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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轮城市综合配套改革，这一阶段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打破旧体制，为建立新体制作准备。到1987年底，全国共有72个试点城市，这些试点城市在简政放权、搞活企业，开放市场、搞活流通，探索新的城市计划管理体制，促进科技创新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上世纪90年代，又批准常州市等55个城市为第二轮城市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这一中心，在企业改革、市场体系发育、政府职能转变和新型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进入新时期后，针对粗放型增长方式、民生社会矛盾凸显等问题，国务院先后设立了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成渝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至此，中国改革试点格局基本完成。这些试点区域在不断深化改革、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先导作用。
4.采取了以先富带后富的激励方法
如在改革初期，我国通过实行“双轨制”实现计划外资源价格的市场化配置，再以计划外部分带动计划内部分的市场化改革。又如企业产权改革中，在先稳定国有企业的情况下，优先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再以非公有制发展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在区域发展中，优先鼓励发展东部，再以东部带动中西部发展。这种改革的效果分外明显，大大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由此引发的追赶效应和带动效应使中国大地形成了上下联动、东西互助的整体发展格局。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七届三中全会，从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的“生死状”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部分人先富起来”到统筹协调发展，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必将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到新一轮更为深入的改革开放之中。
二 中国选择渐进式改革的原因
（一） 改革的理论基础
我国的改革是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邓小平都主张“渐进式”，渐进式改革是邓小平关于改革的具体策略和方法。在邓小平理论中并没有使用过“渐进”改革的概念，他经常使用的概念有“摸着石头过河”，改革是一场试验，要“走一步，看一步”，要“分步骤”、“分阶段”进行，要“一步一步来”，等等。这些提法集中起来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要一步一步地进行，就是渐进改革。中国的改革按照邓小平渐进思想的设计，以农村改革和对外开放为战略突破口，遵循由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再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序特征和结构布局渐进拓展。改革既先后有序、轻重有别，又整体配套、相互衔接。纵观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的实践活动，他安排改革的先后顺序是按照这样的思路: 即在改革的起始
阶段，暂时避开成本高、风险大、可控程度低的社会领域，而首先选择成本低、风险小、收益高，具有较高可控性且与国家的近期总任务配套性强的领域为改革的战略突破口，同时把握好不同改革步骤的时机，在条件成熟并有前期改革收益补偿和经验的情况下，再进行成本高、风险大的改革。这一时序安排和结构布局，形成了农村和城市、农业和工业、内陆和沿海、经济和政治等的良性互动、相互促进和协调发展，不仅极大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初步改变了中国的落后面貌，而且推动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的转型。实践证明，中国的渐进改革是成功的，这一方法和策略的实施取得了巨大成就。
（二） 经济环境因素
中国经济的改革过程中，由于市场化的起点太低以及基础还比较幼弱，加上转轨的双重性特点。这决定了我们的改革不能像国外有些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一样，在某些领域政府权力一次性完全退出市场，因为这样带来的结果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能有效发挥作用，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也不再发挥作用。那么，由市场环境的恶化和政府失灵带来的一些后果，民众是不一定会有清醒认识的，但民众不会去怨恨市场，而是去怨恨政府，这就是政府的责任所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成熟一个领域退出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退出，但在这个领域不能成为无政府社会，必须找到替代品，那就是通过自治性的行业协会或者非政府组织来进行自治，政府责任标准制定和宏观监管，因而走上渐进式的市场化道路。渐进式的改革同时避免了经济大的震荡，改革风险较小，成本较低，也符合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
对于中国这个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建立市场制度是一场深刻的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过程，在中国人的大脑中几乎没有关于市场制度的概念，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必然是一个逐渐摸索的过程，这也是决定我国经济改革“渐进式”模式的客观原因之一。
（三）政治环境因素
在人民思想方面，东欧国家在激进式改革之前就已近经历了几次改革意识的洗礼，使得经济转型时期人民对政治转型的探讨远远超过中国。在东欧民众的眼中，经济体制改革已经不足以满足他们的诉求，他们希望同时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能有较大的改革。而相比之下，中国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得普通民众在较长时期内形成了听从指挥、思想不越界的惯性，在言论自由依然受到限制的1978年，这样的政治诉求远远小于经济改革的诉求，使得我国民众在政治层面上保持了极大的稳定性。
在知识分子方面，由于不满与历届领导人对知识分子的待遇和地位问题，苏
联时期各成员国知识界长期处于压抑和愤怒的状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解放了扣在知识分子头上的紧箍咒，于是在叶利钦改革时期知识分子表现的尤为积极和主动，改革派中处处渗透着知识分子的理想和渴望，使得改革本身未免带有很多不客观的因素。在中国虽然在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知识分子同样遭到压抑和打击，但是十年文化时期造成的知识界思想断层使得中国在进行改革初期并没有在知识界过多地受到和苏联一样的压力，在改革方面更多的是融入了稳定的观点。
