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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史主义
路易斯·蒙特洛斯
Ⅰ
在1980年代，美国学界的文学研究开始集中于关注文学生产和文学阐释在历史、社会、政治方面的条件和结果。在时而交汇，时而冲突的视角交替出现的情况下，文本的书写和阅读，它们流通、分类、分析、教授的过程都被看着被历史性地决定着，它们反过来决定了文化产品的方式。一直被认为是自足的审美性的、学术性的问题正被重新理解，它们与社会其他话语、实践、制度紧密相连。这些多重决定的、不稳定的联系是构成了个体主体性和集体结构赖以形成的意识形态领域。
在不同程度的一致性和有效性的不同组合形式上，可称作新历史主义或文化诗学、文化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和改良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团体，在上一个十年中，正置身于重划英美文学研究的疆界、重新建构研究内容。在此，我的任务是谈谈“新历史主义”。我将这个短语用引号标明是想表明，我反对批评话语中把它当作一系列固定的、同质的教条和技术术语来表征。正如，新历史主义是它的批评家和评论家的创造。这个创造的动机和方法是我这次关注的内容之一。但是，更为主要的是，我将探讨常被归入新历史主义者之列的作品的异质、变化的维度，要把它置于我所说的决定力量形成的一个更大的场域之内。
我以简便却流于简单的方式标明的新历史主义或文化诗学、文化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共同的关注，就是确证文学与其他话语形式的联系，文本和世界的辩证关系，并把这种关系问题化。最近几年，这些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挑战了英美文学批评中占主导的新批评修辞分析和实证历史研究范式。这个挑战得以成功的条件来源各异，其中涉及的斗争各异。（布斯；W.科恩；加拉赫，《马克思主义》；维恩，《权利，政治》。）在此，我只提及三个具有普遍相关的因素。首先，学者的性别、种族、宗教或阶级、政治立场，或性取向的差异（或者是兼而有之的差异）使得他（她）们在参与所研究或教学的经典作品中惯有的文化、意识形态传统地位时的情况复杂化。而英语界已经向他（她）们敞开职业之门。被排斥、归为他者的经历很可能会引起一种对主导文化的补偿性接纳，希望被接受和同化。但是，他（她）们也可能（甚至同时）产生拒斥、对峙的态度。这种不协调的立场可能会使他（她）们拔用、评论特定的经典作品——更重要的是，拔用、评论经典中不可缺少的构成性文类和惯常的研究方法时——有更为有利的视角。第二，批评领域的转向至少始于1980年代早期，大部分学者都曾是文化上处于试验阶段、政治上动荡的1960年代时期的大学生。1970年代女权运动、女性主义风行，他（她）们大多正在摸索建立自己的职业生涯，受到社会、制度、知识界的影响很深——当然，受时代影响的总体情况因人而异，因特定的性别角色、个人观念和所处的亚群体而异。总体上，这一代批评家顺应了1980年代急剧变化的社会政治气候——他们中的有些甚至还在学界取得了舒适地位——他们作品中能与其他时代、地点的意识形态、文化政治对垒，却不敢言明作品自身的主张与决意。第三，我所说的批评模式造成了过去二十年知识界的动荡，也对其进行了反拨。这些动荡用“理论”一词概括起来，对几个学术领域的假设、常规话语提出了挑战。在我们自己这个领域，如果不是破坏，它至少震动了传统文学研究规定意识形态立场：审美、道德和本体原则。后结构主义的
理论区域处在不稳定、以不同形态交汇并相互冲突的话语区域里。他们共同分享的原则有：产生并界定意义和价值的过程的问题化；从本质、内在向历史、语境、指示之权宜模式的转变；对闭合系统、总体、宇宙的普遍怀疑。
近年来，美国的女性主义、女权运动为书写的和实践的文化批评注入了最为强大的知识、社会力量。跨学科的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引起对性别与性、社会与家庭普遍关系的话语建构以及这种建构在形成、管理具有爆破性质的社会、文化关系中的作用的关注。反过来，这种视角将不同主体的位置前景化。读者就是靠主体的位置来理解作品，来与作品中为读者建构的位置协商或将它拒绝。在过去的十年间，建构和管理性别与两性等级的女性主义话语分析在文化和历史具体特征描述上更加具体；同时，在分析中，性别与两性之间，阶级、民族话语之间的着重点在转换、变化。这些学术努力探索了女性声音在各种文学作品、戏剧作品——甚至先前对这些作品的评论中被边缘化、被压抑、被口技式模仿、被拨用的方式。它还促进了女性书写的被边缘化、被压抑的文本的复现。这些项目挑战了自由人文主义者认为文学、批评经典代表了一个包罗人类经验和表达之本质性范围的看法。通过集体采用开放的视野，把批评实践、学术策略、社会政治活动各领域相互连接，女性主义把学术、学院活动与利益、偏见、争取物质的斗争相剥离并高居其上的认识进行了祛魅化。他们为同时对知识的、职业的、社会的关注提供了一种模式。
