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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缘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没有正式出版的这一情由,马克思于1847年发表的《哲学的贫困》就成为了公开阐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中,马克思明确提到过《哲学的贫困》在自己的思想发展历程中所占据的位置,他说:“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11]既然是论战性的论述,则必然会有论战对象,《哲学的贫困》主要是用来批判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的学说的。1846年12月,马克思读到了刚刚出版的蒲鲁东的新著《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7年1月至4月,马克思便撰写了《哲学的贫困》一文,批判了蒲鲁东的唯心史观、取消社会革命的改良主义观点和形而上学的方法论,阐发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哲学的贫困》进一步阐发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澄清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些不够确切的表述。比如,明确界定了生产力的定义,对生产力的构成要素进行了更为深入细致的分析;尤其是生产关系的概念,《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并没有确定生产关系的定义,而且生产关系也往往和社会关系、交往关系等混同使用,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文中界定了生产关系的概念,那就是人们在物质生产活动的实践中所结成的社会关系。除此之外,《哲学的贫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过程中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完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该文中,马克思比较规范地解释了劳动价值论,指出价值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而价值和价值规律都是随着商品生产的出现而出现的,也必然会随着商品生产的消失而消失。此外,马克思已经非常接近揭示出剩余价值的来源了,他认识到了工人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与他们从资本家那里所取得的工资报酬之间存在着一个差额,而这个差额则构成了资本家财富积累的来源,后来,马克思将此差额更准确地称之为“剩余价值”。还有一点,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同时,论证了阶级斗争的重要历史作用,阐述了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直接目标和最终目的,这些思想随后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更为具体、更为明确的阐发。

《共产党宣言》的写作过程——从《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到《共产主义原理》再到《共产党宣言》

1885年,恩格斯为马克思的一篇旧作《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的德文第三版的出版写了一个引言,题目叫作《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恩格斯的这一引言讲述了“第一次国际工人运动”[12]的发展历程,为后人了解《共产党宣言》的写作背景和写作过程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正义者同盟”,而“正义者同盟”的前身则是“流亡者同盟”。这里,为了更清楚了解“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来龙去脉,我们有必要从“流亡者同盟”说起。

受法国1830年爆发的“七月革命”的影响,1832年5月27日,德国南部的民主共和主义者在汉巴赫集会,要求德国的统一,并建立起民主共和政体,此次集会就是德国近现代史上有名的“汉巴赫集会”。当时的德意志联邦议会非但没有接受集会者提出的要求,而且还以完全废止集会自由、出版自由作为报复。在这种情况下,一大批的德国民主共和主义者不得不流亡到当时欧洲的革命活动中心——巴黎。1834年,侨居法国的一批德国政治流亡者建立起了一个秘密组织,该组织就是“流亡者同盟”,其领导人则是雅科布?费奈迭(1805—1871年)。“流亡者同盟”的宗旨是推翻德国的封建君主统治,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因此,“流亡者同盟”具有强烈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色彩。费奈迭还出版了一份期刊《流亡者》,用以宣传同盟的政治主张,鼓吹自由、平等、正义等等。后来,费奈迭与同盟中的另一位重要的参与人舒斯特产生了分歧。在舒斯特的领导下,“一批最激进的、大部分是无产阶级的分子”(恩格斯语)从“流亡者同盟”中分化出来,于1836年成立了“正义者同盟”。“正义者同盟”也是一个半宣传、半密谋的团体,随着“正义者同盟”的迅速发展,原先的流亡者同盟很快便销声匿迹了。

“正义者同盟”的成员大多是德国的工人和手工业者,更具体地说,“正义者同盟”的骨干主要是裁缝。1847年,在巴黎的“正义者同盟”的各个支部中,其中有两个支部的成员主要是裁缝,有一个支部的成员主要是家具工人。“正义者同盟”提出了财产公有的口号,试图以此来达到平等的结果。恩格斯曾指出,“正义者同盟”虽然由德国流亡者组成,但实际上相当于由布朗基和巴尔贝斯领导的“四季社”的德国分支。四季社奉行的是巴贝夫主义。巴贝夫主义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产生的空想平均共产主义流派,主张以密谋的方式推翻现存的政治制度,消灭私有制,建立起财产公有、人人平等的共和国。很明显,“正义者同盟”的宗旨受到了法国激进革命团体四季社的影响,这也就无怪乎当1839年5月12日四季社在巴黎发动武装起义的时候,“正义者同盟”的各个支部也都一起参加了行动,此次起义随即遭到了法国政府军的镇压,以失败而告终。布朗基等人被捕,四季社亦宣告解散,而作为四季社的德国分支的“正义者同盟”也遭到了破坏。

“正义者同盟”在法国遭到镇压之后,其活动重心转移到了英国伦敦,完成这一重心转移工作的是卡尔?沙佩尔和亨利希?鲍威尔两位德国人。他们是在被长期监禁后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的。英国的结社、集会自由大大便利了他们工作的开展,他们利用各种工人协会、歌咏团、体操协会等形式来发展自己的组织,这就使得重建起来的“正义者同盟”相比较以前而言大大地扩展了。同时,伴随着活动重心转移到伦敦,“正义者同盟”也逐渐从德国的转变为国际性质的了,除了在伦敦之外,在德国、瑞士、巴黎等地都建立起了自己的支部,而且会员中除了德国人和瑞士人之外,还有诸如荷兰人、匈牙利人、捷克人、俄

