《莱茵报》越来越带有革命民主主义的倾向。马克思相继发表了《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摩塞尔记者的辩护》等多篇文章，抨击普鲁士政府的统治，捍卫农民的利益。马克思的这一系列举动引起了普鲁士当局的严重不满，1843年4月1日，普鲁士政府下令查封了《莱茵报》。马克思从这一事件中更加认清了普鲁士君主统治的反动本质，促使他坚定地走向了革命的道路。
1843年秋，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卢格一起移居巴黎，创办了一份新的杂志《德法年鉴》，继续用自己的笔进行理论研究和政治战斗。由于马克思与卢格的思想存在着分歧，该杂志只出版了一期即告停刊。虽然如此，它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马克思于1844年2月在《德法年鉴》上
发表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两篇重要的文章，这两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思想转变的完成。熟悉德国古典哲学的读者都知道，《法哲学原理》是黑格尔论述政治、法律和国家制度的代表作，典型地体现了他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马克思用唯物主义观点对黑格尔的论述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特别是批判了黑格尔在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上的唯心主义观点。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马克思首先揭示了宗教的本质及其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阐述了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同对德国的社会现实的批判的关系，指出：“对这种哲学的批判既是对现代国家以及同它相联系的现实所作的批判性分析，又是对迄今为止的德国政治意识和法意识的整个形式的坚决否定。”[9]此外，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还首次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的问题。总之，《〈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是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过程中的代表性作品。
与此同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在1844年2月的《德法年鉴》上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马克思称它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10]，该文的发表同样标志着恩格斯已经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1844年9月，恩格斯在从他父亲设在英国曼彻斯特的纺织工厂返回德国的途中，在巴黎和马克思相处了10天，经过一番深入的讨论和交流以后，他们发现彼此的观点和见解非常接近，自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开始了相伴一生的伟大合作。此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并肩战斗，陆续合作写出了《神圣家族》（1844年9月—11月）、《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1846年5月）等重量级的经典著作。这其中，《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德意志意识形态》共有两卷：第一卷，批判了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等人的唯心主义历史观，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第二卷，批判了当时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思潮，并指出了这种思潮的哲学基础和阶级本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最大贡献就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对自己的唯物史观作了系统的阐述：著作中论述了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强调了分工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论证了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市民社会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运动关系，并据此揭示了共产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以上这些论述都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最基本的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被人们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其意义是极为重大的。可惜的是，由于书报检查机关的阻扰，以及出版商对书中所批判的费尔巴哈、施蒂纳和鲍威尔等人的同情，虽经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方努力，《德意志意识形态》最终也未能出版，而流传到今天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只是一部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