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日 文章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效更新完毕开始阅读df36a301168884868762d6ad
需要共同发展。各种所有制形式都是与特定的生产力相联系的，都具有相对的效率优势。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以及它们之间的需要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互竞争，可以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对于推动公有制经济的改革，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正是公有制与市场机制之间的这种兼容性，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多种所有制经济特别是非国有经济的迅猛发展。由于传统国有制存在的种种弊端，如企业难破产，工人难失业，政企难分离，历史包袱过重等，使得单纯从国有制改革入手推进市场化必然会面临很多困难。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则可以绕过这些难题，创造出比较充分的市场关系和竞争的市场环境，大大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并会对国有企业改革产生积极推动作用，大力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是渐进式改革的一个重要经验。但是，在强调非国有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的同时，绝不应当忽视国有经济在改革和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完全否定国有经济改革的意义实际上等于完全否定了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应当看到，国有经济市场化的速度较慢固然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市场化的进程，但却可以使大量经济资源特别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部门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这不仅有利于维护经济和政治的稳定，有利于控制转轨中的各种矛盾，而且能够在市场机制很不完善的情况下，通过政府的调节弥补市场的不足，克服市场的缺陷，充分发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导向作用，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而且，即使从制度创新的方面看，国有经济也不是毫无作为的。国有经济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问题甚至还很严重，但是，与传统的国有体制相比，改革后的国有制经济在适应市场机制的要求方面取得的进展是十分明显的。在商品市场上，国有企业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在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方面，国有企业的改革也有了相当的进展。由于国有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因而，没有国有经济改革的这种配合而单纯依靠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难以实现的。
2. 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
有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主要特点是：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经济改革获得了很大成功，但中国的政治体制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这一点必然会严重阻碍市场化的进程，只有实行西方式的多元政治，市场经济才能真正建立。这种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的。
实际上，早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就强调：“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980年8月，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
邓小平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政治体制的改革问题，强调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正是由于实行了一系列健全民主和法制的重大措施，才保证了经济改革的顺利推进。1985年邓小平又进一步指出，我们国内的政策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在政治上发展民主，二是在经济上进行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以来，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政治体制改革必要性在日益增强。1986年9月，邓小平就有关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进行几次重要谈话，在谈话中他明确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并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着重讨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制定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的目标和方向。因此，无论是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实践上看，中国的经济改革都没有离开过政治体制的改革而单独推进。党政分开、政企分开、行政分权、机构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这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体现，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在实践中同样取得了不容忽视的重要进展。
第一，政治结构是否合理最终只能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检验标准。实践证明，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随着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加剧，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多，政治上的相对稳定和集中，可以减少改革中摩擦和冲突引起的损耗，有利于党和政府从全局的利益出发推进改革。
第二，在政治秩序相对集中和稳定的条件下推进改革，有利于党和政府从全局的长远的利益出发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统一的协调。可以有效地组织和动员社会的各种资源和各方面的力量，排除内部和外部各种不利因素的干扰，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建设。
第三，在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稳定推进民主化更符合社会发展内在要求。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自上而下的命令型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扩大了各级基层单位的自主权，形成了独立的利益主体和利益结构以及竞争、开放和平等的社会关系，从而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渐进式改革中不同社会阶层在生产力发展的条件下通过“做大蛋糕”进行的体制调整，得到了绝大多数社会阶层的拥护，为改革的持续推进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条件。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经验证明，经济与政治、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具有极为密切的联系，需要密切配合，协调推进。在渐进式改革过程中，一方面，由于货币化和市场化在迅猛发展，另一方面，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保留，