在文学、文化研究中新近恢复的对历史、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关注，毫无疑问是对日益专业化、商业化的美国学术界及整个美国社会的日益明显的遗忘历史的特征愈演愈烈的态势的反拨。对于自己承认为人文学科工作者的人而言，首要任务就是要去除学生认为历史一去不复返的看法；要使学生们认识到他们自己即生活在历史中，历史的形式、压力在主观思维、行动、信仰、欲望中清晰可见。当然，要施行回归历史的做法不止这一种。被我们社会中“历史意识的衰退”所困扰，国家人文科学基金管理会已明确定下“通过回到过去确证我们的人文精神。我们当然知道其真义。因为我们无法通过丢掉生活的千千万万细节直达中心，拥抱生活与时代的全貌。”（切尼，《美国梦》，7版，6页）把历史归于一个由万般系列组成的简化的本质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定义实际上是在拒绝历史——通过断然拒绝各组成部分的区别，拒绝细节和本质在其中产生、改变、被挑战和被迫改变形态的复杂历史形态。新近出现的在文学研究中朝社会-政治-历史的转向的特征是，它用反反映论的视角看待文化产品，把重点从对口语作品的审美分析转向对话语实践的意识形态分析，把意义看成具体情境中、暂时性构建起来的东西。这种转向普遍关注写作、阅读、教学，把它们都看成行动的不同模式。这种学术方法关注文化、知识性产品的社会政治工具性，其本身即是社会政治实践的不同形式——尽管是高度变化，通常其意义和效用带有权宜性质。
在1986年现代语言学协会的年会主席致辞上，J.希利斯·米勒对这种文学、文化研究的普遍转向颇有不悦。在致辞中，米勒略带沮丧——且略带夸张地说：
文学研究在过去的几年中发生了一个突然的，几乎是整体性的变化，从理论作为一个方向意义变成了作为语言的意义；相应地，向历史、文化、社会、政治、制度、阶级性别状况、社会环境、物质基础方面转变了。（《胜利》，第283页）
通过这样一种程式，米勒将话语与社会范围对峙。但是，文化研究中普遍做法却是，强调两者的互相作用、共同形成：一方面，社会被认为是话语建构的；另一方面，语言的使用被认为必然是对话的，由社会和物质决定。所以费雷德里克·詹
姆逊会拨用后殖民理论中的文本理论，重新定义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他写道，物质必须，“阿尔图塞的‘缺场原因’，拉康的‘真实’——并不是文本，因为它本质上是非叙事、非表征的；更有限制性条文，那就是，除了以文本的形式，我们根本无法接触历史”。（《政治无意识》，82页）米勒将“理论”等同于被归化后的、顺应美国形式主义传统的各种解构变体。他把如此建构起来的理论看成在种族、方法论上与他嘲讽的“意识形态”—— 一种据说“称为左派和右派的结构主义者和反对者”（《胜利》，第283页）都具有的富有激情却令人失望的状态——相关联。尽管他的辩论不加区分地（但几乎不能说是无意地）将他们同学术圈里学术上、政治上反动的阵营归为一类，社会政治和历史批评中的各种模式不仅受到过去二十年理论发展的挑战和影响，还极大地参与了其定义和导向规定。其导向之一就是认为“理论”不是安静地处于“意识形态”上方，而是陷于其中。
米勒将“阅读”和文化批评，“理论”和“历史、文化、社会、政治、制度、阶级和性别条件”明显对垒的做法，不仅是对两对概念的过度简化，也是对它们接触、融合点的压制。当他们受到过度决定的、等级结构化的二元对立项这一西方思维重要传统的训练后，结构的提议和技巧就被拿来当做意识形态分析中重要的工具。德里达自己也曾说，“解构的阅读和写作不知关注?带有概念和语义色彩内容的话语。?解构实践也是，首先是，政治和制度性的实践。”（《但是，此外》，第168页）德里达那句颇有声名的警句“Il n’y a pas de hors-texte”（文外无物）马上能唤起对历史的回避，鼓励、授权人们放逐自我，追寻文本未决的快乐和（或）恐惧。但是，这个说法也可以从詹姆逊的“限制性条文，那就是，除了以文本的形式，我们根本无法接触历史”来理解。那就是，从总体上说意味着普遍存在于话语中的意识形态力量；那些旨在将话语性作品降低到本体优先的、本质论的、实证意义上事实反应的话语存在特定的意识形态力量。