在文化方面。中国式改革也受到了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以“和”与“中庸”为基本理念的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着领导人的思维，在不确定性较强的环境下，中庸思想中秉持着理性的、现实主义的态度使得“摸着石头过河”成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典型思想表示。
三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效
（一） 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
软实力增长是近年来中国渐进式改革进程中引起国内外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日益成为衡量中国国际地位的重要指标。所谓软实力，是指一国的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国际影响力与感召力，它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理论上说，一个国家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等传统“硬实力”的增长往往与“软实力”的增长并不完全同步。但从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实践来看，以经济高速发展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为基础的软实力增长速度正在打破这一传统的思维定势，中国的制度和文化投射力显示出了与经济实力同步增长的良好态势。
（二） 为经济转型国家提供了经验
经济转轨是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现象之一。不同的转轨国家, 选择不同的模式, 呈现出不同的效果, 与实行激进式或休克式转轨路径国家相比, 中国采取的渐进式转轨在历史上首次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 正确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 利用“双轨制”把改革带来的利益调整, 限制在社会和公众可以承受的范围内,避免了过大的社会震荡, 保持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平稳地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 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和发展之路, 使国家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这是中国经济转轨成功的关键所在, 也是主要特征。另外,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果为消除人们对全球化的普遍担心, 提供了另一条道路, 即要融合全球的观念必须先积极地衡量这些观念是否适应本国的需要。当这条道路行得通时, 能够起到使本土文化特色支持经济发展的作用。例如, 中国的经济特区模式, 目前已经被世界各地所采纳, 以此既能抵减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又能利用新思想。总之, 中国经济转
型模式为发展中国家以及经济转型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 使谋求经济发展的国家能够从本国实际出发看问题以及解决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迪帕克认为, “中国正向其他国家演示成功的经济模式, 是可以给世界带来希望的最大的国家之一”。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圣保罗接受新华社记者提问时说, 中国依靠独特模式实现发展的有益经验的确值得其他国家,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借鉴。
（三）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1. 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
所有制是经济体制的基础，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条件。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过程中，我们党认真总结了以往在所有制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制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并在十五大上把这一方针确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从而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奠定了基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面临着这样一个前人所没有解决的世纪性难题，即公有制经济与市场机制的结合问题。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因而，能否实现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兼容从根本上决定着改革的方向和前途。传统的观念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对立的，是不可能兼容的。中国改革的实践否定了这种观点，中国的改革经验证明：
第一，商品关系是内生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不仅公有制经济中的乡镇经济、社团经济、合作经济和各种形式的非国有经济可以直接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即使是国有经济内部各企业之间也存在着财产关系、人力资本和经营权益上的明显差别，因而也还需要通过市场机制发生联系，受市场机制的调节。经过二十年的深入改革，我国绝大部分国有企业已经成为了独立的面向市场的经营主体，在多种经济成分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在许多关键性部门仍发挥着主导作用，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结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第二，在公有制与市场机制之间并不存在某种固定、简单和机械式的对应关系，处理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关系应当从实际出发。例如，在公共产品中，国有企业基本上是非竞争性的；在垄断性企业中，国有企业是不完全竞争的；在一般性部门和企业中，国有企业是完全竞争的。从总体上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国有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既要考虑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又要体现市场机制的要求，把计划与市场、宏观效益与微观效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其主导作用。
第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对立和排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