这样就可能为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的普遍蔓延提供温床；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决策的分散化和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另一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又要求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有权威的政治结构，以维护社会的稳定，保证改革与发展的顺利进行。既要民主，又要权威；既要自由，又要集中；既要变革，又要稳定，这是中国渐进式改革面临的最深刻的矛盾。能否有效协调这些矛盾，是对渐进式改革的最大的挑战。对于这些矛盾，我们不能用限制市场化进程或牺牲党和政府的领导作用的途径来解决，而必须依赖于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协调和配合，必须在积极推进经济市场化的同时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强化人民群众对政府机关的监督和约束，从根本制度上抑制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蔓延，这样才能保证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
3. 改革的理论与改革的实践
中国的改革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组织地推动的，执政党对于改革的看法，即关于改革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改革的方向和进程。在社会主义运动中长期以来存在着这样一个尖锐的矛盾，即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还没有成熟的条件下，人们如何能够形成一种科学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并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去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另一方面，没有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践，如果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实质和目标毫无了解，那么，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还有什么意义?这个矛盾从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那天起就始终困扰着社会主义者们，社会主义运动中很多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都是由这一矛盾引起的。教条主义把理论视为神圣不变的教义，经验主义把经验视为真理的源泉，这两种片面性都是由于不能正确处理这一矛盾造成的。特别是严重的教条主义，长期以来一直束缚着人们的思想，阻碍着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更新，造成了经济社会的日益停滞，成为推进改革的最大障碍。因此，如何处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形成一种正确的指导思想，也是决定渐进式改革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正确的理论和思想只能以实践为基础，因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成了推动改革的第一面旗帜，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党的思想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政治路线，以“三个有利于”为原则的检验改革成败的标准，都鲜明地反映了中国改革中的实践理性。由于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成功地解决了理论与实践、自发性与自觉性、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矛盾，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创造出了有效的实现形式。
很多人都注意到，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具有明显的自下而上和演进主义的特点，
个人、企业和其它基层单位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进行的制度创新极大地影响着改革的进程。改革的发动虽然是自上而下的，但这不过是对社会生活中早已存在的改革要求的一种承认，改革是在统一领导下进行的，但各个具体部门、地区和单位的改革措施、内容和步骤却丰富多样；改革中提倡大胆创新，大胆试验，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自下而上的局部性试验往往引导着自上而下的全局性变革；完美的设计、精确的计算和全面的规划，往往还没有形成就被实践抛到了后面，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却具有更实际的意义。这种自下而上的改革不仅可以减少集中决策由于信息不足而导致的风险过大的危险，而且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传统体制下形成的集中的利益结构、信息结构和决策结构，反映市场机制和市场化改革的要求，调动基层单位的积极性，为改革的持续推进提供了强大动力，创造了广阔的空间，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品格。
4. 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从本质上看是一个由集中到分散、由集权到分权、由管制到自由的转化过程，这是对传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否定。中国二十年来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充分证明，市场经济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优越性，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尽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走向繁荣昌盛的必由之路。但是，在否定传统集权体制的时候，有不少人却走到另一个极端，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完全归结为经济的市场化和自由化，对于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政府调节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有不少持自由主义观点的学者认为，政府的规模越小越好，职能越少越好，政府除了保护产权，制定竞争规则以外，不应当管更多的事情，改革的指导思想应当是“大市场，小政府”。这种看法虽然对于打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它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而且存在很大片面性。实际上，判断政府优劣的标准不在于规模的大小和职能的多少，而在于它在社会整体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就市场经济而言，政府规模过大，权力过分集中，往往会导致严重的官僚主义，抑制经济和社会的活力。但政府规模也不是越小越好，从早期资本主义到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国家所承担的社会职能是越来越多了而不是越来越少了，政府的规模是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政府的强弱对于国家强盛和社会的发展来说，已经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在发展中国家中，这一点更是有着生死攸关的重要性。一个软弱无能的政府不可能打开现代化的大门，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一再证明：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才能保证国家的独立、领土完整、社会稳定、法制严明，而一个软弱的政府则必然导致国家的孱弱、主权丧失、法制松弛、社会混乱；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有效地代表公众的利益，抑制特殊集团和“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