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三 文章01第一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理论成果更新完毕开始阅读db160379a26925c52cc5bfab
卡尔·马克思是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马克思著作是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150多年来，马克思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传遍了全球，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14个社会主义国家，世界再也不是资本主义一统天下。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开创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
马克思主义对世界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社会形态的变化，而且更深刻地表现在人们观念的变化上。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深刻性，现时代有文化的人再也不可能像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时代那样去思考问题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在人类思维的天地中，你可以赞成马克思，也可以反对马克思，但你绕不过马克思。马克思的观点已成为现时代深厚的思想文化背景。过去、现在和将来，马克思主义都是世界关注的重点。在世界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不只是中国共产党人，从欧美各国到大洋洲，从亚洲到非洲、拉丁美洲，到处都有马克思主义者。当今，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国仍然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它的生命力仍然高度旺盛。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其中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非马克思主义者）关注马克思主义是从当今全球化过程中的实际问题着眼的。他们大都力图从哲学的高度说明问题，因而十分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很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其中包括发展中国家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自己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也关注马克思主义在这些国家、特别是在中国的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为大多数人服务；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各国各民族具体实际相结合。
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实践失败之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兴高采烈，它们的思想家，以弗朗西斯·福山为代表，大肆宣扬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终结。“配合着流畅的进行曲节奏，它宣称：马克思已经死了，共产主义已经灭亡??它高呼资本主义万岁，市场经济万岁，经济自由幸甚，政治自由幸甚!”(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载《新左派评论》1994年第205期第38页)当代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思想家有理由庆幸他们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不战而胜”。但他们宣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也随之灭亡则显得过于肤浅。对此，历史和现实都会打他们的耳光。实际上，现实生活已经在打他们的耳光了。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和东欧各国并没有因为投入资本主义的怀抱而得救，至今还未完全走出危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许多根本性的矛盾一旦失去冷战大幕的掩盖，就日甚一日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们比过去看得更清楚，马克思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并没有因为反马克思主义者的喧嚣而改变，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也没有因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某些挫折而减弱。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世界范围内重新活跃起来。欧美国家一些享有盛誉的思想家的动向尤其引人注目。法国的德里达、美国的詹姆逊、英国的吉斯登、波兰的沙夫，都是在各自学术殿堂上有影响的学者。他们的背景和经历不同，但恰恰是在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崩溃之后，不约而同地走近马克思，满腔热情地研究马克思、宣传马克思、维护马克思。２０世纪末，在英国BBC举办的全球性评选活动中，马克思被评为“千年思想家之首”。这些发人深思的现象告诉人们：马克思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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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世界中，也必将活在未来世界中。
马克思生前可能没有想到，在太阳升起的东方，在长江黄河奔流不息的中华大地，他的思想会找到最好的家园。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一些地方还只是一种思想家讨论的题目，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已经是千百万人手中强大的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来认识世界，来改造世界，来创造人间奇迹。社会主义中国在东方的崛起，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巨大威力。但这不是教条式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威力，而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威力。
(2)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共产党宣言》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但直到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在中国真正传播，只有一些零碎的、片断的学术介绍。据有人考证，马克思的名字在中国最早出现，可追朔到上世纪未和本世纪初。1899年《万国公报》上第一次提到“马客思”。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的文章中提到“麦喀士，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1917年5月，《新青年》杂志才开始向中国人民介绍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的这段话精辟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特点。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不是首先从书本上获得，而是首先从十月革命活生生的事例中领悟到。在一定意义上，后者比前者更为有力。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开始传播。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得到传播并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呢？
第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反复比较作出的必然选择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沦落到深重苦难和极度屈辱的境地。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联合压迫，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成为民族灾难和人民痛苦的根源。这样，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在这两大任务中，前一个任务为后一个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因此，如何反对外国列强的侵略，摆脱封建专制的统治，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解决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问题，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为了救亡图存，中国各阶级、阶层中的志士仁人前赴后继，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希望引进一种确实能从根本上使中国摆脱落后与挨打状态的主义、学说。林则徐、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代表了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但是，帝国主义的屡屡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迷梦。即使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革命最终也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在近代中国的八十年间，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对“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救国方案报有很大的希望。康有为曾认为，西方发展资本主义，搞了300年，日本向西方学习，30年就强大了，如果中国向西方学习，并采纳日本的经验，三年就会初具规模，五年就会见成效，八年就会大见成效，十年就可以称霸，即可成为“超级”大国。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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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也主张向西方学习。但是，为什么中国人向西方学习之后，反而受西方的侵略掠夺，老师老是侵略学生呢?这就说明，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里，西方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帝国主义并不是想把中国变成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要把中国变成其商品倾销地，廉价的劳动力市场和原料供应地、理想的资本输出对象。经过近80年的艰难探索，都因为缺少正确的思想理论指导而失败了,中国的先进分子迫切希望找到一种新的思想武器，为改造中国和世界指明航向。中国是在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走资本主义道路失败之后，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真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入、传播和中国化，成为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继续向前发展的客观需要。