传统意义上，意识形态指某个社会群体共有的观念、价值、信仰系统；近年来，这个备受争议却不可缺少的词汇开始与社会主体赖以形成、二次形成从而得以在显然有意义的社会发挥作用的过程联系在一起。在阿尔图塞的文章《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性的国家机器》所给出的程式中，“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真实生存条件的想象性关系的‘表征’”，这种表征“把个人当作臣民进行质询”。（阿尔图塞，《列宁》，第162,170页；伊格尔顿，《意识形态导论》）书写的话语对世界的表征参与世界的构建：它们参与社会现实的模式的形成，参与在表征和被表征的对象共同组成且身处其中的世界中调节作者、表演者、读者、观众到多样变化着的主体位置上。也可以这样说，我们的专业批评实践，就如我们讨论的话题一样，也是意识形态的结果。通过这句话我想说的是，它承载者批评家的价值观、信仰、经历——他或她在社会上建构起来的主体性——而且，它总会积极地——即使不能总是有意识这样，更少有前后不变的情况——为那些价值观、信仰和经验给出示例。就像任何别的一个人一样，我对文化文本的解读也会是局部偏颇的——也就是说，不可能提供一个包罗一切的描述或完整的解释；也不可能提供中立，处于我自身研究的历史之外的阿基米德点上，超然于性别、民族、阶级、年龄、职业等组成我自身变动的、可能自相矛盾的主体位置之外的理想位置上做出的描述或解释。从这个角度来看，任何类似于米勒所说的“转向于语言本身（我的强调）”申明都是——经常就是——向一种正在从“历史、文化、社会、政治、制度、阶级和性别条件”下某一位置上生成的语言的转向。
Ⅱ
在198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我试图简明地表明和审视1970年代后期起一批被称作“新历史主义者”的文艺复兴研究专家（包括我自己）写的作品中的一些理论、方法论和政治上的假设和影响。（蒙特洛斯，《》文艺复兴）此类作品的焦点在于重新描画现在被称为经典的文艺复兴文学、戏剧作品初始产生时的社会文化场域，在于不仅把它们与文学经典之外的诸多别的书写类别、书写方式相关联，还把它们与包括现代早期英格兰社会实践、政治制度在内的文化范畴相关联。（哥德伯格，《詹姆斯一世》；格林布拉特；蒙特洛斯；姆兰尼；维恩；威格汉姆）英语文学研究中主导阐释方式就是，将形式的、修辞的分析技巧同详尽阐释相对自足的“观念”或文类、主题历史相结合——就是从社会母体中抽取出来的历史。除了这些文学历史外，我们还注意到英语文学研究中另外两种对待“历史”的做法。其一是由对政治习惯的评论组成，政治习惯中的主导意识形态——社会政治合法化的不可靠的机制——被历史批评家当做道义上、学识上、审美上来讲都是理解、信仰、及社会机体内所有成员共享的连贯、稳定的世界图景的令人满意的结构。我们所说的这个阶段的经典文学通过提喻重现了时代精神栖居的清晰透明的有机形式。另一种历史实践是博览古籍式的研究成果，它将文本看作精密的密码，把虚构人物及情节放到具体的历史人物事件中去参照以寻求意义。尽管有时重犯一些早先的理想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式的历史批评的错误，却经常能把他们惊人的学术努力拨用得有效，更新的历史批评新就新在它拒绝承认“文学”和“历史”之间，“文本”和“语境”之间未经审查的区别，拒绝那种假定存在享有特权的自足个体——不管是作家或作品——处于社会或文学背景前的倾向。
在1982年的论文集导言中，斯蒂芬·J·格林布拉特既把他命名的“新历史主义”与较早的反映论的、实证主义的历史方法文学研究相区别，还与新批评的形式主义方法相区别。他评论道：“文艺复兴时的文学作品不再被认为是一组固定的与其他表达形式泾渭分明、自身具有确定意义的文本，也不再被看成是一组过去历史事实的稳定反映物。”（导言，6页）他还指出，艺术和文学的总体轮廓是由社会和历史共同描绘的：“艺术产品和别的社会产品?之间的”区别“不是内在于文本；而是由艺术家、观众和读者造成并不断重新描画的”。我们要进一步说，与艺术家、听众、读者称谓标明的位置相关的身份、期待、实践本身即由他们参与其中的话语过程“造成并不断重新描画”，这也会制约他们与文本的交流。这种交互式形成方式在托尼贝内特的“阅读程式”里得到了强调，原文是：
一种明确决定因素的努力，这些决定因素既在文本方面，也在读者方面运作，调节文本和语境的关系，把两者连接起来，为两者的积极地交流提供一种机制，在这里语境不是被表征为一套话语之外的关系而是一套既为文本生成读者又为读者生成文本的具有互文性的话语关系。…文本，读者，语境…是关系的有序话语性序列组内的不同功能。不同阅读排列…产生各自的文本，各自的读者和各自的语境。（74页） 这个概念把批评家牵涉到特定历史、体制上享有特权的读者角色中，他们的专业化但不是绝对中立的知识构成了他们要着手阐释的过去。从这个视角看来，新历史主义，或文化唯物主义，必须置于我们自己的阅读结构体内。
克里兹·格尔茨的象征性人类学对1970年代晚期和1980年代早期新历史主义或文化唯物主义的作品有显著的影响。（《阐释》；《地方性知识》；《内加拉》）格尔茨本人似乎加入了自由人文主义一方面对美国社会科学中量化的科学主义，另一方面是对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集权化理论话语的反拨。对格尔茨来说：
“文化”这个词语…意味着以符号表示的负载历史讯息的意义方式，