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等许多其他民族的成员。在“正义者同盟”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其缺点却也是显而易见的。恩格斯指出,“正义者同盟”所奉行的社会学说——如魏特林的共产主义[13]——本身很不确定,尤其是当批判现存社会的经济事实的时候,“正义者同盟”本身的理论准备就更不够用了。因为其成员几乎都是手工业者(裁缝),剥削他们的多半只是小作坊中的师傅,而他们本身也全都希望自己能成为小作坊师傅。因此,“正义者同盟”的会员还不能算是真正的无产者,还没有同资产阶级处于直接对立的地位。可以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加入并改造了“正义者同盟”,因为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共产主义并不是意味着凭空想象出一种尽可能完美的社会,而是意味着我们要深入理解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性质、条件和一般目的,理解阶级斗争的必然性和彻底性。

正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他和马克思并不满足于仅仅进行一般性的学术研究,而是亲身加入到政治运动的行列中去了,他们与英国宪章派、布鲁塞尔民主派、法国社会民主派等许多激进的政治组织均取得了广泛的联系。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与“正义者同盟”保持着通讯联系,并时时注意运用自己的理论宣传来影响会员的观点。终于,“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逐渐认识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的正确性,遂决定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正义者同盟”的活动。

1847年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了约瑟夫?莫尔的邀请,正式加入了“正义者同盟”。1847年6月2日到6月9日,“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并正式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由此,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成立了。改组后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取消了之前“流亡者同盟”、“正义者同盟”时代的密谋特点,整个组织架构由各支部、区部、总区部、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构成,组织的人事任免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各个委员会都由选举产生并且随时可以罢免。恩格斯代表巴黎支部出席大会,并起草了一份纲领性的文件——《共产主义信条草案》。马克思则由于经济情况不允许而未能参加此次大会。《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致同盟盟员的通告信》、《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一起于1968年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家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马尔滕斯的文稿中被发现。《共产主义信条草案》采取的是问答的形式,共由22个问题组成,在每个问题的后面恩格斯都给出了自己的解答。《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主要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共产主义者的目的以及实现该目的的途径;无产阶级的定义及其产生的历史背景;无产阶级发动革命的条件;公有制实现后是否宣布公妻制、实施什么样的教育、民族是否继续存在、对待宗教的态度,等等。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把社会组织成这样: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而实现这一目的的主要途径就是废除私有财产,代之以财产公有。当然,

财产公有的实现并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它首要的是建立在因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使生产力和生活资料无限增长的可能性的基础之上的,并且无产阶级的产生本身也是蒸汽机、纺纱机和织布机被广泛使用的结果。无产阶级为了废除私有财产,必须团结起来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并通过革命的实际行动来捍卫自己的事业。这个问题上,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任何密谋活动对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非但无益,而且有害;第二,革命本身不是随心所欲地制造出来的,它在任何地方都是各种客观实际情况发展的必然结果,不以单个的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为转移。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共产主义的实现是必然的。

大会结束后,《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同《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一起被分发到“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各个支部去进行讨论、修改,以便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最终通过纲领和章程提供参考。为此,1847年10月底,恩格斯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的基础上草拟出了另一份更臻完善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文件——《共产主义原理》,这也是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拟定的第二份纲领草案,进一步阐发了不同于魏特林空想共产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共产主义信条草案》相比,《共产主义原理》采用的也是一问一答的写作形式,总共有25个问题,其中有一大部分问题已经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解答过了,有些问题直接采用的是《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的答案,有些问题则做了相应的修改与补充。不过,《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也增加了一些重要的问题,这使得该文的内容更加全面,理论表述也更加谨严。在《共产主义原理》的一开始,恩格斯便明确界定了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14]这就把共产主义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联系在了一起。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是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紧密相关的,恩格斯指出:“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产生了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力的必然结果。”[15]大工业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空前大规模的资本和生产力已经大大超出了资产阶级私有制所能驾驭的程度,以致经常会引起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极其剧烈的震荡,只有废除私有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震荡非常明显地表现为“商业危机”,恩格斯解释了资本主义商业危机产生的原因:大工业的不断发展使得工业生产可以在短时间内靠不多的费用便能无限地增加起来,由于生产变得非常容易,所以大批的资本家投身于工业,生产很快就超过了人们的消费,致使生产出来的商品卖不出去,生产过剩性的商业危机就会爆发。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商业危机几乎定期地每5年或7年爆发一次,而且每一次爆发都会给工人带来极度的贫困,点燃普遍的革命热情,给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造成冲击。为了彻底铲除这些弊病,我们要么完全放弃现代的机器大工业生产(这是不可能的),要么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社会组织,在这个社会组织里,工业生产将不再由单个的资本家通过相互之间的激烈竞争来完成,而是由整个社会按照确定的计划和所有人的需要来完成。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废除私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