在十月革命以前，甚至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思想界中已经有人谈论社会主义。有一些讲社会主义的人讲的只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谈，他们自己也不认为这些空谈和现实生活有多少关联。有一些人则认为社会主义学说只是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才有现实意义，他们以为中国在发展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可以采用某些“社会主义”措施，以“预防”将来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那时，也有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学派介绍到中国来。从1899年英国传教士在《万国公报》中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和马克思的学说以来，资产阶级的维新派如梁启超和革命派如朱执信等都曾对马克思及其学说作过某些介绍。但在十月革命以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正确的阐释，也没有为人们重视。那时，中国社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条件还不成熟，这种学说没有在中国产生多大影响。
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经过五四运动，逐渐形成强大的社会思潮。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在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亲眼看到工人阶级表现出来的伟大力量。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往民间去”，到工人中去开办学校、组织工会。这些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巴黎和会的实际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1920年四五月间，《东方杂志》、《新青年》等刊物刊登苏俄政府发表的第一次对华宣言这个宣言宣布“废弃（沙俄在中国境内享有的）一切特权”。中国人民从苏俄政府对待中国的态度中，对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感触。这对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给予了有力的推动。因此，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的突出特点，是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逐渐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那时，各种社会主义的观点在刊物上纷然杂陈。然而，马克思主义以其先进性、科学性和革命性吸引着中国的先进分子。他们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比较，最终选择科学社会主义，先后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在五四运动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中，李大钊起了主要作用。1919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比较全面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谈政政治》一文，明确宣布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表明他已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湖南学生运动领袖毛泽东在第二次到北京期间，热心搜寻并阅读中文本的共产主义书籍，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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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周恩来、赵世炎、陈潭秋、向警予、高君宇、何孟雄、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等，也先后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一些老同盟会会员如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也在这时开始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时，西方各种社会思潮也流入中国。如：杜威的实用主义，普鲁东的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武者小路的新村主义，罗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从1919年下半年到1921年经过马克思主义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马克思主义才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这些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分子殊途同归的事实表明，认定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是他们自觉地在实践中经过反复比较作出的历史性选择。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把它当作单纯的学理来探讨，而是把它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他们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积极投身到现实斗争中去，注意同工人群众结合，同中国实际结合。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第二，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实现的阶级基础和物质力量
工人阶级是近代化大工业的产物。中国工人阶级是伴随着外国资本在华企业、早期官僚资本企业和民族资本企业这三种近代工业企业而产生发展起来的。在1914—1928年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忙于在欧洲战场上进行厮杀，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只有日本、美国的在华经济势力仍有所扩张)，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短时间内获得了相当迅速的发展，工人阶级力量也进一步壮大起来，到五四运动前夕，产业工人已达200万左右，另外还有1000多万手工业工人和店员。这时，中国工人阶级已经成为中国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
中国工人阶级的优特点。同世界各国工人阶级一样，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是最进步、最革命、最有远大前途的阶级。它既不同于和落后的经济形式相联系的农民，也不同于各种手工业的工人。它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有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除此之外，中国工人阶级还具有许多方面自身的特殊的优点：①身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革命斗争性更强更坚决。中国工人当时每天的劳动时间一般都在12小时以上，有的竟达16小时。而工资却相当微薄，中国的成年工只有外国同类工人的1/4或1/6，包身工、女工和童工还要减半。中国工人的劳动条件极为恶劣，劳动保护很少，重大事故时有发生。中国工人运动从它最初的自发的时期起，就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性质。②高度集中，有利于整个阶级的团结战斗，具有强大的战斗力。中国工人阶级主要分布在沿海、沿江的大城市(据1894年的统计，仅上海、广州、汉口三大城市的工人就占全国工人总数的76.7%，其中上海一地就占46.4%)；在行业上又集中于铁路、航运和轻工部门。③大多数出身破产农民，和广大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易于在斗争中结成亲密的联盟。有利于在工人中传播革命思想，有利于工人阶级的联系和团结，有利于组织阶级力量在斗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工人阶级的这些优点及特点，使其成为中国社会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
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以及此时形成的比辛亥革命时期更为庞大的先进知识分子群，为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客观的社会基础。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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